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纪朋川音绵阳艺术学院621000;四川大学610065
摘要《读书指南》是通识教育的先驱之作，其在教育史上的地位一直没有获得正确的认识，在今天提倡通识教育的时代，重新认识《读书指南》在中国教育史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关键词《读书指南》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读书指南》是梁启超先生《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的合集。民国十二年（1923年）的春天，《清华周刊》的记者向梁先生约稿。先生在四月下旬花了三天的时间写成《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文介绍中国的基本典籍，分别就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随意涉览书类介绍，说明各书特点和读法，文字浅显简明。该文五月十一日刊登在《清华周刊》第二百八十一期的“书报介绍附刊”第三期发表。同年的秋季，梁先生在清华学校教授“群书概要”课程，讲稿结集为《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该讲稿初刊于当年十月至次年三月《清华周刊》第二百八十八至三百零五期的“书报介绍副镌”第五至九期，后来由清华周刊丛书社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十二月出版单行本。书中对《论语》、《孟子》、《史记》等典籍进行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对诸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及过程、内容真伪及篇次、价值及读法、校释书优劣等相关的问题一一进行细究，给人以翔实有用的指导。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三月，中华书局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含三篇附录文字）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合为《国学指导二种》出版。2010年8月，北京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了“跟大师学国学”丛书，其中便收录了梁先生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两书合集，并在原来附录的《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治国学杂话》、《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三篇文章基础上又增加了一篇《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先生谈的许多切身的读书经验，直到今天仍然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梁先生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的自序中谈到：“我想，一个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中国人，对于本国极重要的几部书籍，内中关于学术思想者若干种，关于历史者若干种，关于文学者若干种，最少总应该读过一遍。但是，生当今日而读古书，头一件，苦于引不起兴味来；第二件，苦于没有许多时间向浩如烟海的书丛中埋头钻研；第三件，就令耐烦费时日勉强读去，也苦难得其要领。因此，学生们并不是不愿意读中国书，结果还是不读拉倒。想救济这种缺点，像‘要籍解题’或‘要籍读法’一类书，不能不谓为适应于时代迫切的要求。”面对中国传统典籍，梁先生所在的民国时期已经出现了不读中国书的现象，只是这种现象远不如今天的情况严重而已。梁先生强调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中国人都应该读一下本国极为重要的几部书籍，但是这种要求在今天看来实在是难以达到。今日大学生能够把《论语》、《孟子》、《史记》等十余种典籍通读一遍的恐怕是少数。造成今天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育模式和教育理念倾向于实用性是其主要的原因。
中国九年义务教育中便忽视了教育内容的整体性，语文教育注重的是课本的文法解读，注重形式而忽视内容的统一性。近现代历史的中国衰弱现实使中国的教育过于敏感，实用性教育成为教育的主体，现实中则更是实用主义横行，从而导致素质教育只是一个漂亮的口号。高中教育更是强调高考这个指挥棒的作用，难以真正的探讨学问。没有一个扎实的基础，进入学科林立的大学之后，课程成为分解学科的枝叶，零散的知识需要在学生原有的知识体系中构建完整的认知，但是却缺乏最为基本的土壤。中国传统学问强调整体性，文史哲处于一个宏观的体系之中，牵一发而动全身。今日的教育体系完全是移植西方的教育模式，但是同时又不时强调中国独特的价值体系，其结果必然是以割裂中国传统的社会模式为代价。现代学生不读中国传统文化原典，只是通过概论性质的现代文字记忆知识性的概念，其目的不外乎是考试，必然在考试之余遗忘。所以，在今天，梁先生提倡的读中国极重要的几部书籍是非常必要的。
梁启超先生在附录文字《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中谈到“今再为拟一真正之最低限度如下：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以此标准，中国诸多理工农医等诸多领域甚至是文史领域的博士新秀都难以被称为“中国学人”，更不要说是大学生及其他人士。中国解放后的教育注重理工等专业的人士培养，在培养过程中除了象征性的关注一些外语和政治的成绩之外，严重忽视了其对中国传统的正确认识的缺失。如果今日教育中重新关注梁先生提出的这些基本典籍，使中国学人在接受教育中能够平衡文理、夯实基础，庶几使其知识体系更趋于完善。
梁先生强调中学教育以上的各专业都应该对中国传统典籍有一定的了解，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把这些典籍当做通识教育的内容而加以强调的。尽管当时并没有提出通识教育的名称，但是其强调作为爱国基础和学人修养的诸多原典，明显是对通识教育的引导。当下提出通识教育，强调普通素质的培养，重新提出对这些原典阅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梁先生先后在政治和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光彩夺目的成就，他晚年从事教育事业时，也是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诸位先生并列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清华大学虽然是以理工专业知名，但是其在民国时期也有极为知名的人文学科大师，并且在学术界也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解放后进行的院校调整过于强调专业化，忽视了素质培养，使中国教育在极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通才和大师，这不能不说是教育体制的错误而导致的后果。近年来，中国院校进行了新的调整，诸多综合性院校的大量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召唤素质和专业教育并重时代的到来。
后人对于梁先生的功绩，过于关注其早年政治上的地位，从而忽视了其学术上的成绩。学术界固然了解梁先生在学术界的地位，却不能正确的对待其在教育史上的地位。通过《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及其附录的几篇短文，不仅可以看到梁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修养，也可以了解到其在教育历史上的地位。《读书指南》可以看做是教育史上对通识教育进行引导的先驱作品，其教育作用是明显的，并且在今天仍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读书指南》，中华书局，2010年8月北京第1版，第32—33页。
【2】同上，第165—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