论文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杜拉斯的主要作品《情人》和她的主要人生经历,揭示了在中国“杜拉斯热”兴起的原因:小说《情人》的几次翻译热潮;电影《情人》在其中的推波助澜,以及一群“杜拉斯中毒者”的中国作家,他们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对杜拉斯进行了模仿和效法。但是这种热潮其实是在选择性地解读杜拉斯,而不是她的全部。中国对杜拉斯的接受,大部分是对《情人》的接受,对杜拉斯的了解,也仅仅是对杜拉斯在《情人》中的创作和表现手法的了解,而不是对杜拉斯的整个创作体系的理解,这种接受是片面的。另一方面,受了杜拉斯极端个人化书写影响的中国作家们(绝大部分是女作家),她们的作品又被以女性主义的身体书写这样一个视角介绍到法国,“美女作家”们在法国得到的认同,甚至超过很多远比她们有成就的中国现当代优秀作家。这样两种矛盾,反映的其实是同一种文学现象,在文学的译介和传播中,笔者认为存在着一种“选择性误读”:翻译和接受者会按照自身的情况(包括社会背景和个人情况等各个方面)对文学作品进行取舍性的接受。文学交流是一种跨国、跨文明的行为,而这种“选择性误读”也成为这种跨国、跨文明行为中不可忽视的现象,由于文化的差异产生的文学变异,又给不同的文化、文学打上自己不同的烙印。也就此产生了杜拉斯在中国的被误读和中国文学在法国的被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