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译者思维与翻译的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罗迪江[1]（2021）在《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绿色翻译探析》文中研究表明绿色翻译是将普遍存在于生态翻译中的绿色方法与绿色理念相结合的一种生态翻译实践表征形式,其本质是基于生态翻译学进行的绿色行为方式与绿色行为活动。将绿色翻译置于生态翻译学的语境中来考察其相关特征发现,共在性、共生性、和谐性奠定了绿色翻译的生态翻译学基础。绿色翻译具有本体意义上的和谐性,绿色翻译所内含的三个基本问题在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具体体现为:译者生存的境遇性问题、文本生命的生成性问题、翻译生态的交互性问题。基于生态翻译学的立场来考察绿色翻译的这三个问题,有利于译学界更好地理解与把握绿色翻译这种特殊的翻译实践活动,从而以整体论的方式推动翻译研究的发展。
张文丽[2]（2021）在《语义模糊视角下汉韩翻译研究 ——以《唐诗三百首》韩译本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模糊性是一种不确定性,它以事物的性态或类属的边界是否清晰为判断依据,是人们认识中关于事物类属边界或性质状态方面的不明晰性、亦此亦彼性、非此非彼性。模糊性通常具有边界模糊但中心明晰性、相对及可塑性、双重性三个基本特征。模糊性作为自然语言的基本属性,存在于语言系统的语音、语义、语法等不同层面,其中最基本、最常见的模糊现象便是语义模糊。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基本构成要素,语言本身具有的模糊性,必然渗透于文学作品之中。中国古代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其灿烂文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模糊语言（特别是模糊语义）,模糊语言的准确合理运用,能够为读者创造一种隐蔽朦胧、韵致深远的特殊意境。首先,从词义上看,古代诗歌运用大量具有模糊性特征的词汇,以最少的语言塑造使人产生无限想象的意象,表达诗人复杂的情感。从句义上看,汉语作为一种强调意合的语言,句子、短语,以及词语间的组合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很高的自由度;汉语中连词以及句子主语的省略等现象十分常见,在客观上也导致了汉语在句义上的模糊现象。其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涵义受到文化的影响,而文化又必然通过语言表现出来,古代诗歌包含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其文化层面的语义模糊性也比较明显。再次,为营造艺术氛围和美好意境,古代诗歌经常采用大量修辞手法,导致其修辞层面的语义模糊。修辞方式取决于语言特性,社会文化因素也常反映在修辞中,而修辞表达中又蕴含了深刻的语言和文化涵义,语言、文化、修辞三者是互相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可以从不同角度、全面地分析和考察汉语的语义模糊特点和规律。虽然模糊语言为人类所共有,但是不同语言受其发展历史、民族特色、地域特征及文化背景等要素影响,彼此之间也存在很多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会给翻译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翻译是在两种甚至多种语言间传递意义的特殊过程,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意义的选择过程,是集作者、译者和读者三要素为一体的有机统一过程,理想的翻译是以最小的意义损失获得最大意义上的对等。从模糊语义学视角来看,翻译就是将源出语文本语义的隐显有机组合,通过必要的语际间隐显转换,在译入语文本实现新的语义隐显组合的过程。由于模糊语义的复杂性,要求译者对翻译实践中的模糊语义进行系统的研究,从理论高度重视不同语言间既共同又各异的模糊性特点,从而在翻译实践中有针对性地对具体不同的模糊表达实例采取更为行之有效的处理方法。语义的模糊性与翻译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是翻译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运用模糊语义理论对翻译科学进行观察和分析,可以为翻译实践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为翻译学理论构建和方法研究提供参考。鉴于此,本论文以模糊语义学和相关翻译学理论为依据,以中国古代诗歌的典型《唐诗三百首》及其两版韩译本为例,建立汉韩双语对照平行语料库,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词汇和句子层面、文化层面以及修辞层面的语义模糊性及其汉韩翻译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分析各层面语义模糊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及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并针对不同层面的语义模糊性,通过汉韩翻译实例探索提出相应的汉韩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最后提出模糊语义视角下的汉韩翻译模式。本论文将模糊理论全面引入汉韩翻译研究,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考察汉韩翻译活动,通过研究形成以下三个主要观点:第一,从本质上来看,翻译活动是利用模糊化整合方式,在两种语言中寻找最佳契合状态的思维运作过程。翻译存在一系列过渡状态,总体上是一个非精确的过程。由于语义模糊性的存在,译者可根据原文本模糊性表达的具体意义对目的语进行调换,从而实现对原文本的“二度创作”。第二,汉韩翻译时,译者要对比分析汉韩两种语言词汇和句子层面、文化层面、修辞层面等多个层面的语义模糊性,以寻求等值表达信息的最佳方法;当目的语中有对应的模糊表达时,模糊语义最高效的翻译方式为模糊对等译法,若目的语中没有对应的模糊表达,可以灵活采用增删译法、变动句序译法、转换句型译法、调整成分译法、点义译法、批注译法等来处理模糊语义,以使译文语义最大程度接近原文。第三,由于中韩两国的历史渊源以及语言文化的同质性,汉韩模糊语义表达共性大于个性,大部分模糊表达都可以转达到译文中,但也有部分模糊语义在汉韩翻译过程中无法保持其完整性,需要译者结合具体语境,通过补充介绍相关文化背景等方式,以实现模糊语义的准确传达。
杨晨[3]（2021）在《概念隐喻视角下《骆驼祥子》俄译本隐喻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随着概念隐喻理论的兴起,学者们开始从认知角度寻求语言的本质,隐喻成为认知方式的表现形式。概念隐喻理论的不断发展与日益完善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将隐喻研究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近年来从不同角度对《骆驼祥子》翻译研究文章的数量逐渐增多,但其俄译本的关注较少。《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该小说的俄译对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顺应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骆驼祥子》中蕴含着丰富的隐喻,隐喻作为一种存在于我们思想与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不仅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而且在文学作品中发挥着揭示小说主题、推动情节发展以及传递作者思想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本文引入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作为《骆驼祥子》隐喻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以《骆驼祥子》中的隐喻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对小说《骆驼祥子》中的隐喻从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和本体隐喻三个方面进行梳理与归纳,重点分析并总结出《骆驼祥子》中结构隐喻可分为动物隐喻、植物隐喻、“人”是物体隐喻以及关于“脸”的隐喻四类。以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1981年出版的俄译本为语料,对小说中的概念隐喻进行分析,最终总结出在隐喻翻译过程中要注重隐喻现象、运用隐喻思维,隐喻翻译可采取保留隐喻、创新隐喻与省略隐喻的翻译策略。通过结合《骆驼祥子》俄译本进行实例分析,本研究认为译者在隐喻翻译过程中主要受译者的隐喻思维能力与读者的接受能力的影响。最后,从概念隐喻角度分析小说俄译本中的合理误译与不合理误译现象,希望本文能够在隐喻翻译研究中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董典[4]（2021）在《文学翻译中的认知识解操作 ——以《麦克白》的五个汉译本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随着认知翻译学的蓬勃发展,翻译研究逐渐由对文本的关注转向对翻译过程的关注。翻译过程不再被简单地视为语言与语言之间的语码转换,而被看成是一种认知活动,是多个认知资源的参与过程。具体来讲,翻译过程是原作者与译者认知之间的互动,而译者的“认知”成为连接原文和译文的中介。这种认知层面的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原作者与译者认知识解的对等性,即译者从多个维度甄别原作者对特定场景和情节的认知识解方式,然后基于自身的识解在目标语中还原该场景和情节。已有不少学者从认知识解的角度研究翻译的对等问题,并提出了“主观性对等”“识解对等”“框架对等”“原型对等”等重要概念。但是,认知识解究竟包括哪些维度?哪些维度又与翻译密切相关?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此外,以往研究提出的认知识解维度相对单一,缺乏更多“细颗粒度”的次维度。因此,对认知识解维度的划分还有待进一步深入。Langacker（2019）对认知识解的维度进行了重新界定,提出了视角、选择、突显、动态性和想象性五个维度,并在每个维度下设置了更加精细的次维度;这些维度与次维度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结合体,共同影响并制约意义的动态构建。本研究基于Langacker（2019）对认知识解的最新界定,探讨文学翻译中的认知识解操作,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作为认知识解过程的文学翻译包含哪些维度及次维度?（2）认知识解在文学翻译中是如何操作的?（3）文学翻译中的认知识解操作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以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的《麦克白》为例,选择了该剧的五个汉译本,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研究结论如下:首先,翻译是一个认知识解过程,文学翻译涉及Langacker（2019）提出的视角、选择、突显、动态性和想象性五个认知识解维度,但在某些维度的次维度上,文学翻译的认知识解具有其特异性。其次,文学翻译中译者通过上述五个维度及次维度进行识解操作,具体表现为:视角是指人们观察事物时的时空维度与所持的立场与态度,它涉及主体与客体、台上与台下、观察格局以及参照点四个次维度。文学翻译中,译者基于自身所处时空维度和译者对原作者、原文、译文、目标语读者等的立场与态度,通过对主体-客观关系、图形-背景、视点及指称等的调整进行认知识解操作。对视角这一维度的分析,有助于降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偏见和先入之见的影响,使译者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与原作者的认知识解对等。选择是指人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来观察和描述某一事物或场景,包括详略度和侧显-基体两个次维度。文学翻译中,译者在原作者描述或观察原文特定场景或概念选择的基础之上,进行重新选择,以实现在目标语中尽可能还原源语文本表达的信息。译者的选择具体通过详略度、隐喻、转喻三个次维度的操作实现,主要体现在词汇和句子层面。选择这一维度的操作与交互主观性密切相关,即翻译就是原作者、译者和读者在交互关系网中的协调互动过程。突显是指注意的焦点。文学翻译中,译者往往会根据自己的不同识解选择突出部分内容,从而吸引目标语读者更多的注意力。不同的概念化主体对同一事物或事件会产生不同的认知,这使得不同的译者针对同一个文本会产出不同的译本。文学翻译中对“侧显-基体”“射体-界标”的不同选择,可以体现出译者认知识解方式的差异,进而可以表明译者对作品中人物的态度。动态性主要体现为对某一事件的心理扫描方式,即说话人为了描写特定事件而采用的一种构建情景的方式。从时间维度看,心理扫描可分为渐次扫描和总括扫描两种;从空间维度看,心理扫描可分为“中心-边缘”“上-下”“左-右”“远-近”“大-小”等不同方向的扫描方式。文学翻译中,译者在原文所表现的动态性基础上,为实现信息表达的准确性与完整性,会对动态性进行操作。比较不同译本,可以管窥不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不同动态性操作,从而揭示其认知识解方式的差异。想象性是指译者在对文本进行认知识解的过程中所发挥的认知想象,具体涉及引申、整合、分离和抽象能力四种基本心智能力。翻译中的引申能力包含抽象化引申和具体化引申;整合能力主要涵盖简约整合、镜像整合、单域整合和双域整合;分离是对无生命物体拟人化或者虚拟运动认知识解的语境分离与本意还原;抽象是保留概念特定方面的特征,进行图示化解读。这四种基本心智能力相互协同、共同作用,影响和制约着译者对文本的理解。第三,文学翻译中,译者通过视角、选择、突显、动态性和想象性及其次维度上的操作实现认知识解操作。翻译中的认知识解操作主要受译者所处社会文化、译者志趣、译者思维方式、目标语的语言与修辞、译文的文体类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最终目的是准确、完整地还原原文表达的信息,其结果是译者与原作者的识解对等或转换。本研究提出,翻译不只是语言与语言之间简单的“解码-再编码”过程,而是译者“认知”的结果,译者的“认知”成为原文与译文的中介。认知识解是译者“认知”的核心要素,影响并制约着译文的质量。但是原作者与译者在认知识解层面上的“完全对等”是很难实现的,译者所追求的目标应是通过认知识解操作尽可能地达到多个认知识解维度上趋近“对等”。本研究从认知识解的角度探讨文学翻译研究以及基于“认知识解维度”的翻译标准,阐明了认知识解分析对于文学翻译研究和评价的意义,这对进一步推进认知翻译学研究和文学翻译研究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胡波[5]（2021）在《国家机构法治话语翻译规范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方哲学对规范研究出现了一种转向,即从对规范的直接研究对规范内容的描述性研究。规范也是描述翻译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对翻译规范的研究不只是要建立一套翻译的标准、规则和原则,以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和翻译质量,更是要将翻译活动放入整个社会和国际交往关系的大背景中去考察,从而对翻译规范的内涵、要素,以及翻译的本质等进行一种描述性研究。本研究中所指的法治话语,更多的是指向我国国家层面出台的偏向于政治性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的文件。从翻译实践上看,现有的法治话语对外翻译由于参与主体较多,不同译文之间存在着术语翻译不统一、不规范的现象,即使是在同一法治话语的译本中,也还会有对原文理解上存在误读、语言表达不够准确等方面的问题,在法治话语的翻译过程中,违反翻译规范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从理论研究来看,对法治话语的翻译更多的是集中于法治新词的词汇层面,从宏观层面论及法治话语语篇的翻译相对较少一些。此外,相关的研究既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其研究的成果也缺乏系统性、整体性,这给我们开展法治话语翻译规范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契机。国家机构对法治的言说更具影响力,本研究选择以我国国家机构法治话语为研究对象,针对法治话语翻译中存在的不规范现象,本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1.鉴于西方翻译规范理论已经被广泛地引进中国,并运用在大量翻译研究文章中,中国国家机构法治话语的对外翻译是不是可以直接套用西方翻译规范理论?为什么?2.不同于文学体裁,中国国家机构法治话语有其独特的特征和属性,其翻译规范的内容应该是什么?3.从规范到规范化是个从静态到动态的变化过程,中国国家机构法治话语的对外翻译应该怎么样进一步实现规范化?鉴于规范本身是一种社会规则、标准,具有较强的规定性,对翻译规范的研究不可能完全排除规定性的一面,本研究具有建构规范体系的理想化的价值和目的。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标是为法治话语翻译规范的研究尝试提出和建构一个层次化、结构化和多元化的翻译规范系统框架,增强翻译规范研究的理论阐释力,从而指导国家机构法治话语的具体翻译实践。本研究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哲学的方法（演绎法、归纳法、比较法）和个案研究法,通过演绎推理的方式,尝试建构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并通过归纳和比较,将理论适用于法治话语翻译的个案研究之中。主要的研究结论有:1.中国国家机构法治话语翻译规范研究,并不能够直接套用现有的西方翻译规范研究的结论与成果。这里有三方面的理由来支撑:第一,西方翻译规范理论研究的兴起,是从文学翻译领域开始的。不同的体裁和文本,对应的翻译规范自然也应该会有所不同。法治话语翻译属于应用型翻译的范畴,对不同的文本翻译规范进行描述性研究,也需要呈现出不同的研究进路和特征。第二,西方翻译规范理论研究虽然推进了翻译研究由“文化转向”向着“社会转向”的转变,但这只是一种视角的转变,翻译与社会学交叉的这种跨学科研究是否代表一种“范式”的转变,还是要看其哲学根基,西方翻译规范研究的哲学根基并未发生改变,仍然是以哲学阐释学为基础,是解构主义范式的一种延续。第三,正是因为延续了解构主义范式的研究模式,我们从西方翻译规范研究的几位代表性人物的结论中并未发现其建构性,相反,更多的是一种分散性、解构性。2.国家机构法治话语翻译规范具有系统性、多层面性,更应该是一个集宏观、中观和微观元素的翻译规范理论体系。本研究引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将规范和主体的行为联系起来,是基于交往理性、建构主义实践哲学的基础,将研究范围从主体延伸至主体间性层面,进入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即“交往范式”。哈贝马斯借用并且改造了卡尔·波普尔的理论,从而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三个世界”理论,涵盖了交往行为的全部领域,这三个世界分别是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内在世界。哈贝马斯的“三个世界”理论就为法治话语翻译规范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系统和完整的理论框架。翻译本身是一种复杂的交往活动,需要进入三个世界的领域,在主体、客体和多元主体三个层面之间实现交往互动。社会环境的变化让翻译的本质也产生了一些变化,翻译活动越来越朝着社会化、职业化的方向发展。可以将西方的翻译规范理论重新划分,并且进一步补充,实现一定的结构和层次化,即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层面,分别对应着主观世界、社会世界和客观世界,不同世界中的交往活动分别对应着不同的翻译规范,从而建构形成一个系统化、完整的规范框架。法治话语翻译三个世界的不同规范并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一个多维、立体、融合的整体,而语言、文化和个体的理解就成为三个世界相互融合的界面与载体。在宏观层面上,法治话语翻译的主观世界要求遵循伦理规范（或道德规范）,包括价值规范、目的规范和权衡规范。在中观层面上,法治话语翻译的社会世界要遵循职业规范（期望规范、责任规范、操作规范、管理规范、技术规范、评价规范）,加强对翻译的项目化管理。在微观层面上,对法治话语翻译客观世界的认识,终究是要符合产品规范（预备规范、关系规范、文本规范）,预备规范包括文本选择和译者的选择、翻译人才培养等,而关系规范还是聚焦于语言符号的转换,主要是从词汇的层面来考察翻译规范。此外,法治话语翻译也需要上升至语篇的层面,建构起文本规范。3.国家机构法治话语翻译规范化工作,需要坚持系统性和持续性的两大原则,针对翻译规范的系统性框架而展开,即针对国家架构法治话语翻译的主观世界、社会世界和客观世界相对应的伦理规范、职业规范和产品规范,分别给出对策和思路。本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意义。在理论上,丰富和完善西方翻译规范理论,建构一个系统性的理论框架,从而增强翻译规范理论的解释力;在实践上,更好地认识法治话语翻译规范的现象和本质,为国家机构法治话语翻译实践提供指导。
薛悦[6]（2020）在《关联理论视阈下习近平着作复句日译对比研究 ——兼论对日话语体系构建》文中研究指明习近平着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集中体现,其外译是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手段之一,对相关文本进行日译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关联理论为指导,以习近平相关着作的原文及两个日译本为语料,探讨复句日译问题。通过考量译者与受众双方思维过程,厘清翻译-接受过程中双方思维异同,为习近平相关着作及中央文献日译提供翻译策略,助力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本文所指习近平相关着作的译本是由中央编译局组织翻译的『中华民族の伟大な复兴を目指す中国の梦』『改革の全面的深化について』『全面的な法に基づく国家统治』『党风·廉洁政治建设と反腐败闘争』以及由中国外文局组织翻译的『习近平国政运営を语る』（第一巻）、『习近平国政运営を语る』（第二巻）。由于译者不同,双方译文处理也存在诸多不同,为对比研究提供了现实保障。本文研究对象为复句。汉日复句无论是定义还是分类均有一定相通之处,为日译提供了语言学基础。同时,二者也存在诸多不同,需译者跨越语言与文化障碍,实现跨文化交际。习近平相关着作善用复句,语言气势磅礴、振奋人心。内容中既出现了不少并列铺排结构,也存在有标、无标复句混杂的复杂结构。日译中,由于汉日语法及逻辑思维的不同,这些复杂结构往往容易成为日译的难点,需译者对原文各分句信息进行重新整合,以实现达意,如完全保留原文结构进行日译,则容易影响交际效果。因此,本文详细探讨复句日译问题,现阶段具有一定研究价值。关联理论认为翻译即“交际”,在该理论视阈下,原文与受众不是难以平衡的天平两端,需要各自作为交际中一环,发挥自身作用,为实现交际,译者与受众需共同合作。因此,本文将译者与受众共同纳入考量,借鉴该理论中“推理-明示”“心力-效果”“认知语境”“最佳关联”等几个重要概念,归纳总结了习近平相关着作中有标、无标复句类型及各自日译方法,详细梳理了译本异同,探讨了复句日译及接受情况。译本对比结果显示,习近平相关着作复句日译译本处理同中有异。有标复句译本处理一致性较高,无标复句译本间体现了更强的差异性。在详细归纳总结了各句式日译方法基础上,本文将译文未采用顺译,而采用变序、转译等手法进行日译的例句视为体现了译者“额外心力”,通过译者访谈,明确了翻译中译者思维过程,更为真实的还原了译文背后译者诸多考量。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中央文献日译译者“推理-明示”的“心力”主要面向原文,但是并非单纯忠实于原文,译者“额外心力”中,综合考虑了文意、语境、句长、逻辑等多方因素,且兼顾受众理解。以译本对比结果为基础,本文将译本处理一致的例句视为双方译文均已具备足够的关联,未详细进行受众调查。同时,聚焦译本处理差异性较大的例句,通过对受众进行问卷及访谈,探讨了译文接受效果。首先,问卷结果群体差异性分析显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及是否接触过中国政治,与个别题目接受度选择构成关联,职业及日译文期待则与各题目均未构成关联。其次,通过进一步分析问卷及访谈结果可知,受众“推理”过程中“心力”主要面向交际,受众希望复句结构体现日本政治文献文体特点,且主题突出、前后结构呼应、逻辑通畅、句长适中。因此,相关译文整体接受良好,同时由于受众与译者对日译文关注焦点有所差异,也存在一些译者心力与接受效果不相匹配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有标复句中多重复句及无标并列关系,个别内容存在逻辑不清、主题不明、难以理解等问题。关联理论认为交际的基础在于译者与受众间实现“互明”,这一观点正体现了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所强调的“融通中外”逻辑内涵。因此,本文将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重点置于缩小译者与受众认知语境差距方面,从译者、受众、中央文献文本传播模式等几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以翻译贡献于对日、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具体策略。以译者为中心,提出现阶段复句日译应进一步回应受众期待,实现“最佳关联”,明确了各句式日译策略,为习近平相关着作等中央文献复句日译提供了可参考意见。以受众为中心,明确了现阶段受众对我国政治文本整体认知情况,并探讨了进一步提升日本受众认知语境的策略、方法,强调需社会形成合力,在提升其对我国文化感知力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其对中央文献等政治文本整体接受水平。以中央文献传播模式为中心,指出线性传播模式已不能满足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需要,应实现“传播-反馈”双向循环,既让受众听到我们的声音,也让我们听到受众的声音。只有通过不断明确受众心理,促进译者与受众间形成互明,中央文献翻译才能更好的实现“融通中日”“融通中外”,发挥其在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黄元军[7]（2020）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文中提出在跨越近半个世纪的翻译实践中,袁可嘉始终将翻译、创作、治学统摄于一体,强调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整体协调及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凝结了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推出了对社会、文化、创作有整体效用的译作,因而有必要以“整体性”为线索开展袁可嘉翻译的系统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卢卡奇、毛泽东、詹姆逊、泰特勒、卡特福德、费道罗夫、阿皮亚的思想理论,本文尝试建构了整体翻译论,含以下五个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在整体翻译论的视阈下,本文运用描写性研究、共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对比研究的方法,探究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描写其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提炼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考察其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在宏观层面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的框架内,本文将文本、社会语境、译者主体相结合,发现了袁可嘉在文学生涯的三个阶段都坚持将翻译、创作、治学凝聚为互动共生的整体,在社会语境的感召下,以三者的整体追寻特定文化命题。第一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里追寻现代主义的命题。第二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里追寻进步文艺的命题。第三阶段,三者的整体在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里重返现代主义命题的追寻。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因此得以揭示。在微观层面要义“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及“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的框架内,本文对语言、形式、内容、译序、译注等微观层面要素进行剖析,发现了袁可嘉以“诗人译诗”与“深度翻译”模式推出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诗歌翻译文本。“诗人译诗”模式使得译者对原文整体有鞭辟入里的理解,为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奠定了基础。“深度翻译”模式促使译者运用译序与后记的副文本预设正文本的价值、廓清翻译过程中各类相关问题,运用译注副文本提升读者对正文本的理解。如此一来,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译诗得以生成,并逐步演化为翻译文学经典。袁可嘉翻译的整体特性及经典性得以揭示。在要义“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的框架内,本文沿袁可嘉整体翻译实践的路径,结合其翻译论的文章,发现了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首先,坚持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尤其重视翻译和治学的密切结合。其次,主张从多维角度审视宏观翻译,包括联系社会“实际需要”的翻译动机、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的文本选用策略、“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译者伦理。最后,提出微观翻译策略性调控方案,包括译诗的“整体观念”、诗歌风格翻译方法、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得以揭示。在要义“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的框架内,本文深入袁可嘉翻译文本,发现了其翻译的整体价值:促进诗歌创作多元化、助推文学思潮演进、引入西方文化。首先,译诗灵活多变的语言文字与丰富多彩的格律形态间接促动创作在语言文字、格律层面的丰富与变革,从而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多元化发展。其次,在翻译活动的三个时间段,第一、三时间段的活动推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活动推动进步文学思潮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部分活动助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最后,袁可嘉通过翻译引入了宗教文化、习俗文化、古希腊文化、工业文明表现出的西方文化。袁可嘉翻译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整体价值得以揭示。袁可嘉的翻译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皆有整体性的特质,其翻译思想与翻译价值也以整体性为特点,可见,“整体性”是审视袁可嘉翻译的关键之所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还原了袁可嘉在翻译层面的立体形象,透视了袁可嘉在中国文化革新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同时论证了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的重要性。
刘宏[8]（2020）在《西奥·赫曼斯翻译理论研究》文中指出西奥·赫曼斯是当代翻译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其理论研究成果对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他声名显赫,但中外学界对其翻译理论仍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基于耙梳细读其理论着述,以述评结合方式深入解读阐释了赫曼斯的主要翻译理论创见,建构了其理论体系,展现了其以反思批判为特征的学术精神。此外,本文还首次对赫曼斯翻译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提炼总结。本研究由三大部分组成。导论为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赫曼斯的基本情况和学术成就,并经文献综述考察了对其的研究现状,同时阐明了本研究的选题意义、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本研究的核心部分,由五章组成。第一章主要介绍赫曼斯翻译理论产生的背景。该章概述了与其翻译理论创建关系密切的三个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流派,即“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学派”和“后殖民翻译研究”。语言学派的翻译等值理论为赫曼斯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反思对象,而“翻译研究学派”和“后殖民翻译研究”的主要观点则为其理论建构提供了养分。第二章主要探析了赫曼斯的等值批判理论体系。本章先扼要考察了西方翻译等值理论的发展历程和代表性观点,并以图里对等值概念的革新为导引展开对赫曼斯等值批判理论体系的研究。本章主要要通过分析赫曼斯的翻译“操纵观”、“等值幻觉论”,探讨其“建模论”的翻译本体观以及翻译自我指涉和译者在场理论来呈现其对等值理论进行的系统批判。第三章研究对象为赫曼斯的翻译规范理论体系。本章以图里和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理论为对照,探析了赫曼斯翻译规范理论的诸多创见。首先分析了他从“惯例”概念入手对翻译规范内涵进行的理论拓展,接着解读了其翻译规范的价值观和权力关系理论和规约力模型。本章还研究了赫曼斯以“期待”和“选择”概念为核心建构的翻译规范研究方法,探析了其基于翻译规范的元理论思考和丰厚翻译策略。第四章展现了赫曼斯翻译社会系统理论体系。本章以佐哈尔多元系统论,勒菲弗尔翻译系统观为背景,以布尔迪厄文化社会学和卢曼社会系统论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情况为参照,全面解读了赫曼斯的翻译社会系统理论。以其提出的翻译的社会建制性观点为引导,分析了其将翻译建构为一个自我创生的社会系统的理论框架,并着重解析了“自我指涉”、“形式”和“二阶观察”等关键理论概念。第五章从对赫曼斯具体理论的研究延展到对其翻译研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整体提炼和阐发。该章基于对后现代哲学主要思潮的简析,探析了赫曼斯具有建构主义特征的认识论,提炼了其以分析和揭示差异为独特方法的翻译研究方法论。第三大部分为研究的结语部分,将提出本研究的结论,总结本研究的成果与不足,并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贾一村[9]（2020）在《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文中提出《毛泽东选集》是建国后第一部进行系统外译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着作,也是20世纪我国对外影响最大的中央文献着作之一。其俄文译着诞生于50多年前,整体质量精湛,文中大量的“文化空缺”现象引人关注,具有极高的翻译研究价值。多元系统理论主张以动态、发展、关联的眼光来研究翻译问题,将翻译活动置身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背景之下进行审视,关注政治、社会文化等系统中的多种因素对于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为本文开展翻译的社会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鉴于此,本文将以中央编译局翻译的《毛选》一至三卷俄译本为研究对象,以文本中的“文化空缺”现象作为翻译研究的切入点,结合多元系统理论之视角,对《毛选》俄译情况进行审视、评价、探讨、总结和展望,深挖其翻译研究价值。首先,本文整理了《毛选》及其俄译本的出版发行状况,并通过文本分析路径,对《毛选》中较典型的“文化空缺”现象（共计约700个案例）进行了详细梳理,将其划分为物质文化空缺、制度文化空缺和精神文化空缺三大类,并继续向下细分为7小类,归纳总结出《毛选》俄译本所采取的4套翻译方法、7种翻译策略和3条翻译理念,共同形成了《毛选》文本翻译之全貌。随后,再通过社会分析路径,借助多元系统理论基本原理,以“当年视角”来对《毛选》文本翻译之全貌进行评析和探讨。作者认真梳理了当年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并以“文化空缺”现象为例,通过对编译局版与莫斯科版的《毛选》译文进行对比研究,深度解析当年编译局译者修订译文时的主要考量及背后所遵循的翻译逻辑,清晰还原了当时政治系统（国际政治、国内政治两方面）和社会文化系统（文化交流、教育发展、译学思想三方面）的多种文本外因素对《毛选》的文本翻译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为《毛选》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再以当年之翻译标准（“信达雅”）对《毛选》译文进行审视和评价,在充分肯定其整体精湛的翻译质量的同时,也对译文中一些可优化提升之处（比如,一些中国特有的度量单位词的翻译需完善、某些文化内涵信息翻译不全而难以理解的问题等）进行商榷和探讨。然后,回归“当今视角”,理清当前时代背景下我国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因素的新变化及其对翻译的影响,整理归纳出当前我国中央文献翻译工作在5个方面的新变化和提出的4点新要求。以此为参照,以当代之眼光重新审视当年的《毛选》译文并对其做出评析,并对其中一些重要的翻译新问题（比如,其翻译整体策略的优化调整问题,由于时代变迁和共同记忆的丧失而导致的“文化新空缺”问题,以及通过译者艺术“演译”而产生的“逆向文化空缺”问题等）进行探讨,为其他中央文献的翻译提供了一些参考借鉴。通过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毛选》俄文翻译整体质量精湛,采用了丰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体现了鲜明的翻译理念,符合当年“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是我国译界的“标杆”和经典之作。第二,以当年之标准审视《毛选》译文,在总体翻译质量精湛的同时,亦存在一定的可提升空间,一些翻译处理尚可探讨和商榷。第三,以当今之眼光审视《毛选》译文,其整体方略宜做适当调整（由“忠实为主”转向“整体均衡”）,文中一些翻译案例的处理需与时俱进加以完善。第四,《毛选》俄译本的最终面貌是文本翻译和社会力量共同影响下的综合产物,当年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社会文化系统内多种因素对《毛选》译文面貌的塑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五,《毛选》文本中包含内容丰富的“文化空缺”现象,译者对其翻译处理整体上佳,但“文化空缺”是动态发展的,它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变化（既有“消亡”,又有“新生”）,因此其翻译工作亦当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最后,立足当前,本文总结了《毛选》俄译的历史意义,并展望未来,探讨了《毛选》优良翻译传统（主要包括:集体翻译的工作方法、自力更生的坚强意志、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以我为主的翻译原则）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力求为中央文献翻译事业的长远发展提出一些参考和建议。
蒋知洋[10]（2020）在《《红楼梦》及其英译本用例事件的认知对比研究》文中指出意义即概念化,是基于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心智现象,是主客互动的结果。Langacker（1987:183）依据语言表达式语义标示实体的性质,将语义分为名词性和关系性两种类别。用例事件即特定语境中的语言表达式,是语义的载体。有据于此,本研究将用例事件细化为名词性用例事件和关系性用例事件,关系性用例事件又包括“过程”和“非时间性关系”,“过程”体现为动词,“非时间性关系”体现为形容词、介词等。为使研究发现更系统清晰,本文将名词性用例事件从“具象”和“抽象”的视角进行了分类。《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瑰宝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其霍译本是举世公认的传世佳译。翻译即译意,但纵览文献,对《红楼梦》及其霍译本的分析多以西方翻译理论为指导,聚焦于翻译方法和技巧的探讨,研究发现停留在翻译体会的感悟和经验总结的层面上,鲜有对概念化过程和方式的探讨,因而难有实质突破。因此,本研究依据语言对比“形式入手,语义为本,思维为标”的纲要,遵循“广泛观察——充分描写——合理解释”的路径,以心智哲学理论为支撑理论,以构式语法理论为辅助理论,综合运用了定性研究法、定量研究法和反溯推理法,对前八十回相关例证语料进行了穷尽性搜索,继而对语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写,旨在发现《红楼梦》及其霍译本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并解释其异同的深层认知机理。本研究主要探讨了四个问题:（1）“用例事件S（Source）”和“用例事件T（Target）”的生成过程和方式是怎样的?（2）《红楼梦》及其霍译本具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有哪些共性和差异及其认知机理是什么?（3）《红楼梦》及其霍译本抽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有哪些共性和差异及其认知机理是什么?（4）《红楼梦》及其霍译本关系性用例事件有哪些共性和差异及其认知机理是什么?本研究对“用例事件S（Source）”和“用例事件T（Target）”的生成过程和方式进行了描写与分析。“事件E”是语言运用意识活动发生的依据,“用例事件S”则是意识活动对“事件E”的描摹。译者基于“用例事件S”通过体验心智对“事件E”进行还原,但因为译者和作者体验心智的固有差异,重现“事件E”成为无法实现的美好期许,只能达至接近“事件E”的“事件E’”。译者基于“事件E’”,通过回忆、联想和想象的格式塔转换生成“用例事件T”。这一过程的发生机制与用例事件S的生成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关于两者之间共性与差异的探讨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内容。具体在本研究中,“用例事件S”即“用例事件C”,“用例事件T”即“用例事件H”。“用例事件C”和“用例事件H”并非是对“原文”和“译文”简单的标签替换,而是在心智哲学理论观照下对语言表达生成过程和方式的深入探讨。关于《红楼梦》及其霍译本名词性用例事件的认知对比,本研究从文化的视角进行论述,按照奈达对文化的五种分类展开,即“生态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物质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社会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宗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和“语言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具象类名词用例事件”论述了“生态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物质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和“社会文化名词用例事件”;“抽象类名词用例事件”论述了“宗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和“语言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在“具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的认知对比研究中,“生态文化名词用例事件”论述了“气象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和“地理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物质文化名词用例事件”论述了“建筑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和“茶酒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社会文化名词用例事件”论述了“异指类人称代词”,依据是Langacker（1987:242）指出代词完全满足认知语法对名词词类的定义。研究发现,C/H在具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方面的共性主要有:（1）C/H形式表征相似;（2）C/H语义指向相似;差异主要有:（1）在气象文化方面,C完备明晰,H隐略婉曲;在地理文化方面,C一语双述,H表里取一;（2）在建筑文化方面,C兼蓄深隽,H简约平实;在茶酒文化方面,C主观茶酒表征隐晦,H主观茶酒表征直观;（3）在社会文化方面,C重主观人情,H重客观事情。本研究基于对比所得的具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从心智哲学理论视角对其进行了认知阐释。在“抽象类名词用例事件”的认知对比研究中,“宗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论述了“佛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和“道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语言文化名词”论述了“矛盾用例事件”和“仿拟用例事件”。研究发现,C/H在抽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方面的共性主要有:（1）C/H佛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阿弥陀佛”和“菩萨”的原型义表征相似;（2）C/H道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神仙”的专指程度均较低;（3）C/H语言文化名词用例事件“无事忙”表层形式的相悖性和深层语义的和谐性;差异主要有:（1）在宗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方面,C一词多义,H一义多词;（2）在语言文化名词用例事件“仿拟”方面,C重语义相邻,H重音形相似。本章基于对比所得的抽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从心智哲学理论视角对其进行了认知阐释。关于《红楼梦》及其霍译本关系性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本研究首先从“真实位移SV”和“虚拟位移S’V”的角度探讨了“过程性用例事件共性和差异”,然后从“异指类形容词构式A’N”和“非对称类介词构式‘我把你个’”的角度探讨了“非时间性关系用例事件共性和差异”。本研究发现C/H在关系性用例事件上的共性主要有:（1）在过程性用例事件方面,C/H真实位移表征中位移动词V均不可或缺,虚拟位移表征中位移主体S’本质上是静态的;（2）在非时间性关系用例事件方面,C/H异指类形容词构式A’N具有超常性;（3）C/H非对称类介词构式“我把你个”的不完备性及评价义建构的相似性;差异主要有:（1）在真实位移表征方面,C重动词点位标记,H重介词点位标记;在虚拟位移表征方面,C重静态描写,H重动态刻画;（2）在异指类形容词构式A’N方面,C的陌生化与H的常规化;（3）在非对称类介词构式“我把你个”方面,C的处置义支撑与H的处置义缺失。本研究基于对比所得的关系性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从心智哲学理论和构式语法理论的视角对其进行了认知阐释。本研究通过归纳提炼发现,名词性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和关系性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均可以通过统一的认知模式进行阐释,即认知主体C/H在语言表达的意识活动过程中,在主观意向性的主导下,在客观语境的制约下,以“事件E”/“事件E’”为关指的意向内容,基于心物随附性的心智体验,以类似或不同的心理状态、心理取向和心理估量对意向内容进行表征,进而生成映现当下语境中“事件E”/“事件E’”的恰切“用例”。这一解释过程即认知主体C/H基于“事件E”/“事件E’”获得原初意识感觉,通过回忆、联想和想象的格式塔转换进而生成反思意识感受的过程。格式塔转换包括由相邻律、相似律和显隐律等生成的效应。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来看,相邻律对应转喻思维机制,相似律对应隐喻思维机制,属于建构语义的概念化方式;显隐律则体现为语形表征手段,关系到用例事件中成分的呈现方式,如前置、后置、突显或隐略等。由此用以支撑本研究的心智哲学理论下意识、意向性、心物随附性和感受质四个维度便实现了有效联动,本研究也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心智哲学视域下《红楼梦》及其霍译本概念化方式和经验标记形式的系统性认知对比研究还很鲜见,而此类研究却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真实体现。本研究遵循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进路,基于《红楼梦》及其霍译本用例事件的“果”,以心智哲学理论为支撑,以构式语法理论为辅助,通过反溯其概念化过程推导出用例事件的“因”,契合认知语言学“现实——认知——语言”的核心原则,可以为“红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可以从更深层次的心智层面揭示《红楼梦》及其霍译本成为不朽经典的原因,可以服务于外汉语言对比和教学研究,可以为汉语经典着作的解读和中国丰赡文化的传播做出切实的贡献。
二、试论译者思维与翻译的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译者思维与翻译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绿色翻译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绿色翻译的思维范式 |
| 二、绿色翻译的生态相关特征 |
| 三、基于生态翻译学的绿色翻译 |
| 四、结语 |
（2）语义模糊视角下汉韩翻译研究 ——以《唐诗三百首》韩译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模糊语义学研究综述 |
| 一、国外模糊语义学研究综述 |
| 二、国内模糊语义学研究综述 |
| 三、模糊语义学与翻译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唐诗三百首》翻译研究综述 |
| 一、《唐诗三百首》翻译概况 |
| 二、《唐诗三百首》翻译研究概况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二章 模糊语义学与翻译 |
| 第一节 模糊语义学概说 |
| 一、模糊语义学的研究对象 |
| 二、语义模糊性的产生根源 |
| 三、模糊语义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模糊语义学与翻译 |
| 一、模糊语义学对翻译过程的影响 |
| 二、翻译中模糊语义的显化和隐化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三章 词汇、句子层面语义模糊性与汉韩翻译 |
| 第一节 词汇层语义模糊性与汉韩翻译 |
| 一、词汇层语义模糊汉韩翻译分析 |
| (一) 名词的语义模糊性与汉韩翻译 |
| (二) 数量词语义模糊性与汉韩翻译 |
| (三) 动词的语义模糊性与汉韩翻译 |
| (四) 形容词语义模糊性与汉韩翻译 |
| (五) 副词的语义模糊性与汉韩翻译 |
| 二、词汇层语义模糊转换策略 |
| (一) 词汇层语义模糊转换原则 |
| (二) 词汇层语义模糊汉韩翻译策略 |
| 第二节 句子层语义模糊性与汉韩翻译 |
| 一、句子层语义模糊汉韩翻译分析 |
| (一) 超常组合型 |
| (二) 想象联想型 |
| (三) 言外之意型 |
| (四) 动态变化型 |
| 二、句子层语义模糊转换策略 |
| (一) 句子层语义模糊转换原则 |
| (二) 句子层语义模糊汉韩翻译策略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文化层面语义模糊性与汉韩翻译 |
| 第一节 文化语义模糊汉韩翻译分析 |
| 一、历史文化语义模糊与汉韩翻译 |
| 二、社会文化语义模糊与汉韩翻译 |
| 三、生态文化语义模糊与汉韩翻译 |
| 四、宗教文化语义模糊与汉韩翻译 |
| 第二节 文化语义模糊汉韩翻译策略 |
| 一、异化译法 |
| 二、归化译法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五章 修辞层面语义模糊性与汉韩翻译 |
| 第一节 修辞语义模糊汉韩翻译分析 |
| 一、比喻辞格语义模糊与汉韩翻译 |
| 二、夸张辞格语义模糊与汉韩翻译 |
| 三、拟人辞格语义模糊与汉韩翻译 |
| 四、用典辞格语义模糊与汉韩翻译 |
| 五、双关辞格语义模糊与汉韩翻译 |
| 六、借代辞格语义模糊与汉韩翻译 |
| 第二节 修辞语义模糊汉韩翻译策略 |
| 一、对等译法 |
| 二、变通译法 |
| 三、批注译法 |
| 四、点义译法 |
| 第三节 小结 |
| 结论 |
| 参引文献 |
| 附录一：《唐诗三百首》部分模糊词汇汉韩翻译对照表 |
| 附录二: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三: 攻读博士期间出版教材目录 |
（3）概念隐喻视角下《骆驼祥子》俄译本隐喻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 引言 |
| 一、概念隐喻理论概述 |
| (一)传统隐喻理论与概念隐喻理论的概念界定 |
| 1.传统隐喻理论 |
| 2.概念隐喻理论 |
| (二)概念隐喻理论的研究综述 |
| (三)概念隐喻的基本特征 |
| 1.新奇性 |
| 2.普遍性 |
| 3.差异性 |
| (四)文学语言中的概念隐喻 |
| (五)概念隐喻视角下的翻译观 |
| 本章小结 |
| 二、《骆驼祥子》中概念隐喻翻译研究 |
| (一)《骆驼祥子》及俄译本简介 |
| 1.老舍与《骆驼祥子》 |
| 2.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与《骆驼祥子》俄译本 |
| (二)《骆驼祥子》中概念隐喻的分类及其俄译分析 |
| 1.结构隐喻 |
| 2.方位隐喻 |
| 3.本体隐喻 |
| 本章小结 |
| 三、《骆驼祥子》中概念隐喻翻译策略研究 |
| (一)保留隐喻翻译 |
| (二)创新隐喻翻译 |
| (三)省略隐喻翻译 |
| 本章小结 |
| 四、《骆驼祥子》中隐喻翻译的影响因素与误译现象分析 |
| (一)影响隐喻翻译的因素 |
| 1.译者的隐喻思维 |
| 2.读者因素 |
| (二)《骆驼祥子》中的误译分析 |
| 1.合理误译 |
| 2.不合理误译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4）文学翻译中的认知识解操作 ——以《麦克白》的五个汉译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对象和语料来源 |
| 1.3 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意义 |
| 1.5 论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引言 |
| 2.2 认知翻译学研究 |
| 2.2.1 认知翻译学的理论研究 |
| 2.2.2 认知翻译学的实证研究 |
| 2.3 认知识解与文学翻译研究 |
| 2.3.1 文学翻译中的识解 |
| 2.3.2 文学翻译中的主观性 |
| 2.4 《麦克白》汉译研究 |
| 2.5 小结 |
| 第3章 理论基础 |
| 3.1 引言 |
| 3.2 认知翻译学 |
| 3.3 认知识解及其维度 |
| 3.4 文学翻译中的认知识解对等 |
| 3.5 小结 |
| 第4章 视角与翻译 |
| 4.1 引言 |
| 4.2 视角的界定 |
| 4.2.1 认知识解理论中的视角 |
| 4.2.2 视点与焦点 |
| 4.3 翻译中的视角操作 |
| 4.3.1 主-客体关系操作 |
| 4.3.2 视点操作 |
| 4.3.3 参照点操作 |
| 4.4 翻译中视角操作的影响因素 |
| 4.4.1 文化因素 |
| 4.4.2 文体因素 |
| 4.4.3 译者志趣因素 |
| 4.5 小结 |
| 第5章 选择与翻译 |
| 5.1 引言 |
| 5.2 选择的界定 |
| 5.2.1 详略度 |
| 5.2.2 隐喻和转喻 |
| 5.3 翻译中的选择操作 |
| 5.3.1 详略度操作 |
| 5.3.2 隐喻与转喻操作 |
| 5.4 翻译中选择操作的影响因素 |
| 5.4.1 社会因素 |
| 5.4.2 译者志趣因素 |
| 5.5 小结 |
| 第6章 突显与翻译 |
| 6.1 引言 |
| 6.2 突显的界定 |
| 6.2.1 侧显与基体 |
| 6.2.2 射体-界标关系 |
| 6.3 翻译中的突显操作 |
| 6.3.1 侧显操作 |
| 6.3.2 射体-界标关系操作 |
| 6.4 翻译中突显操作的影响因素 |
| 6.4.1 文体因素 |
| 6.4.2 译者志趣因素 |
| 6.4.3 思维方式因素 |
| 6.5 小结 |
| 第7章 动态性与翻译 |
| 7.1 引言 |
| 7.2 动态性的界定 |
| 7.2.1 时间维度心理扫描 |
| 7.2.2 空间维度心理扫描 |
| 7.3 翻译中的动态性操作 |
| 7.3.1 时间维度的心理扫描操作 |
| 7.3.2 空间维度的心理扫描操作 |
| 7.4 翻译中动态性操作的影响因素 |
| 7.4.1 文化因素 |
| 7.4.2 译者志趣因素 |
| 7.5 小结 |
| 第8章 想象性与翻译 |
| 8.1 引言 |
| 8.2 想象性的界定 |
| 8.3 翻译中的想象性操作 |
| 8.3.1 引申操作(抽象化,具体化) |
| 8.3.2 整合操作 |
| 8.3.3 分离操作 |
| 8.3.4 抽象操作 |
| 8.4 翻译中想象性操作的影响因素 |
| 8.4.1 语言因素 |
| 8.4.2 文化因素 |
| 8.4.3 修辞因素 |
| 8.4.4 译者志趣因素 |
| 8.5 小结 |
| 第9章 结论 |
| 9.1 研究发现与启示 |
| 9.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国家机构法治话语翻译规范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内容框架与研究思路 |
| 第三节 研究范式、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和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西方翻译规范研究综述及其评价 |
| 第一节 西方对翻译规范的研究 |
| 第二节 翻译研究中的“范式” |
| 第三节 西方翻译规范研究的范式及其局限性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法治话语翻译规范系统建构 |
| 第一节 新时代翻译的对话性凸显 |
| 第二节 探寻新的翻译理论基础——交往行为理论 |
| 第三节 法治话语翻译规范系统性理论框架的建构 |
| 第四章 国家机构法治话语的本体研究 |
| 第一节 法治话语的内涵界定 |
| 第二节 国家机构法治话语的结构与层次 |
| 第三节 国家机构法治话语的属性与特征 |
| 第五章 国家机构法治话语翻译主观世界的伦理规范研究 |
| 第一节 翻译伦理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交往行为理论与国家机构法治话语翻译伦理规范 |
| 第六章 国家机构法治话语翻译社会世界的职业规范研究 |
| 第一节 翻译职业化与项目管理 |
| 第二节 翻译项目管理中的职业规范 |
| 第三节 国家机构法治话语翻译的项目化管理 |
| 第七章 国家机构法治话语翻译客观世界的产品规范研究 |
| 第一节 预备规范 |
| 第二节 关系规范 |
| 第三节 文本规范 |
| 第八章 国家机构法治话语翻译的规范化路径 |
| 第一节 国家机构法治话语翻译规范化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国家机构法治话语翻译规范化的路径 |
| 第九章 结论 |
| 第一节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
| 第二节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 |
| 第三节 本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科研成果 |
| 后记 |
（6）关联理论视阈下习近平着作复句日译对比研究 ——兼论对日话语体系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对象及内容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目的及价值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价值 |
| 1.5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 2.1 习近平着作翻译研究综述 |
| 2.1.1 文本分析视角下习近平着作翻译研究 |
| 2.1.2 传播视角下习近平着作翻译研究 |
| 2.2 复句研究综述 |
| 2.2.1 汉语复句定义及分类 |
| 2.2.2 日语复句定义及分类 |
| 2.2.3 汉日复句相关研究 |
| 2.2.4 复句翻译研究 |
| 2.3 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综述 |
| 2.3.1 政治理论视角下对外话语体系研究 |
| 2.3.2 传播理论视角下对外话语体系研究 |
| 2.3.3 话语理论视角下对外话语体系研究 |
| 第三章 理论综述 |
| 3.1 关联理论 |
| 3.1.1 理论缘起 |
| 3.1.2 关联理论概述 |
| 3.2 关联翻译理论 |
| 3.2.1 Gutt的关联翻译理论 |
| 3.2.2 关联翻译理论研究综述 |
| 3.3 本文理论框架 |
| 第四章 译者“心力”:习近平着作译本对比研究 |
| 4.1 有标复句特点及日译情况概述 |
| 4.1.1 因果类分句特点及日译处理 |
| 4.1.2 并列类分句特点及日译处理 |
| 4.1.3 转折类分句特点及日译处理 |
| 4.2 无标复句特点及日译情况概述 |
| 4.2.1 关联词省略式无标复句 |
| 4.2.2 并列关系 |
| 4.2.3 连贯关系 |
| 4.3 小结 |
| 4.3.1 译者心力概述 |
| 4.3.2 意与形间的关联 |
| 第五章 接受“效果”:习近平着作日译交际效度研究 |
| 5.1 问卷及访谈概况 |
| 5.1.1 问卷及访谈设计 |
| 5.1.2 问卷及访谈实施概要 |
| 5.1.3 受访者基本情况 |
| 5.1.4 问卷调查群体差异分析 |
| 5.2 问卷及访谈结果分析 |
| 5.2.1 复句结构与交际 |
| 5.2.2 文化与交际 |
| 5.3 小结 |
| 5.3.1 受众心力概述 |
| 5.3.2 交际过程:译者与受众心力对比分析 |
| 第六章 关联原则与对日话语体系构建 |
| 6.1 日本受众的认知语境 |
| 6.2 译者:习近平着作复句日译关联原则 |
| 6.2.1 复句结构之最佳关联 |
| 6.2.2 文化信息之足够的关联 |
| 6.3 受众:认知语境的发展路径 |
| 6.4 关联理论交际观与中央文献外译传播模式 |
| 第七章 终章 |
| 7.1 内容与结论 |
| 7.2 研究创新点 |
| 7.3 局限与前瞻 |
| 7.3.1 局限与不足 |
| 7.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要旨 |
| 附录 |
| 博士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7）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评析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及创新 |
| 第二章 整体翻译论的建构 |
| 2.1 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 |
| 2.2 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 |
| 2.3 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 |
| 2.4 译者翻译思想及实践的切合 |
| 2.5 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 |
| 第三章 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 |
| 3.1 翻译、创作、治学的遇合(20世纪40年代) |
| 3.1.1 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 |
| 3.1.2 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写与新诗现代化诗论 |
| 3.1.3 现代主义诗论与诗篇的翻译 |
| 3.1.4 翻译、创作、治学遇合的现代主义命题 |
| 3.2 翻译、创作、治学的互动共生(20世纪50至60年代) |
| 3.2.1 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 |
| 3.2.2 新民歌诗写的阶段性尝试 |
| 3.2.3 外国进步文学研究与文论编纂 |
| 3.2.4 进步文学与西方文论的翻译 |
| 3.2.5 翻译、创作、治学互动共生的追求进步尺度 |
| 3.3 翻译、创作、治学的回归(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 |
| 3.3.1 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 |
| 3.3.2 现代诗写的情绪复萌 |
| 3.3.3 现代主义文学的系统研究 |
| 3.3.4 现代主义文学与西方文论的协同翻译实践 |
| 3.3.5 翻译、创作、治学回归的现代主义向度 |
| 第四章 袁可嘉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 |
| 4.1 诗人译诗: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 |
| 4.1.1 原文整体理解的鞭辟入里 |
| 4.1.2 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 |
| 4.2 深度翻译: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 |
| 4.2.1 译序与后记——正文本价值的预设及翻译理念的廓清 |
| 4.2.2 译注——正文本可理解性的提升 |
| 4.3 整体特性到经典性的升华 |
| 4.3.1 翻译文学经典辨识 |
| 4.3.2 彭斯诗歌翻译集的五次再版 |
| 4.3.3 译诗《当你老了》的广泛流传 |
| 第五章 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 |
| 5.1 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 |
| 5.2 宏观翻译的多维审视 |
| 5.2.1 翻译动机:联系社会“实际需要” |
| 5.2.2 文本选用: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 |
| 5.2.3 译者伦理:“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
| 5.3 微观翻译的策略性调控 |
| 5.3.1 译诗的“整体观念” |
| 5.3.2 诗歌风格的可译性及译者的任务 |
| 5.3.3 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 |
| 第六章 袁可嘉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 |
| 6.1 丰富与革新:诗歌创作多元化的促进 |
| 6.1.1 语言文字层面 |
| 6.1.2 格律层面 |
| 6.2 翻译之力:文学思潮演进的助推 |
| 6.2.1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助推 |
| 6.2.2 进步文学思潮的助推 |
| 6.3 文化搬运:西方文化的引入 |
| 6.3.1 宗教文化 |
| 6.3.2 习俗文化 |
| 6.3.3 古希腊文化 |
| 6.3.4 工业文明 |
| 第七章 结语 |
| 7.1 主要发现及结论 |
| 7.2 研究启示——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 |
| 7.3 研究不足及后续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袁可嘉主要着译成果 |
| 附录二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西奥·赫曼斯翻译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依据与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赫曼斯研究的综述 |
| 一、关于操纵观和等值幻觉论 |
| 二、关于翻译规范理论 |
| 三、关于翻译社会系统理论 |
| 四、关于丰厚翻译策略 |
| 五、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本研究的框架及方法 |
| 第一章 赫曼斯翻译理论形成的背景 |
| 第一节 “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 |
| 第二节 “翻译研究学派”的翻译理论 |
| 第三节 “后殖民”翻译研究 |
| 第二章 赫曼斯的等值批判理论体系 |
| 第一节 西方翻译等值理论概观 |
| 一、翻译等值理论的发展 |
| 二、翻译等值概念的泛化 |
| 第二节 赫曼斯的等值批判理论体系 |
| 一、翻译建模理论 |
| 二、翻译操纵观和等值幻觉论 |
| 三、翻译自我指涉理论 |
| 四、译者在场理论 |
| 第三节 赫曼斯等值批判理论体系评价 |
| 第三章 赫曼斯的翻译规范理论体系 |
| 第一节 社会学的“规范”概念 |
| 第二节 翻译规范理论的发展 |
| 一、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 |
| 二、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理论 |
| 第三节 赫曼斯的翻译规范理论体系 |
| 一、早期思考与研究成果 |
| 二、翻译规范内涵的拓展 |
| 三、翻译规范与翻译本体论 |
| 四、翻译规范与价值观和权力关系 |
| 五、翻译规范研究方法的拓展 |
| 六、翻译规范的元理论与丰厚翻译策略 |
| 第四节 赫曼斯翻译规范理论体系评价 |
| 第四章 赫曼斯的翻译社会系统理论体系 |
| 第一节 翻译文学研究的系统论思想 |
| 一、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 |
| 二、勒菲弗尔的文学系统观 |
| 第二节 社会学系统观在翻译研究里的应用 |
| 一、布尔迪厄文化社会学理论的启发 |
| 二、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启迪 |
| 第三节 赫曼斯的翻译社会系统理论体系 |
| 一、翻译社会建制性与期待结构 |
| 二、翻译社会系统理论的框架 |
| 三、翻译社会系统的自我指涉 |
| 四、翻译社会系统的形式 |
| 五、翻译社会系统的二阶观察 |
| 第四节 赫曼斯翻译社会系统理论体系的评价 |
| 第五章 赫曼斯翻译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
| 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与翻译研究 |
| 第二节 赫曼斯翻译研究的后现代性 |
| 一、赫曼斯认识论的后现代性 |
| 二、赫曼斯研究方法论的后现代性 |
| 第三节 赫曼斯翻译研究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评价 |
| 结语 |
| 第一节 本研究的结论 |
| 第二节 本研究的成果、不足及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西奥·赫曼斯翻译研究主要着述 |
| 附录二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依据 |
| 2.研究对象及思路 |
| 3.研究方法 |
| 4.研究价值和意义 |
| 5.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毛泽东选集》基本概况及其翻译研究 |
| 1.1 《毛选》的基本概况 |
| 1.2 《毛选》出版发行概况 |
| 1.3 《毛选》的外译概况 |
| 1.4 《毛选》的俄译概况 |
| 1.5 《毛选》翻译研究现状 |
| 第二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空缺”现象及其研究综述 |
| 2.1.1 “空缺”的定义及研究现状 |
| 2.1.2 “文化空缺”的概念界定 |
| 2.1.3 “文化空缺”的分类与《毛选》俄译研究 |
| 2.2 多元系统理论综述 |
| 2.2.1 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
| 2.2.2 多元系统理论与《毛选》俄译研究 |
| 2.3 研究思路之建构 |
| 2.3.1 文本分析路径 |
| 2.3.2 社会分析路径 |
| 2.3.3 整体研究思路 |
| 第三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本中的“文化空缺”现象 |
| 3.1 物质文化空缺 |
| 3.1.1 人称文化空缺 |
| 3.1.2 物称文化空缺 |
| 3.2 制度文化空缺 |
| 3.2.1 民俗文化空缺 |
| 3.2.2 体制文化空缺 |
| 3.3 精神文化空缺 |
| 3.3.1 思维方式空缺 |
| 3.3.2 价值观念空缺 |
| 3.3.3 审美意识空缺 |
| 第四章 《毛泽东选集》“文化空缺”现象的俄译方略研究 |
| 4.1 《毛选》俄译本翻译方法研究 |
| 4.1.1 文化内涵“共有”:直译法 |
| 4.1.2 文化内涵“相通”:换译法 |
| 4.1.3 文化内涵“缺省”:意译法、注释法 |
| 4.1.4 文化内涵“冗余”:减译法、省译法 |
| 4.2 《毛选》俄译本翻译策略研究 |
| 4.2.1 求真保全,原汁原味 |
| 4.2.2 简明清晰,精确具体 |
| 4.2.3 语言平实,文风质朴 |
| 4.2.4 移形换位,闪展腾挪 |
| 4.2.5 舍“象”取“义”,拨云见日 |
| 4.2.6 因“境”制“译”,文化融通 |
| 4.2.7 化繁为简,减负增效 |
| 4.3 《毛选》俄译本翻译理念研究 |
| 4.3.1 以我为主,坚守底线 |
| 4.3.1.1 以我为主 |
| 4.3.1.2 坚守底线 |
| 4.3.2 内外有别,有的放矢 |
| 4.3.2.1 内外有别 |
| 4.3.2.2 有的放矢 |
| 4.3.3 群策群力,统筹全局 |
| 4.3.3.1 群策群力 |
| 4.3.3.2 统筹全局 |
| 第五章 当年视角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之审视 |
| 5.1 政治系统对《毛选》俄文翻译之影响 |
| 5.1.1 国际政治之影响 |
| 5.1.1.1 国际政治概况 |
| 5.1.1.2 国际政治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1.2 国内政治之影响 |
| 5.1.2.1 国内政治概况 |
| 5.1.2.2 国内政治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 社会文化系统对《毛选》俄文翻译之影响 |
| 5.2.1 文化交流之影响 |
| 5.2.1.1 文化交流概况 |
| 5.2.1.2 文化交流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2 教育发展之影响 |
| 5.2.2.1 教育发展概况 |
| 5.2.2.2 教育发展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3 译学思想之影响 |
| 5.2.3.1 译学思想概况 |
| 5.2.3.2 译学思想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3 当年视角下《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与探讨 |
| 5.3.1 《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 |
| 5.3.2 《毛选》俄文翻译之探讨 |
| 第六章 当今视角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的重新审视 |
| 6.1 当今时代背景下我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系统的新变化 |
| 6.1.1 政治系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
| 6.1.1.1 国际政治之变化及影响 |
| 6.1.1.2 国内政治之变化及影响 |
| 6.1.2 社会文化系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
| 6.1.2.1 文化交流之变化及影响 |
| 6.1.2.2 教育发展之变化及影响 |
| 6.1.2.3 译学思想之变化及影响 |
| 6.2 当今时代背景下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变化、新要求 |
| 6.2.1 当前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变化 |
| 6.2.2 当前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要求 |
| 6.3 当今视角下《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与探讨 |
| 6.3.1 俄译整体方略的重新审视 |
| 6.3.2 “文化新空缺”问题之探讨 |
| 6.3.3 “逆向文化空缺”问题之探讨 |
| 第七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研究的启示与展望 |
| 7.1 《毛选》俄文翻译的历史意义 |
| 7.1.1 《毛选》译着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 |
| 7.1.2 《毛选》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
| 7.2 《毛选》翻译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
| 7.2.1 集体翻译的工作方法 |
| 7.2.2 自力更生的顽强作风 |
| 7.2.3 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 |
| 7.2.4 以我为主的翻译原则 |
| 结束语 |
| 1.内容与结论 |
| 2.研究创新点 |
| 3.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 附录 I:《毛泽东选集》俄译本“文化空缺”典型翻译案例汇编 |
| 1.物质文化空缺 |
| 2.制度文化空缺 |
| 3.精神文化空缺 |
| 附录 II:编译局版和莫斯科版《毛泽东选集》译文对比研究实录(“文化空缺”翻译案例精选)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10）《红楼梦》及其英译本用例事件的认知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意义 |
| 1.4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观 |
| 2.2 认知语言学的意义观 |
| 2.3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 |
| 2.4 语言学视角下《红楼梦》英译本研究 |
| 2.5 心智哲学与翻译研究 |
| 2.6 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 |
| 2.7 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3.1 心智哲学理论 |
| 3.1.1 意识 |
| 3.1.2 意向性 |
| 3.1.3 心物随附性 |
| 3.1.4 感受质 |
| 3.2 构式语法理论 |
| 3.2.1 构式的界定 |
| 3.2.2 构式的基本特征 |
| 3.2.3 构式语法的优势以及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
| 第四章 心智哲学视域下用例事件S/T的生成过程与方式 |
| 4.1 用例事件S的生成过程与方式 |
| 4.1.1 现实世界与原初感觉:事件的本体性 |
| 4.1.2 反思感受与语言表达:用例事件的摹状性 |
| 4.2 用例事件T的生成过程与方式 |
| 4.2.1 理解阶段 |
| 4.2.1.1 从用例事件S到事件E’还原 |
| 4.2.1.2 从事件E’原初感觉到事件E’反思感受 |
| 4.2.2 表达阶段:从事件E’反思感受到用例事件T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红楼梦》及其霍译本具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及其认知机理 |
| 5.1 生态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 |
| 5.1.1 气象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1.1.1 C/H风向表征相似 |
| 5.1.1.2 C/H语义指向相似 |
| 5.1.1.3 C的完备明晰与H的隐略婉曲 |
| 5.1.2 地理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1.2.1 C/H均以“虚幻”表征“真实” |
| 5.1.2.2 C的一语双述与H的表里取一 |
| 5.2 物质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2.1 建筑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2.1.1 C/H形式表征相似 |
| 5.2.1.2 C/H语义指向相似 |
| 5.2.1.3 C的兼蓄深隽与H的简约平实 |
| 5.2.2 茶酒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2.2.1 C和H客观茶酒表征的相似突显 |
| 5.2.2.2 C和H客观茶酒表征的相异突显 |
| 5.2.2.3 C主观茶酒表征的隐晦性与H主观茶酒表征的直观性 |
| 5.3 社会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3.1 异指类自称代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3.1.1 C/H人称异指均鲜见 |
| 5.3.1.2 C/H数异指的相异表征 |
| 5.3.2 异指类对称代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3.2.1 C/H数异指均无 |
| 5.3.2.2 C/H人称异指的相似表征 |
| 5.3.2.3 C/H人称异指的相异表征 |
| 5.3.3 异指类他称代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3.3.1 C/H数异指均无 |
| 5.3.3.2 C/H人称异指的相似表征 |
| 5.3.3.3 C/H人称异指的相异表征 |
| 5.4 具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5.4.1 生态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5.4.2 物质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5.4.3 社会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红楼梦》及其霍译本抽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及其认知机理 |
| 6.1 宗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6.1.1 佛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6.1.1.1 C/H原型义表征相似 |
| 6.1.1.2 C/H引申义表征相异 |
| 6.1.2 道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6.1.2.1 C一词多义,H一义多词 |
| 6.1.2.2 C/H的低专指性 |
| 6.2 语言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 |
| 6.2.1 矛盾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6.2.1.1 C/H表层矛盾义的相异表征 |
| 6.2.1.2 C/H深层和谐义的相似建构 |
| 6.2.2 仿拟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6.2.2.1 C/H相似的形式表征 |
| 6.2.2.2 C的语义相邻性与H的音形相似性 |
| 6.3 抽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6.3.1 宗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6.3.2 语言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红楼梦》及其霍译本关系性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及其认知机理 |
| 7.1 过程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7.1.1 真实位移过程用例事件SV的共性和差异 |
| 7.1.1.1 V的不可或缺性 |
| 7.1.1.2 C的动词点位标记与H的介词点位标记 |
| 7.1.2 虚拟位移过程用例事件S’V的共性和差异 |
| 7.1.2.1 S’的静态本质 |
| 7.1.2.2 C的静态性与H的动态性 |
| 7.2 非时间性关系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7.2.1 异指类形容词用例事件A’N的共性和差异 |
| 7.2.1.1 A’N的超常性 |
| 7.2.1.2 C的陌生化与H的常规化 |
| 7.2.2 非对称类介词用例事件“我把你这+NP”的共性和差异 |
| 7.2.2.1 C/H处置义表征均不完备 |
| 7.2.2.2 C/H评价义的相似建构 |
| 7.2.2.3 C的处置义支撑与H的处置义缺失 |
| 7.3 关系性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7.3.1 过程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7.3.2 异指类形容词用例事件A’N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7.3.3 C/H非对称处置构式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8.1 本研究的发现和创新 |
| 8.2 本研究的局限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四、试论译者思维与翻译的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绿色翻译探析[J]. 罗迪江.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4)
- [2]语义模糊视角下汉韩翻译研究 ——以《唐诗三百首》韩译本为例[D]. 张文丽.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概念隐喻视角下《骆驼祥子》俄译本隐喻翻译研究[D]. 杨晨.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4]文学翻译中的认知识解操作 ——以《麦克白》的五个汉译本为例[D]. 董典. 西南大学, 2021(01)
- [5]国家机构法治话语翻译规范化研究[D]. 胡波.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6]关联理论视阈下习近平着作复句日译对比研究 ——兼论对日话语体系构建[D]. 薛悦.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08)
- [7]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D]. 黄元军.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8]西奥·赫曼斯翻译理论研究[D]. 刘宏.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9]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D]. 贾一村.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08)
- [10]《红楼梦》及其英译本用例事件的认知对比研究[D]. 蒋知洋.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