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论文以来京居留的韩国人群体为主要观察对象,对在京韩国人的组织与文化进行了长期的人类学参与观察(含在韩国的部分田野工作)和分析。作者根据近年来“韩人社会”在中国呈现的族群与文化认同的构成及其文化嵌入的主动性特征提出了“文化聚合”与“文化推进”的创新观点。中国和韩国有着数千年的交往历史,传统文化一直是构筑五千年中韩关系的重要基础。不过由于二战后诸多因素的影响,中韩两国人民的交往也被阻断到了历史最低的限度内。1992年两国建交后,双方交往日益密切,韩国来华人员也日益增多。本文作者对韩国人在北京地区的社会组织和文化活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对韩国文化聚合做出了分析,并以北京地区为田野调查点,对韩国人的社会、组织与文化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观察和访谈,希望能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两国文化再次相遇后,韩国人的组织与文化在北京地区得以推进的构成及其运作轨迹。始祖檀君神话传说、共同的历史、语言等原生性因素都是建构韩国人族群认同的重要因素。除此以外,本文还将韩国人族群意识与古代绝对的“他者”——中国的关系的变迁联系起来。本文同时将作为文化符号的汉字在韩国地位的变迁视为族群观发展的一个线索和脉络,作为其族群强韧化的又一因素。韩国是世界上至今仍然深受儒家影响的国家,儒教所倡导的人伦观念和家国一体等思想对于网络人伦型社会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韩国家族、宗族意识在小农经济和村落社会得以强化,衍生出强大的血缘和地缘意识。进入现代社会后,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被打破,人们按照共同体的原则形成了非地域性的小规模的各类组织,学缘、职缘以及同一宗教组织内部群体的联系的出现,使得韩国社会成为特定的“缘分”主义社会。80年代,随着政府权威的消失,市民社会随之出现,形成了诸多超缘分主义的团体。韩国社会组织的致密性特征也越发明显。本文认为,文化聚合是由指某群体外在的族群意识的强韧化和社会组织内聚力的致密性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合力,是本群体可以在跨国、跨境状态或在异质性社会中得以较为自如地适应和发展的文化力量。韩国人的文化聚合形态在汉人社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文化聚合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并伴随着精神的独立与强化及自信心的提升。文化聚合为文化推进提供了组织、精神及族群意识等方面的基础、动力及可能性。本文还提出,文化推进是以文化聚合为基础和条件,是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空间的主动推行。文化推进是两种文化交融和互动的方式之一,体现出一个族群在文化发展方面的本质要求。韩国文化向汉人社会的推进分三个层次即社会关系和组织制度、文化实践、公司文化。在京韩国人娴熟地运用在国内形成的一套人际机制和社会结构机制,在北京建立了完善的组织、社区和信息网络,形成了独特的“韩人社会”。“韩人社会”成为我国现阶段颇具规模的境外移民团体,表现了韩国人在全球化时代拓展生存空间的理想和愿望。韩人社会的登场是韩国文化推进的基础和外在形式,在这一层面,文化得以实现整体移动,具有嵌入式的特征。同时,在韩人社会的支持下,韩国人在汉人社会参与了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这些行为超越了对汉人社会的单纯适应,表现出强烈的文化特质和族群性格,如集体行动主义色彩、族群精神和意识及现代韩国生活方式和理念。在这一层面上,文化呈现拓展性和辐射性。文化推进的第三个层面,即组织文化的推进,本文选定公司组织作为观察切入点。公司是韩国组织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接触最多的组织,也是韩国文化推进中最有代表性的组织。中韩文化的碰撞、交融在这里进行,两国的文化深层差异在这里得以鲜明地显现。韩国文化向汉人社会推进的过程中,来自汉人社会的回应也被纳入了观察之中。好奇与友善、回避与抵触的二元情绪共存,反映出两种文化在碰触当中必然会出现的两种情形,以及文化推进过程中呈现出的多声部和复杂性。文化推进具有突发性和激进性,外部看来,文化推进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内部呈现的仍然是较为保守和紧密的心理,某些时候表现为固执地保有本土文化特性的特点。在文化推进中,受容方有过滤的机制,对于利己的一面积极吸收,接纳,对于矛盾和冲突的一面采取回避或抵触的态度。本文期待在依据来华韩国人的族群认同特征、组织文化和跨国文化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文化聚合与文化推进的概念得以确认,认为这在当今中国社会急剧发展的当下所呈现的跨国韩人族群文化聚合与推进的状况,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跨学科的学术研究,不仅从学理上提供理解韩国人及其“韩人社会”的思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为两种文化的中断提供适应性选择,以及提醒在扩大对韩人社会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以应对当今全球化时代国家—族群—文化关系的复杂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