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是从社会历史角度入手,对艺术自律终结的研究。“艺术自律”作为审美现代性的直接表征,其形成依赖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发展。所谓市民社会指的是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社会领域,它是由各种相对独立存在的组织和团体构成的,在国家权力体制外自发形成的自治空间。市民社会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这一分离所具备的解放功能是君主专制国家转变为民主国家,现代社会开始生成,个体自由得以实现。将市民社会与艺术自律结合起来看待,我们可以发现：一、艺术自律是市民社会的自由要求在艺术领域中的表现,艺术自律最终使得艺术摆脱了宗教和政治的束缚,获得了自身发展的自由；二、艺术自律也是一种对抗型话语,它是市民社会在与国家的对抗中争取文化领导权的重要臂助,因为艺术自律以普遍人性为其合法依据,而普遍人性所代表的普世价值正是市民社会用以抵抗国家的君权神授说、获取合法性优势的重要武器。然而,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对抗态势于二十世纪发生变化,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进一步加深,市民社会得到了巩固和扩张,最终压倒了传统的政治国家获得胜利。此时国家开始变成一个为市民社会服务的一个机构,而不是凭借自身的权力构造而压迫社会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艺术自律开始发生危机,走向消亡,毕竟艺术自律作为一种在国家的压迫下产生的对抗型话语,其生存依赖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发生对抗时生成的张力性空间,在市民社会获得胜利的年代中,这一空间消失,艺术自律的存在依据也不复存在。代替自律性艺术出现的新型审美文化形态,则是市民社会自由要求的更为直接的表征,也即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兴起意味着艺术自律的终结,这一终结可以从三个路径进行剖析。第一,审美的产业化导致了自律性艺术体制的消解。依照艺术自律产生的自律性艺术是纯艺术,它以一种形式实验+超越体验的整一性结构的方式显现自身。然而,大众文化以一种审美产业的方式出现后,这种整一性结构裂解了：自律的艺术是一种个体性的天才式创造,然而审美产业的社会化工业生产方式对此进行了直接破坏；自律艺术的超越体验是与外部世界无涉的,但审美产业要激发的恰恰是对外部世界需求的满足；自律艺术所要求的形式实验和超越体验本质上是一种拒斥大众的“深度”文化,而审美产业恰恰是要满足大众的欲求的“广度”性文化。然而,崩解并不意味着完全的消失,纯艺术的整一结构破坏,使得它变成了一堆以星丛的方式存在的碎片,这一碎片构成了意义的网络空间,新的意义于是以一种互文性的方式进行了生产。第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解构了自律艺术的预设性独立。艺术得以自律的理论证明可分为三点：1、艺术无涉于快适和善,所以是自由的,这里的前提是艺术是形式游戏；2、艺术是普遍的,所以具有合法性,这种普遍性的源头是先验人性；3、艺术是通向形而上体验之途,所以是超越的,其前提则是实践理性的价值性。这些理论证明采用一种本质主义的先验方式进行了预设性的假定。然而,大众文化造就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现象的出现,人们开始用建构主义的方式看待审美,美不再是超越性的存在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与投射,美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内在生成的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产物,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人们不难看出大众文化是一种审美文化、快感文化,本身蕴含的是阶级伦理,而这对自律性艺术的形式自足、理想超越、普遍认定等造成了消解,如此一来,自律艺术的独立也就不复存在了。第三,审美特权的消失和文化研究这一反审美特权的阐释话语的兴起。艺术自律使得美学与艺术相联姻,审美成为了艺术确证自身的唯一方式,此时,审美获得了特权。而随着审美被阐释为一种生存伦理,审美救赎的观念开始出现,艺术被理解为完善人性、对抗异化的工具。然而,大众文化的兴起意味着美不再是艺术唯一的意义设定。在实践维度上,市民社会的扩张造成了新中产阶级和新知识分子的兴起,他们突破了传统艺术家的封锁,带来了多元意义的集中爆发,而在理论维度上,大量的后学话语出现,其整体的间性效果也表现为对艺术即美的传统信念的怀疑。于是,审美特权走向消失,文化研究作为反审美特权的阐释话语应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