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贺词（论文文献综述）
韩晓晔[1]（2013）在《中国新闻语言中的指称序列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既是一项新闻语言学的工作,也是一项语用学和批评语言学的工作。任何学术都是目标、问题、方法的统一。中国语言学对新闻语言的研究往往只是将其作为一种语法修辞分析的语料或是语体研究的文本加以分析,但新闻语言也是一种公共信息的传播过程,更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传播过程。新闻语言的现代性既是社会生活现代性的一种标志,更是对于社会语言生活现代性的一种型塑,新闻语言已经明显承担起为社会意识形态现代化的发展导夫先路的任务。因此,本文的基本目标是：第一,通过对于中国新闻语言中指称序列的分析,了解新闻语言在指称序列问题上的性质、类型特征及其形成动因,丰富语言学对于指称序列的认识：第二,更要通过对新闻语言中指称的序列问题的具体考察,有效地认识中国新闻语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认识中国新闻语言现代性艰难而有效的进步,认识如何推进中国新闻语言乃至整个社会语言生活的现代化、民主化、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本文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新闻语言是如何揭示着同时也型塑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具有几千年宗法制传统,当代中国正大步迈向现代化；中国的新闻生活是一个具有高度的信息垄断性,中国新闻正在发生强烈的现代变革；汉语是一种孤立语,汉语最重要的语法手段是语序,“序列”正是语序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我们选择中国新闻语言的指称序列问题,这既是一个中国当代生活中一个非常“自己”的重要问题,也是汉语研究中一个更加“自己”的问题.本文的主要方法是：以批评语言学、“新言语行为分析”、观念史学等为主要理论工具,以创刊至今的《人民日报》为主要语料来源。由此,我们从对“新闻语言”“指称序列”的重新定义出发,讨论了新闻语言学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类别,指出“新闻语言中的指称序列”就是“新闻媒体语言中由若干成员按一定维度在线性过程中排列的集合而构成的一种图式。这一图式不断的强烈反映社会意识形态也不断的重塑社会的意识形态”。由此,新闻语言指称序列应该分为两种类型：普通序列和重要序列。他们的语用规律非常不一致,前辈学者研究发现的制约汉语序列的规则,通常只适用于新闻语言中的一般序列,而重要序列则需要另加分析。现代社会是“信息爆炸”的社会,不是所有的信息都值得成为“新闻”传播,只有“目标受众最需要的”的才最有资格成为“新闻”,由此,我们必须首先分析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人物、重要地名、重要机构和重要术语等类指称序列的特征。在此基础上,首先,我们通过分析新闻语言中重要人物指称序列,考察了指称序列与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关系。指出新闻报道中多是比较僵化、死板、固定的按照官衔或者职衔的高低来排序,忽略了新闻的关联性和易读性等原则。接着,我们通过分析新闻语言中重要争议地名的指称序列,考察了指称序列与外交的主体化之间的关系。指出,对于一个国家间有争议地区的地名,究竟是称为“独岛”、“竹岛”、“独岛（日本称为‘竹岛’）”或“竹岛（韩国称‘独岛’）”,这不仅仅是如何有效地坚持新闻语言客观性的问题,也是如何准确而恰当地表达新闻立场与话语权力的问题,更是一个如何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的问题。在这部分内容中,我们分析了有争议地区地名指称形式的语用原则应该遵循“新闻客观”、“国家利益”、“语用有序”三大原则,以及“原叙转述分别”、“行为主体与行为匹配”、“间接引语直接引语分别”、“标题正文分别”等具体原则。其次,我们通过分析新闻语言中重要权力机构指称序列,考察了我国权力机构指称序列的变化与我国社会法制化进程提高的关系。再次,我们通过分析政治核心术语指称序列,考察了其变化与我国社会思想的现代化进程的关系。此外,我们还通过对新闻语言中其他的特殊序列,包括我国现代宗教的排序、各民主党派的排序以及国际事务中行为主体的指称序列的分析,考察了序列变化与生活多元化的关系。最后,我们从“新言语行为分析”和范畴化、关联理论等角度讨论制约新闻语言指称序列的动因和语用原则,对如何促进中国新闻语言的现代性提出我们的认识。并汇总出改革中国新闻语言重要指称序列的一系列建言。
傅雨飞[2]（2013）在《中日两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女性参与比较研究 ——以DSH政策比较框架为主要逻辑参照》文中研究表明公共政策制定是指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部门在充分了解公共事务的基础上,依照科学程序和既定原则确立政策目标,规划相关政策、经过可行性分析而最终选定公共政策方案的过程。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民主制度的重要维度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已经成为公民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形式。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除了能够直接反映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之外,还能够直接反映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状况。从性别平等的角度来认识,女性应该同男性一样充分享有民主权利,应该更加广泛的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女性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中心环节就是直接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环节。毋庸讳言,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在许多国家都不尽如人意。扩大女性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参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扩大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规模,提高参与效能,既是提高女性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更是提高公共政策民主化程度的途径。女性的特质决定了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具有不可代替的一面,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基石之一。扩大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规模,提高参与政策制定效能,有利于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与法制化。关于女性政治参与的研究,已经有不少卓有成效地研究成果,但将政治作为一个整体过程来论述女性参与的文献较多,而将政策制定过程作为女性政治参与的一个具体环节进行研究的文献尚属鲜见。正如政策制定过程有其特殊性一样,女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也有其特殊性。如果忽视了这些特殊性,研究女性的政治参与很难说是完善的。同时,政策制定过程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关联度远远大于一般政治过程同社会公共事务的关联度,是女性在社会公共事务中进行政治表达的最直接的载体。如果这个问题研究乏陈,将直接影响女性直接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实践。要真正实现男女平等,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男女公民在公共权力平台的平等参与。而在公共权力平台上进行平等参与的中心环节就是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因此,要真正研究男女平等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女性在政策制定中的参与行为。从参与效果来看,“当女性与男性获得同等的政治参与条件时,无论是判断公共事务、选择公共政策、还是理解认同公共利益偏好,女性的能力并不低于男性,其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潜能与男性相比处于相当水平”①。由此可以预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必将是大势所趋,随着女性在政策制定中参与范围的扩大,研究如何更好的扩大女性在政策制定中的参与也势在必行。按照古德诺的观点,政治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公共政策既体现了国家意志,但更多的是作为政府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而存在。这种表现形式也是行政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综合社会、政治、经济、人文等多种因素而产生的。从广义上说,女性的政治参与包含了政策参与,政策参与是政治参与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从狭义上说,女性的政治参与多用来指普通的女性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参与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行为,而女性的政策参与常常是指公民从各个层面上通过不同的形式积极进入公共决策领域,从而用各种方式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行为。政治参与的含意较为宏观,而政策参与的含意往往更为微观。政治参与在宏观层面上可以更加清晰地反映女性的整体利益,政策参与比政治参与能够更直接的在决策层面反映女性的具体利益。女性的政策参与能够在政策博弈和争取权益的过程中增加有利条件和实现诉求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忽略女性政策诉求甚至将其排斥在公共政策过程之外的现象。政策参与的目标虽然与政治参与一样,在于维护女性自身权益,提高女性的政治地位与决策能力,但政策参与比政治参与更加具有工具价值,能够更加深化女性的政治参与,是政治参与的一种具体化形式。由于既往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政治参与的层面,导致一些更加有针对性的政策过程往往不能被凸显甚至被忽视,最终影响女性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和自身政治地位与决策能力的提高。目前越来越多的女性公民逐渐意识到自已可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表意见,发达的信息技术又拓宽了女性政策参与制定的渠道,使女性参与政策制定变得更为便捷与简单。女性的政策参与在有效避免女性群体利益的边缘化方面具有难以代替的优势,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本文将研究的着力点放在女性的政策参与层面。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都有着长达数千年的文明史和相互交往史。相互交往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至两千多年前。徐福东渡的着名故事正是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朝。虽然难以证明其正确性,但足见两国的文明发展早就开始了互相影响的历程。鉴真东渡则是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鉴真和尚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的巨大贡献已经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着名佳话。近代以来,在各自不同的文明发展历史上,包括在女性参与政策制定的发展历史上,中日两国都积累了许多不同的经验和不同的教训。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我国是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将会对女性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带来深刻的现实影响。虽然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不同,现代化对于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作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研究日本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并将我国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与之相比较,可以对我国的政治现代化产生一定的借鉴意义。深刻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任何时候都是有益的。世界上任何两个不同国家的政治体系之间,既存在一定的相异性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由此必然存在一定的可比性。作为政治民主化范畴内的女性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同样如此。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处于政治民主化历程中的不同阶段上。比较不同民族国家包括女性参与政策制定在内的民主化进程的现状、趋势和原因,发现其中蕴含的潜在理论模式,借鉴他国的经验为本国服务,永远是公共政策比较分析中一个经久不息的研究主题,也永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快现代化建设应该坚持的正确态度。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但中国的近代却是一个充满屈辱和衰落的时代。在西方列强的蹂躏践踏之下,中华民族苦苦挣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之中,进而奋起反抗并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近代中国女性的命运也如同祖国的命运一样充满了屈辱和抗争,并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得到了真正的解放,真正开启了参与政策制定的新时代。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最深重的灾难。这个国家也曾面对过西方侵略的压力,但这种压力却通过各种改革措施而得以化解,并成功实现了近代化。后来,近代化的成果却成为军国主义的一种倚仗,导致这个国家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包括广大日本女性在内的亚洲女性也成为了其侵略扩张过程的受害者。古代日本是一个充满了蒙昧与落后的国家,中国文化对日本古代的开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启蒙教育,日本才摆脱了蒙昧与落后。当两国同样面对西方殖民风险的时候,日本是通过政治改革来摆脱危机,而中国却是通过全民族的奋起抗争和前赴后继才换来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任何女性的政策参与都摆脱不了国家发展的影响,中日两国所走过的不同道路决定了两国女性的政策参与将会有非常大的区别。这也成为了能够对中日两国女性的政策参与进行比较的前提之一。不深刻认识中国女性在国家发展中所经历的屈辱与辉煌,不深刻理解其他国家女性在政策参与方面所经过的曲折与经验,就无法懂得怎样使中国女性更加迅速地自立于世界女性之林,也无法增强我们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比较中日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虽然可以对我国女性公民的政策参与带来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借用社会性别分析、制度分析和量化分析等研究工具、以中日女性为对象进行比较研究,对中日女性公民进行政策参与的行政生态、社会环境、参与意识、参与方式、主导模式等核心过程进行比较分析,寻找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不同规律,在发扬我国的独有优势扩大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同时,也借鉴来自日本的成功经验。根据系统科学的整体性原则,世界是由关系集合而成,并不是由实物集合而成。整体性原则要求,认识世界应该从非线性作用出发,而不能一味地追求线性结果。同时,要用整体的观念来考虑问题,通过部分与部分之间、整体与部分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所形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考察来实现对于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局部把握。具体到本研究中,就意味着认识中日女性的政策参与问题不要局限在政治因素分析的层面上,而要扩展到经济、社会等多因素分析的层面上;不要停留在功能分析的层面上,而要深入到结构分析的层面上,不要停留在对于现象描述的层面上,而要归结到对于模型构建的的探索上;不要停留在对于女性自身行为的研究上,而要扩展到对其存在的行政环境、社会环境同时进行研究的层面上,这样才能相对全面的了解研究对象及其环境对其的作用。基于此,本文设计的具体研究框架由绪论和四个模块所组成。绪论部分分析了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与现实背景,探索了研究中日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然后对已有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归纳,以发现在该问题上的研究盲区。经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明确指出,目前关于女性公民政策参与的研究并不很多,而关于中日女性公民政策参与的比较研究目前在中日两国更是尚属鲜见。正是由于可资参考和借鉴的文献不多,所以选择这个研究领域明显要遇到许多高难度的“绊脚石”,但另一方面却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相对清晰的研究着力点,并为本文的创新意图提供了可以施展力度的空间。第一个模块的研究主要是进行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社会生态比较,分别分析影响中日女性参与政治与决策的历史因素,社会因素,传统文化、经济环境等。这种比较建立在如下基点上,即一个国家的公民政策参与状况与这个国家的社会生态息息相关,比较公民政策参与的社会生态,有助于从根本上寻找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行为的差异及其来自于社会方面的各种原因。梳理中日两国女性参与政治与决策的发展历史,有利于更清晰的认识中日女性在政治社会的升降浮沉,更清晰的认识中日两国女性参与政策制定的现状与历史局限,从而提出更加有针对性的政策思考。家族的行为规范是特殊生存背景下所衍生出来的一种社会功能,承担着调整家族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作用。也正是家族的这种社会功能,以特定的生活方式和关系网络的表象,掩盖了长期奴役女性,剥夺女性参与政治与决策权利的本质。研究社会生态对于女性政策参与的影响,离不开研究家族关系的作用。日本的高龄化少子化社会和中国的老龄化社会对于女性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是一种非积极的影响。影响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传统的社会分工、传统的社会道德、以及对于女性家务劳动的需求等多种因素的交织来影响公民参与政策制定。在影响女性参与政治与决策方面,无论是日本的家族制度还是中国的宗法制度,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以压迫女性并剥夺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为目的。日本的女性参与文化属于臣民依附型政治文化,而中国的女性参与文化属于积极参与型政治文化。第二个模块的研究主要是进行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社会生态比较。行政生态学是指从行政系统与行政环境相互作用的角度来分析行政现象的一门学问。本章所指的行政生态,主要着眼于分析行政运行、政府协调机制、政策审议会、政党政治、公民社会、地方自治、法制环境等因素对于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影响,目的在于了解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与行政环境的关系,确定行政生态中对于女性政策参与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增加对于一定行政生态下的女性公民政策参与过程的了解。日本是在行政运营中确立女性政策参与的地位,我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政府具体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关于女性解放和女性参与的政策主张。目前我国的政府结构强调纵向决策权力划分而忽视横向决策权力的职能整合。这种习惯容易造成一种忽视女性参与的局面。我国政府内部的协调机制还不能完全适应促进女性的政策参与。中国的知识女性利用事业单位的平台经常对于一些公共政策发表评论性的意见,而日本的知识女性则很少利用独立行政法人的平台发表此类意见。两国女性在决策咨询机构中的政策参与规模从人数比例上来看都比男性为低。两国女性在决策咨询机构中的政策参与都受到了形形色色的限制和约束,都存在如何扩大女性参与决策咨询机构的问题。中国和日本的公民社会都属于突变式发展。对参与政策制定过程而言,虽然公民社会在渐趋成长,但女性对参与政策制定的兴趣总体而言并没有同步增长。第三个模块是将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主要特征进行比较。除了研究环境对于女性政策参与的影响之外,还要研究参与主体本身所表现出的主要特征。只有从参与过程的主要特征和参与环境的主要特征两方面进行研究,才能相对全面的把握中日女性参与政策制定的不同。本章所讨论的中日女性公民在政策参与中的主要特征包括参与意识、参与类别、参与形式和参与的主导模式等。在参与意识方面,日本女性在参与政策制定中公民意识的受挫已经对于下一代女性的政策参与产生了一种挫折感的昭示。我国现代女性公民意识的建立及巩固比男性公民意识的建立和巩固更为困难。在亲公共价值的意义上,我国女性公民责任意识低于我国男性公民责任意识。日本女性现阶段的公民权利意识比较保守,必然对日本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带来一定影响。日本女性在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由于权威主义的影响导致女性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都与政党纷争的参与模式不相适应。日本女性由原来的文化素质不适应参与政策制定到开始了逐渐适应的过程。中国女性则通过对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关注度的变化检释了学历的增加对于女性政策参与意识提高的影响。提高女性的政策参与意识,并不是停留在提倡阶段或局限在政治领域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是需要切切实实的通过扩大就业在内的多种途径来提高女性的社会参与度。强加型民主得以持久的条件是必须对行政文化和传统行政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造。第四个模块主要分析国际视野下增强中国女性公民参与政策过程有效性的路径。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视野中,女性所发挥的作用与男性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些差距的产生原因,主要与我国女性参与政策过程的制度环境不完善有关。如何进行制度环境的完善和组织基础的巩固,是今后应该着重思考的问题。女性公民参与公共决策体制的改进是政治制度文明的体现,也是首先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应强化女性公民意识的塑造,从不同层面引导公民意识的形成。促使女性公民树立正确的权力意识和主人意识,并在这种意识的引导下积极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公民能力的提升,必须依靠教育以及女性自身的自我学习与完善,这是提高女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能力的必由之路。作为公民能力的一部分,拥有道德能力的女性对社会问题的认知会更加敏感和透彻。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借助社会组织进行政策参与是将参与过程组织化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互联网可以打破社会组织模式的时空界限,使得社会组织模式得到无限的拓宽,从而扩大女性公民政策参与的空间。公民社会内部女性的联系网络有利于推动女性共同价值取向的实现。在各种政策法规的修订中要有意识的向女性公民倾斜,例如首先在退休年龄、薪酬标准等具体政策方面实现男女平等,为女性的政策参与提供最基本的制度支撑。
杨博文[3]（2012）在《民革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回顾》文中研究表明民革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民革八大召开前，1992年12月13日，民革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以及民革八大的议程（草案）、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草案）、民革章程（修改草案）和修改说明（草稿）、第八届中央委
富琼英,陈佳佳,雷雪芳,田健[4]（2011）在《协会发展大事记（2009～2010）》文中研究表明2009年1月5日协会和宁夏民政厅联合主办的"爱心2008——走进宁夏"大型公益活动表彰会在银川举行。会议对自治区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心脏中心、贺兰县民政局等9个先进集体和23名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爱心2008——走进宁夏"公益活动自2005年9月启动,截至2008年年底,共救助贫困家庭病残儿童956名。1月6日协会儿童社会救助工作委员会四川社工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带着保暖内衣、外套、鞋子等物资前往北川任家坪安置点开展慰问活动,将过冬物品送到"灾区爱心助养"的孩子手上。
颜世贵[5]（2010）在《何鲁丽:有一半法兰西血统的“平民”高官》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政界庞大的官员队伍中,有一批和男人一样叱咤风云的女性。在中国的首都,有一位非共产党员的女性曾担任副市长,而这位女副市长,却有一半法兰西血统。她,就是本文的主人公何鲁丽,后来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朱玉福[6]（2009）在《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民族法制建设的成就》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法制建设工作。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民族法制建设不断发展和完善的30年,民族法制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为少数民族的权益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法制保障。经过30年的实践和发展,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依据,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干,以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主要内容,包括国务院及其各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政府制定的民族方面的法规、行政规章的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民族法规体系和监督机制。
富琼英,丁红军,陈佳佳,雷雪芳[7]（2009）在《协会发展大事记（2007～2008）》文中研究指明2007年1月9日徐瑞新会长主持召开2007年第1次会长办公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2006年协会工作总结和2007年工作计划的报告;原则通过了"关于实行会长领导下的秘书长负责制的若干规定";会议一致同意编辑两会特刊"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专辑",借此介绍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宣传社会工作。
冀业[8]（2009）在《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组织与权力运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的核心工作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会议为研究对象,通过民主性程度这一视角,对该机构在组织构建、权力运行两个主要方面进行检视。文章指出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委员长会议,在选举产生、履行职权等环节中的民主化程度及其最终所追求的民主性目标上,与构建其所依据的思想理论、宪法原意所要求的民主性之间存在差异。文章运用大量数据、史事,通过对五届人大至今的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背景信息和选举细节进行分析、对委员长会议不断扩张的职权在履行中所依赖的六种模式进行阐释,较全面地揭示了委员长会议制度运行中所产生的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差别,并分析了民主选举、依法履行职权等实践与理论之间产生偏差的原因,指出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机关性质和坚持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结构,是产生这种偏差的总根源。文章在探究现阶段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精巧关系结构后,指出其仍有很大的升级改造空间,而理顺、优化“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个三位一体的正当法权结构,是解决中国民主化难题的根本之道。文章最后认为,在解决该民主化难题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可依赖的试验平台,人大制度的重塑与再造很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构建民主宪政秩序的“软着陆点”,并简要提出了人大制度改革和与中国共产党关系调整优化的方向与路径。
毕节试验区办公室 提供[9]（2008）在《毕节试验区20年大事记》文中研究表明1987年 1月6日 根据全国农村发展研究工作座谈会的要求，贵州省农业区划委员会成立以乔学珩（省委常委、省委农工部部长）、康健（省社科院院长）、周邦华（省计委主任）、李菁（省委农工部副部长）和邓传英（省计委副主任、农业区划办主任）?
朱玉福[10]（2008）在《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民族法制建设的成就》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法制建设工作。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民族法制建设不断发展和完善的30年,民族法制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为少数民族的权益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法制保障。经过30年的实践和发展,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依据,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干,以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主要内容,包括国务院及其各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政府制定的民族方面的法规、行政规章的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民族法规体系和监督机制。
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贺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贺词（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新闻语言中的指称序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问题的提出 |
| 第一章 新闻指称序列的研究现状、分析思路和论文框架 |
| 1.1 研究现状 |
| 1.1.1 新闻语言问题的研究现状 |
| 1.1.2 指称问题的研究现状 |
| 1.1.3 序列问题的研究现状 |
| 1.2 分析思路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理论资源 |
| 1.2.3 技术路径 |
| 1.3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新闻语言中指称序列的基本属性和基本类型 |
| 2.1 序列的基本性质 |
| 2.1.1 序列的基本要素 |
| 2.1.2 序列的一般特性 |
| 2.1.3 新闻语言指称序列的特殊属性 |
| 2.2 新闻语言指称序列的基本类型 |
| 2.2.1 一般序列与重要序列 |
| 2.2.2 固化序列、半固化序列、非固化序列 |
| 2.2.3 显性序列和非显性序列 |
| 2.2.4 单一序列和非单一序列 |
| 2.3 小结 |
| 第三章 人物身份指称序列与国家的民主化——中国新闻语言重要指称序列分析之一 |
| 3.1 新闻语言中人物身份指称常见类型 |
| 3.1.1 单纯性指称 |
| 3.1.2 复合性指称 |
| 3.2 新闻语言中人物复合身份指称序列研究 |
| 3.3 新闻语言中不同人物身份指称序列研究 |
| 3.3.1 对新闻报道中两份名单序列的解析 |
| 3.3.2 中央领导层指称序列的一般语用规则 |
| 3.3.3 中央领导层指称序列的最新语用规则 |
| 3.4 人物身份指称序列变革的价值、问题和建言 |
| 3.4.1 人物身份指称序列变革的价值 |
| 3.4.2 人物身份指称序列变革的问题 |
| 3.4.3 人物身份指称序列变革的建言 |
| 第四章 争议地名指称序列与外交的主体——中国新闻语言重要指称序列分析之二 |
| 4.1 与中国主权相关的有争议地名序列研究 |
| 4.1.1 “钓鱼岛”与“尖阁群岛”指称分析 |
| 4.1.2 “南沙群岛”与“斯普拉特利群岛”指称分析 |
| 4.1.3 有关“黄岩岛”指称分析 |
| 4.1.4 “中国南海”与“南中国海”指称分析 |
| 4.2 与中国主权无关的有争议地名序列问题研究 |
| 4.2.1 “北方四岛”与“南千岛群岛”指称分析 |
| 4.2.2 “独岛”与“竹岛”指称分析 |
| 4.2.3 “马岛”与“福克兰群岛”指称分析 |
| 4.3 争议地名指称序列变革的价值、问题和建言 |
| 4.3.1 争议地名指称序列变革的价值 |
| 4.3.2 争议地名指称序列变革的问题 |
| 4.3.3 争议地名指称序列变革的建言 |
| 第五章 权力机构指称序列与社会的法治化——中国新闻语言重要指称序列分析之三 |
| 5.1 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指称序列 |
| 5.1.1 “党政军”与“四大班子”指称序列 |
| 5.1.2 “党委”与“人大”指称序列 |
| 5.1.3 “党委”与“政府”指称序列 |
| 5.1.4 “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指称序列 |
| 5.2 国家司法机构的指称序列 |
| 5.2.1 国家司法机构指称序列的类型 |
| 5.2.2 国家司法机构指称序列的解释 |
| 5.3 国务院组成部门的指称序列 |
| 5.3.1 国务院组成部门指称序列的变化 |
| 5.3.2 国务院组成部门指称序列的基本规律 |
| 5.4 权力机构指称序列变革的价值、问题与建言 |
| 5.4.1 权力机构指称序列变革的价值 |
| 5.4.2 权力机构指称序列变革的问题 |
| 5.4.3 权力机构指称序列变革的建言 |
| 第六章 核心术语指称序列与思想的现代化——中国新闻语言重要指称序列分析之四 |
| 6.1 中共指导思想核心术语指称序列分析 |
| 6.1.1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
| 6.1.2 邓小平理论 |
| 6.1.3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
| 6.1.4 科学发展观 |
| 6.2 国家建设目标核心术语指称序列分析 |
| 6.2.1. 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并列指称的四个现代化 |
| 6.2.2. 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并列指称的四个现代化 |
| 6.2.3.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列指称的新四化 |
| 6.3 社会发展目标核心术语指称序列分析 |
| 6.3.1. “民主”、“文明”两项并列核心术语序列 |
| 6.3.2. 富强、民主、文明三项并列核心术语序列 |
| 6.3.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项并列核心术语序列 |
| 6.4. 社会发展总布局并列核心术语指称序列分析 |
| 6.4.1.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二位一体”核心术语序列 |
| 6.4.2.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位一体”核心术语序列 |
| 6.4.3.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核心术语序列 |
| 6.4.4.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核心术语序列 |
| 6.5 价值观核心术语序列的变化 |
| 6.5.1. “五讲四美三热爱”指称序列 |
| 6.5.2. “三讲”与“两个治国方略”指称序列 |
| 6.5.3. “八荣八耻”指称序列 |
| 6.5.4. “24字”核心价值观指称序列 |
| 6.6 核心术语指称序列变革的价值、问题和建言 |
| 6.6.1 核心术语指称序列变革的价值 |
| 6.6.2 核心术语指称序列变革的问题 |
| 6.6.3 核心术语指称序列变革的建言 |
| 第七章 其他特殊指称序列与生活的多元化——中国新闻语言重要指称序列分析之五 |
| 7.1 新闻语言中宗教指称序列研究 |
| 7.2 新闻语言中民主党派指称序列研究 |
| 7.2.1 民主党派指称序列的特殊现象 |
| 7.2.2 民主党派指称序列特殊性的成因 |
| 7.3 国际事务中行为主体指称序列 |
| 7.4 其他特殊指称序列变革的价值、问题与建言 |
| 7.4.1 其他特殊指称序列变革的价值 |
| 7.4.2 其他特殊指称序列变革的问题 |
| 7.4.3 其他特殊指称序列变革的建言 |
| 第八章 新闻语言指称序列的认知分析 |
| 8.1 空间及其在时间上的投射：新闻语言指称序列排序的基本原则 |
| 8.1.1 制约新闻语言指称序列的一般原则 |
| 8.1.2 制约新闻语言指称序列的特殊原则 |
| 8.2 范畴化和重新范畴化：新闻语言指称序列的认知心理 |
| 8.2.1 新闻指称的范畴化 |
| 8.2.2 新闻指称序列的重新范畴化 |
| 8.3 型塑与被型塑：新闻语言指称序列意识形态功能 |
| 结语：本文的主要贡献和有待解决的问题 |
| 附录：重要指称序列改革的建言一览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中日两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女性参与比较研究 ——以DSH政策比较框架为主要逻辑参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本选题的研究意义 |
| 二、主要概念的界定 |
| (一) 公民 |
| (二) 女性公民在政策制定中的参与 |
| (三) 公共政策 |
| (四) 政策制定与DSH政策比较框架 |
| (五) 社会性别 |
| 三、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研究现状 |
| (一) 女性政治参与的视角 |
| (二) 社会性别的视角 |
| (三) 政治制度的视角 |
| (四) 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视角 |
| 四、研究的理论工具 |
| (一) 公共选择理论 |
| (二) 民主主义理论 |
| (三)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
| (四) 社会公平理论 |
| (五) 治理理论 |
| 五、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论文的主要创新 |
| (一) 具体研究内容 |
| (二)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 |
| (三) 本文所使用的材料 |
| (四) 本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社会生态比较 |
| 一、影响中日女性参与政治与决策的历史因素 |
| (一) 日本女性参与政治与决策的历史回溯 |
| (二) 中国女性参与政治与决策的历史回溯 |
| (三) 中日女性参与政治与决策的历史比较分析 |
| 二、影响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若干社会因素 |
| (一) 日本的家族制度与中国的宗法制度对于女性参与决策的影响 |
| (二) 日本高龄少子化社会与中国老龄社会对于女性参与决策的影响 |
| 三、传统文化对中日女性参与决策的影响 |
| (一) 日本传统文化对女性参与政策制定的影响 |
| (二) 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影响 |
| (三) 中日两国传统文化影响女性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比较分析 |
| 四、影响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经济环境 |
| (一) 日本经济环境与女性参与政策制定过程 |
| (二) 中国经济环境与女性参与政策制定过程 |
| (三) 经济环境影响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比较 |
| 第二章 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行政生态比较 |
| 一、行政运行与中日女性公民的政策参与 |
| (一) 日本行政运行与女性公民的政策参与 |
| (二) 中国行政运行对女性公民政策参与的影响 |
| (三) 中日两国行政运行促进女性政策参与的比较 |
| 二、政府协调机制与女性的政策参与 |
| (一) 日本内阁的行政协调机制与女性的政策参与 |
| (二) 中国政府行政协调机制与女性的政策参与 |
| (三) 中日两国政府行政协调机制对于女性政策参与的影响比较 |
| 三、独立行政法人制度及事业单位与女性的政策参与 |
| (一) 日本的独立行政法人制度与女性的政策参与 |
| (二) 中国的事业单位与女性公民的政策参与 |
| (三) 独立行政法人制度及事业单位对女性政策参与的影响比较 |
| 四、政策审议会及政府决策咨询机构与女性的政策参与 |
| (一) 日本的政策审议会与女性的政策参与 |
| (二) 中国的政府决策咨询机构与女性的政策参与 |
| (三) 决策咨询机构影响中日女性公民政策参与的比较 |
| 五、政党政治对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 |
| (一) 日本政党政治对女性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 |
| (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对女性参与政策制定的影响 |
| (三) 政党政治对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比较 |
| 六、公民社会与女性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互动 |
| (一) 日本公民社会的发展及其与女性参与政策制定的互动 |
| (二) 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及其与女性参与政策制定的互动 |
| (三) 中日两国公民社会对女性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比较 |
| 七、地方自治与女性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互动 |
| (一) 日本的地方自治对女性参与政策制定的影响 |
| (二)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女性参与政策制定的影响 |
| (三) 中日两国地方自治与女性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互动的比较 |
| 八、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法制环境 |
| (一) 日本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宪法地位与法制保障 |
| (二) 中国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宪法地位与法制保障 |
| (三) 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宪法地位与法制保障对比分析 |
| 第三章 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主要特征比较 |
| 一、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意识比较 |
| (一) 日本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意识特征 |
| (二) 中国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意识特征 |
| (三) 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意识特征比较 |
| 二、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教育特征比较 |
| (一) 日本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教育特征 |
| (二) 中国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教育特征 |
| (三) 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教育特征比较 |
| 三、中日女性公民在政策制定中的参与形态比较 |
| (一) 日本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主要参与形态 |
| (二) 中国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主要参与形态 |
| (三) 中日女性公民在政策制定中的参与形态比较分析 |
| 四、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主导模式比较 |
| (一) 日本女性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主导模式 |
| (二) 中国女性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主导模式 |
| (三) 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主导模式比较分析 |
| 第四章 国际比较视阈下我国女性参与政策制定的优化对策 |
| 一、我国女性参与政策制定的发展方向 |
| (一) 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形态的努力方向 |
| (二) 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宏观绩效差距 |
| 二、丰富我国女性公民政策参与的价值取向 |
| (一) 倡导多元化的女性政策参与的价值观 |
| (二) 从女性的特质入手提高女性的社会参与度 |
| 三、提升女性公民的政策参与能力 |
| (一) 打破公民身份认同的壁垒 |
| (二) 增强女性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 |
| 四、强化女性在政策制定中的组织化参与 |
| (一) 加强女性政策参与的组织建设 |
| (二) 加强女性NGO组织的能力建设 |
| (三) 增强女性NGO的政策参与实践 |
| (四) 鼓励女性参与NGO活动 |
| 五、强化女性在政策制定中的制度化参与 |
| (一) 继续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 |
| (二) 建立和完善各种保障机制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何鲁丽:有一半法兰西血统的“平民”高官（论文提纲范文）
| 〉〉〉有着法国血统 |
| 〉〉〉由被领导到自己决策 |
| 〉〉〉赢得信赖与尊敬 |
| 〉〉〉女性的贤淑、细腻 |
（8）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组织与权力运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导论 |
| 一、委员长会议制度概述 |
| 二、委员长会议的选举分析 |
| （一） 组成人员的产生：代表性 |
| （二） 代表性的保障：“双轨制”选举 |
| （三） “双轨制”的结果及影响 |
| 三、委员长会议的权力运作 |
| （一） 委员长会议的权力及其扩张 |
| （二） “最重要权力”的运作模式 |
| 四、委员长会议“人和事”的真正决策者 |
| （一） 党对人大领导的历史演进 |
| （二） 党与人大交织的结构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历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信息 |
| 致谢 |
四、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贺词（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新闻语言中的指称序列研究[D]. 韩晓晔. 华东师范大学, 2013(08)
- [2]中日两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女性参与比较研究 ——以DSH政策比较框架为主要逻辑参照[D]. 傅雨飞. 华中师范大学, 2013(04)
- [3]民革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回顾[N]. 杨博文. 团结报, 2012
- [4]协会发展大事记（2009～2010）[A]. 富琼英,陈佳佳,雷雪芳,田健.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发展蓝皮书（2009-2010）, 2011
- [5]何鲁丽:有一半法兰西血统的“平民”高官[J]. 颜世贵. 新闻天地(上半月), 2010(06)
- [6]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民族法制建设的成就[J]. 朱玉福. 民族法学评论, 2009(06)
- [7]协会发展大事记（2007～2008）[A]. 富琼英,丁红军,陈佳佳,雷雪芳.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发展蓝皮书（2007-2008）, 2009
- [8]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组织与权力运作研究[D]. 冀业. 北京大学, 2009(07)
- [9]毕节试验区20年大事记[N]. 毕节试验区办公室 提供. 毕节日报, 2008
- [10]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民族法制建设的成就[A]. 朱玉福. 民族法学评论（第6卷·2008年）,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