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教学举例的“四宜”与“四忌”（论文文献综述）
左黎黎[1]（2021）在《基于古籍医家的痢疾源流探析》文中研究指明痢疾,以“腹痛、里急后重、下痢赤白脓血”为主要症状,多发于夏秋季节,是一类或具有传染性的疾病,西医学中的细菌性痢疾、阿米巴痢疾、溃疡性结肠炎等属本病范畴。中医在治疗痢疾上具有独特优势。中医古籍中记载有大量关于痢疾的内容,涉及病因、病机、诊断、治则治法、方药、预后等多个方面,这些内容均由各朝代医家所创造出来,具有鲜明的医家个人特色。如何从历史源流的角度辨析清楚痢疾学术发展脉络,厘出具有特色和疗效的治痢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是本文的重点。本文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在系统地搜集整理民国以前有关痢疾文献基础上,以文献学研究和学术发展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展开研究,将历代医家对痢疾的认识以朝代为基准划分为七个阶段:先秦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两宋时期、金元时期、明代、清代,全面剖析各个时期痢疾的学术发展特点,内容包括痢疾的病名、病因病机、诊断、治则治法、方药、预后等多方面内容,总结各医家治痢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明晰痢疾学术发展源流。第二部分即本文最后一部分,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对痢疾表证问题、久痢辨治方法以及如何将古籍中治痢经验运用于现代临床进行了探讨。先秦两汉时期,医家对痢疾没有统一的命名,《素问·通评虚实论篇》中,首次出现了后来被广泛接受与认可的痢疾最早命名“肠澼”。在此之后医籍中还出现了多个名称,如《难经》的“小肠泄”“大瘕泄”、《伤寒杂病论》的“下利”。虽病名未有统一,但医家们对该病症状的观察比较一致,如《黄帝内经》“便血”“下白沫”“下脓血”;《难经》“便脓血、里急后重”;《伤寒杂病论》“下脓血”“下重”“圊脓血”等。同时都主张从脉象判断该病的预后。对病因的认识,有运气角度、饮食角度、亦有外邪角度;对病性的认识,多数主张为热邪,也有对寒性痢疾的补充。《伤寒杂病论》中首次记载了痢疾的治疗方剂,如白头翁汤、桃花汤、乌梅丸,且这些名方一直沿用至今。魏晋南北朝时期,根据《隋书·经籍志》着录,该时期的中医古籍未见有明确的学术分类,古籍均被称之为“某某方”。葛洪首次在《肘后备急方》中使用“痢”这一病名。陈延之则首次在《小品方》中提出“滞下”病名。这两种病名称谓在隋唐以后逐渐被大家认可。这一时期出现了对痢疾的分型,如姚僧垣在《集验方》中将痢疾分为十种,这是最早有关痢疾的分型,且后世痢疾分型均以此为基础进行,可见《集验方》虽以方为书名称之,但其中的内容涉及理论部分,是一种重要的中医论着。此时,出现了专门治疗痢疾的方剂,如葛洪发明了具有清热解毒除湿功效的天行痢基本方;陈延之在《小品方》中创立治疗寒实内结下痢的温脾汤;治疗痢疾名方如乌梅丸方,则在陈延之与姚僧垣二者所撰着的医籍中均出现过,方名相同,但方剂组成与剂量均不一致。可见,自从张仲景创制乌梅丸治疗痢疾以来,姚僧垣、陈延之两位医家均认可张仲景之乌梅丸,且在临床实践中加以应用,说明当时医家已经认识到乌梅丸在治疗痢疾中的重要作用。隋唐时期,第一部专门论述病因病机的《诸病源候论》将痢疾的发生归为两大类原因,内因和外因。其中内因主要是机体荣卫不足、肠胃虚弱;而外因主要是感受外邪,包括风邪、热邪、寒邪、湿邪、毒邪;内因的肠胃虚弱再与外因所感受的一种邪气或多邪共同作用则患病。隋唐时期还对痢疾的证型分类进一步探索,如《诸病源候论》将其分为13个证型,《千金要方》分4种证型,《外台秘要》分15种证型。这些证型划分虽未统一,但有两类基本得到认同,即热痢与冷痢。针对治疗方剂,对此进行整理的主要为《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这些治疗方剂中,其中由仲景所创制的乌梅丸得到更多医家的认可与应用,同时在此组方思路上衍生出多个乌梅丸加减方。此外,《千金要方》灵活化裁温脾汤,用此方治疗冷热痢,其思路值得后人借鉴。此时,高频用药主要为黄连、干姜两味药。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从方到药,当时医家对痢疾治疗思路是寒热并用,并根据寒热程度调整方剂。两宋时期,病因病机的认识方面,对痢疾致病的外因认识方面基本趋于一致,主要是风、寒、湿、热（暑）邪;在痢疾致病的内因方面,脾胃虚弱病机得到医家的一致认可。此时,陈言创新性提出“脏气郁结”致痢疾观点,为痢疾治疗提供了从调“气”入手的新思路。此外,医家们逐渐认识到肠胃积滞与痢疾发生的关系,出现了“积滞致痢”说,而且“通利去积”法成为医家治疗痢疾首选方法。宋代对痢疾的分型,主要新增了“气痢”“风痢”两个证型。宋代的大型方书中记载了大量治疗痢疾的方剂。从这些方剂中可分析出宋代用药的一些特点,如注重调气与活血药物的配合使用,在治痢方剂中香料药物大量出现;药物剂型多以丸散为主。以上也间接反映了两宋时期的局方特征。此时,治疗久痢的方剂多数以温中健脾为主,再对症加减用药,形成了温中健脾为主的系列方。金元时期,医家对痢疾的认识,从病名到症状乃至治疗都有一个新飞跃,特别是金元四大家对痢疾的认知与实践,各家均有特色,为后期医家在痢疾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关于痢疾病名的认识方面,朱丹溪首次明确了痢疾与泄泻的区别,从临床表现到治疗方法,都区分了二者之间的不同,为后期医家正确认识与治疗痢疾奠定了扎实基础。病因病机认识方面,金元四大家都认识到外邪中的湿热与人体脾胃的虚弱是发病的主要原因。四大家治痢各具学派特点。“寒凉派”的刘完素则多主张从寒凉治痢,创立着名的“调气活血”方剂芍药汤;“补土派”的李杲则将其补脾胃升清阳的思想贯彻于痢疾治疗中,自创多首治痢方剂;“攻邪派”的张从正善用攻邪法中的汗、吐、下法治疗痢疾;朱丹溪则综合各家,提出从表里寒热虚实气血辨证治疗痢疾,同时对久痢治疗提出了新思路,即从阴虚入手,与“滋阴派”之理念与思想相吻合。朱丹溪对痢疾发病后期阴虚的创新性认知,进一步完善了中医对痢疾的全程诊疗指导与实践思维。明代医家着作中出现了引用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等医家思想的内容,可见他们的诊疗思想已经得到认同。同时,明代也出现了一批在前人基础上,对痢疾诊疗有新思路创新的医家。这些创新使人们对痢疾的认识更深刻,辨证治疗更加细致全面。病名方面,以薛己为代表的医家认同痢疾、滞下病名。孙一奎则在此基础上,将二者进行了鉴别,认为滞下不能等同于痢疾。在病因病机的认识方面,医家的认识均不出三因,但侧重点不同。虞抟则将这些病因致病概率按从高到低进行了排序。张景岳认为痢疾发病主要因饮冷贪凉“人事”所致,若人不贪凉则不会患病,提出贪凉是为导致痢疾发病的重要诱发因素,提示人们饮食行为习惯对疾病的影响作用。秦昌遇将痢疾区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在辨证方面更加全面。徐彦纯、薛己、李梴、赵献可、张景岳对腹痛、里急后重、下脓血、口渴、小水、大孔痛等痢疾常见症状分别从寒热虚实四个方面进行辨证。李梴首次以歌诀形式归纳痢疾辨治要点,便于初学入门,在痢疾的科学普及方面做出了贡献。王肯堂首次提出辨别积之新旧,进一步深化了“积滞致痢”说之内涵。治疗方面,王肯堂提出治痢需先分标本,非从肠胃一途的认识。戴思恭提出治痢总则“当以顺气为先,须当开胃”,反映了戴思恭治疗痢疾以清为要,兼顾护脾胃之思想。薛己治痢则从脾胃虚弱这一根本入手,是其重视脾胃阳气学术观点在痢疾治疗中的体现。张景岳认为患痢者虚寒居多,治疗多主张温补脾肾;对于实热证患者,采取治标的方法清热攻积,打破痢疾初起忌补之局限性。方剂方面,徐彦纯独出心裁,将治痢方剂依据病因病机治法,分成十三大类,是对诊疗疾病方剂的一次高度概括与总结。王纶首设治痢主方,以一方加减统括痢疾的治疗,体现其通治方思想。清代医家对痢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痢疾治疗方法的探索和辨治框架的构建。在病因病机方面,大部分医家的认识与前代医家认识基本一致,不外乎外感六邪,内有脾胃损伤。大多数医家将病机的研究集中在各种痢疾致病因素导致的脾胃运化失常,而陈士铎、唐容川两位医家则从新的角度对痢疾病机进行了阐述,即二者都注意到五脏中之肝脏在痢疾发病中的重要作用。陈士铎认为痢疾主要是因肝木克脾土所致,脾土受损运化失常,病久及肾则成痢疾。这是医家首次明确指出肝脏在痢疾发生中的重要作用。这一认知,跳出了既往医家从脾肾论治痢疾的基本框架,形成了对痢疾认知及诊疗的全新思维。唐容川则从肺金与肝木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痢疾的成因。他认为秋季肺金当令,若肝木之气过旺之人,会受到肺金之气的制约,肝木郁结不疏则生火,火反来克肺金,造成肺气不得清肃,“肺气传送太急而致暴注大肠”即下痢,从五脏生克角度形象地阐释了暴注下痢证候机理,与临床颇为吻合;同时“肝气郁而不疏,故肛门闭塞,欲便不便”,形成里急后重,而发生痢疾。唐氏认为虽然痢疾症状表现和病变部位都是与脾胃有关,但发病之源实则为肝肺,这是对痢疾发病机理研究的创新性思维体现。分析以上两位医家,乃均为临床实践之大家。在治疗方面,出现了新治疗方法。最有名的当属喻嘉言提出的逆流挽舟法,强调解表之法在痢疾治疗中的作用。陈士铎根据提出的肝木克脾土的发病机制,制定了平肝治痢法,针对因瘀血导致痢久不愈的祛瘀治痢法,以及针对湿热两重和痢下纯血的补阴治痢法。孔毓礼总结了痢疾的十大常用治法,独创暂时快速缓解后重症状的暂宽法。雷丰根据痢疾不同证型分别给与不同治法,制定了治痢九法。在辨治框架的构建方面,孔毓礼以辨表里寒热虚实将痢疾的理、法、方、药、案贯穿起来,建立了一整套的论治痢疾学术体系;舒驰远将痢证分为“陷邪”“秋燥”“时毒”和“滑脱”四大纲,将不同类型的痢疾治疗总括在四纲之下,每纲均形成完整的理法方药,纲举目张,辨治条理清晰。综合以上,痢疾的诊疗从初起的不系统到明清时期的系统化,经历了漫长发展过程。先秦两汉时期集中在对该病病名的探索和对该病主要症状的认识,而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构建的六经辨证体系为痢疾辨治搭建了整体框架,首次出现的治疗方药,如白头翁汤、桃花汤、乌梅丸对后世有深远影响。虽然张仲景对痢疾病因病机的理论未做过多阐释,但其构建的六经辨治体系能涵盖表里阴阳寒热虚实八纲,对痢疾辨治框架构建有提纲挈领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特点是出现了许多专门治疗痢疾的方剂,这些方剂都是对痢疾治疗的一种探索,多本书中出现方剂组成与剂量均不相同的同名方乌梅丸,说明当时医家对张仲景治痢思维的认可。隋唐时期主要特点是对痢疾病因病机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出现了如《诸病源候论》《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这些详细阐述痢疾病因病机的专着。这一时期对痢疾辨治体系的探索当属孙思邈《千金要方》对痢疾证型四分法,其辨治理法方药均以四分法为纲。两宋时期,因政府对医学的重视,产生了多种由政府组织整理编撰的大型方书,这些书中记载了大量治疗痢疾的方剂。这一时期特点是大量治疗痢疾方剂的涌现,但是如何使用这些方剂,在什么辨治体系指导下使用方剂,提高这些方剂的有效性,是当时医家未能关注的盲区。金元时期,四大家治痢方药均是在各家学术思想指导下而产生的,虽各家辨治体系均有偏颇,但相比于两宋时期已有进步,说明医家开始重视辨治体系指导下的痢疾诊疗模式。明代,对辨治体系重要性认识愈加凸显。徐彦纯将前人治疗痢疾方剂依据病因病机治法,分成十三大类,指导医家在辨治选方时遵循这十三分法的框架;张景岳提出“二纲六变”理论,用二纲统领六变,并将其运用在痢疾从辨证到治疗整个过程,用八纲体系指导痢疾治疗;秦景明在《症因脉治》中将陈无择三因论落实到痢疾的治疗和证型划分,将痢疾区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理法方药均不出这二分法。清代,对辨治体系的探索更是成为大多数医家的选择,医家们焦点不再局限于某个方剂,而是某种方法,甚至于是在一个体系指导之下的方法、方剂的使用。孔毓礼以辨表里寒热虚实将痢疾的理、法、方、药贯穿起来,建立了一整套基于八纲的论治痢疾学术体系;舒驰远将痢证分为“陷邪”“秋燥”“时毒”和“滑脱”四大纲,将不同类型的痢疾治疗总括在四纲之下,每纲均形成完整的理法方药;雷丰将痢疾分为九大证型,每种证型详论其病因病机、诊断、鉴别、治法、方药,以九分法的体系指导痢疾的辨治。数千年来,医家们经历了从探索单一治痢方剂到逐渐完善痢疾辨治体系这一曲折过程,医家们最终认识到一个完善的辨治体系相较于某个孤立的方剂更能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提高临床疗效。文献研究的最终目标并非是从文献到文献,文献研究实现从文献到临床水平的提升才是文献研究的最终目标。笔者将历代医家所撰着的古籍中所涉及之痢疾的理法方药内容罗列于此,并基于这些内容进行了深度挖掘分析,期待能够为临床医生辨证论治痢疾提供中医思维与借鉴。
王冬妮[2]（2021）在《明清家训的教育观研究》文中提出家训是一个家族对子孙立身处世、治家从业的教诲,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观,它以家范、家规、家诫、家书等多种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家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形成已久,周初的王室家训开创了家训的先河,秦汉时期家训数量较之前代有所增多,名家名训的教育对象已然扩大,影响范围愈来愈广,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魏晋南北朝的《颜氏家训》将中国古代家训的发展推向了高潮,隋唐家训异彩纷呈,中国古代家训文化至宋元时期已经发展成一定规模,明清两代在前代的积累和指引下再攀高峰,中国传统家训终迎来了其鼎盛时期。经过历朝历代的洗礼与冲刷,传统家训之珍贵日益显现,不论是对个人修养的塑造还是对社会价值观的确立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明清两代是中国家训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颇具特色与影响力的经典家训着作,如明清帝王家训《圣学心法》、《寄从子希哲》、《圣谕广训》;学者家训《许云邨贻谋》、《庞氏家训》、《朱子家训》、《聪训斋语》,等等。明清家训着作中充盈着丰富的教育观,蕴含着修身养性、齐家有道、出仕为官的教育目的观;在教育功能观方面,既体现了教育对个人的影响,也展示出教育对社会的影响;涵盖了道德教育、治家教育、读书教育等教育内容观;点明了蒙以养正、因材施教、严慈相济、言传身教的教育方法观。明清家训教育观存在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有其固有的特色与优缺点,在深入挖掘明清家训教育观时,我们应带着辩证的眼光,取精去粗,去伪存真,为当代社会教育观的革新与发展提供历史依据与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分析明清家训的一手文献及其他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从教育史的角度对明清家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挖掘其中蕴含的教育观。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在引言中阐述了本论文的选题缘由、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内容与方法,明晰相关概念界定,回顾梳理学界关于家训的研究。第二部分详细地论述明代家训和清代家训的发展演进,明代初期帝训的引领,明代中后期家训的昌盛,清代初期家训的繁荣,清代中后期家训的转型,并论述相应时期家训的主要内容。此部分对明清两代家训的梳理,为下文更好地提取其中所蕴含的教育观做基础。第三部分为论文的核心部分,本部分着重论述明清家训中的教育观,共包括四个方面,分别从内外兼修的教育目的观、发展为主的教育功能观、丰富多彩的教育内容观、形式多样的教育方法观进行深入探析,以厘清明清家训中所蕴含的教育观。第四部分探析明清家训教育观的基本特点及影响其形成的因素,基本特点主要有志德兼修、安身立业;内容平实、情感真挚;以身作则、方法多样。影响因素包括前代家训的积累、文化教育的传统、科举制度的完善与废除、政治经济的发展与变迁。第五部分对明清家训所蕴含的教育观进行评价,古为今用,进一步探究其对当代教育观的启示。
秦洁[3]（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崔博元[4]（2020）在《中国古代家训中的读书治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古代家训是反映古中国教育经验的文化瑰宝。其中所包含的读书治学思想既是古代治学论的思想投影,也是古代“人本精神”的副本。由于家训本身并非是专门论述“读书治学思想”的体裁,受此限制,家训中有关处世、治家、睦亲的内容占据了相当的篇幅。也因此决定了家训中的读书治学观更侧重于从“成人”的角度来体现,而非“成学”的角度。论文将古代家训中的读书治学论分为五个大方面:其一,“目的之论”,点明读书治学的根本逻辑指向,分别从“长德”、“致用”、“养心”、“立世”四个方面论述。其二,“正心之论”,指出推动治学活动前行的内在力量,分别从“志”、“敬”、“勤”、“静”四个角度阐释。其三,“时空之论”,说明读书治学的宏观策略,分别从“环境论”、“时间论”两个维度解释。其四,“范围之论”,给出读书治学的中观策略,分别从“选择论”、“博约论”两个层次说明。其五,“技法之论”,引出读书治学的微观策略,从“思辨”、“记忆”两个关键点进行阐发。
贾韬[5]（2020）在《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历史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事物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周期性与规律性,找到相似的时空场景与媒介轨迹,进行匹配与对照、筛选与分析,对当下的社会改革、教育创新与文化引领,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价值。研究民国时期的书法教育,从宏观角度看,它包含对整个近代时期书法教育史的脉络提炼,即如何从传统教育形态进入国民教育序列与学校教育体制;从中观角度看,它包含对各种教育改造思潮、艺术教育论说或重要人物思想的发生原因及社会影响的延伸分析,即书法教育作为“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民族精神的再塑造”以及“美术育人的合法化”;从微观上看,它涵盖了对民国书法教育教学实践的具体写实与文本描述,包括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等系列教学活动构成。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始于文字书写、兴于读书明理、盛于以书取仕,在着书立说、立国化民、广育群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伦理教化作用与社会稳定功能,然而正是书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身依附性与制度嵌入性,使书法教育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遭遇了“价值观念”上的肢解与“社会行动”上的剥离。民国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体系开始确立并实施的时期,而在文化艺术领域,则是中国开启正规化艺术教育和美育的肇始时期。书法教育以其根深蒂固的“古典形态”,在二十世纪初的新兴学堂教育中,悄然兴起,潜滋暗长,“不仅完成了自身的‘革命’——从私塾师徒授受转向课堂教育,同时亦完成了社会意义上的‘革命’——从旧式教育体制走向新式教育体制”,书法教育则沿着实用书写教育和美术教育两条路线走进了学制框架体系内。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的学校制度中主要有两种表现情形:一种是在初、中等教育中作为“国文科”中的习字课程,以追求实用性、普及性的书写技能而存在,“习字一科,虽为国语教学之一部门,但关系于修学及应用者甚大”;一种是以师范教育与专科教育的制度形式,确立了书法向每个社会生活的扩张空间和渗透力量,以达致艺术性、专门性的书法美学而存在,“于艺术学校、大学校中,设书学一系,以培养一班高等书学人才”。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学制化的转型。“教育”和“文化”构成了民国书法教育的两大维度,作为勾勒民国书法教育“全景式”文本图像的前提,必须从“文化”角度阐释和反思民国社会大环境与书法教育之间的互动逻辑,提供书法教育在社会思想结构中的宏观视野。当时书法的“本体危机”主要体现在“汉字革命”对汉字的简化与注音,颠覆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书写内容、书写文本与书写方式,带来了书法哲学“本体论”上的危机与困惑。而“美术革命”对中国绘画摹古不化之风、石谷之流弊的批判——“革王画的命”,亦规约了书法创作的美学形式、艺术类型与个性趣味,解构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美学体格与道德功用,带来了书法哲学“价值论”上的冲击与失落。于是,在异域教育理论的审视与参照下,在其他学科教育学研究的发展与比对下,书法教育需要学科逻辑的支撑与教育原理的基础,其核心与特征是“地道的逻辑思维——课程分布、课时分配、授课内容的环节安排、教学手段、教学思想、基本观念……,这一切都必须依靠严密的逻辑思维才能获得确立”,书法教育活动过程被程序化、模式化与预设化,以舍弃各种异质性因素去构建具有普适性与标准性的学科教学体系。为了追求书写的标准化与效率化,围绕写字学习材料、写字教学方法、写字工具等,书法教育开展了各种心理化、科学化的实证研究,促进了书法教育在教学原理、学习原理上的设计与实践、探究与应用。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科学化的转型。在民国充满变革的浪潮中,“更新与改良是流行话语,同时,保存国粹更是国人关心的课题”,这就决定了书法艺术发展的社会规约力要比其“自律”大得多。书法教育“现代”的发展总是与危机意识和终极关怀紧密相扣,以中国文字之特有价值和民族精神,启发民众思想觉悟,塑造社会革新品格,通过平民教育、民众学校使书法从精英到大众,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借助艺术或者美术的身份加持,在“美育救国”、“艺术救国”等民族使命的话语体系中改变遭际、重获价值,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民国书法教育的成长及其背后折射出了知识范式的生产、文明观念的辐射、思想文化的变迁,书法教育的诸种知识通过出版的“崭新诞生”与思想的“人物引领”,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下逐渐形成,并通过报章杂志、着作、教科书等各种形式传播,从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众知识与生活体验。同时,民国特殊的战乱背景使书家群体呈现出“聚集”和“流动”的时空特征,从雅集到社团构成了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中国书学会标志着传统书法艺术的复兴与书法普及教育的推广,各种学生书法社团则见证这个时代书法社团的繁荣和现代学制内的书法影响;从内陆到粤港形成了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在香港移民社会的国族想象和乡邦情结中,书法以保存国粹与发扬民族精神为重,书法教育则扮演了身份认同与民族抗争的重要功能。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正在不断抽离日常书写的工具、文本与机会,中国汉字和书法的发展实际上又一次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然而,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书法教育无疑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有效方式,书法教育的价值、前途等问题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讨论,我国书法教育经过多年的教学和实践,已在书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就目前来看,“应用化”与“艺术化”依然是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书法基础教育正在从写字转向审美,书法大众教育则面临着从功利走向情怀。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学科”建构之路,“科学化”与“专业化”仍然是书法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命题,既要解决“身份危机”,又要争取纳入现代学科的框架体系中。“本土化”与“国际化”则是书法教育时代复兴的责任担当,书法作为东方文化在国际艺术语境中的身份显现,既面临着以输出中国书法文化理念来重建东方书法形象的历史重任,又需要以中国元素与国际审美形式相融合而获得审美普世化。
杨洁[6]（2019）在《紫禁城景观格局的数术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数术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了古人在认识世界过程中的思维思考方式,在不断的发展中受哲学观、宇宙观、审美观和价值观的影响,渗透到园林建筑领域,并且对皇家园林景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宫廷园林景观审美,对其进行研究将有利于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和传统数术文化的结合,赋予现代园林景观新的设计思路。根据数术文化理论的分类,按照原理—应用—表现三个层次进行论述,探究五种数术文化理论在紫禁城景观格局中的体现,进而发掘更深层次的象征文化内涵,探讨数术在造园活动中的影响,总结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对其应用的方式,为当代园林设计提供指导性意见,研究成果有:首先对数术理论进行梳理分类,按照易学数字、天文地理数字、堪舆数字、礼制数字和约景数字等五种数术理论进行理论探讨和园林景观中的案例分析,提炼总结出数术理论与园林景观设计相结合的表现方式;其次运用五种数术理论对紫禁城内景观在山水、道路、花园、建筑和园林小品等方面进行格局验证分析,进而剖析其内在的象征文化内涵,分析数术文化在造园活动中的影响,发掘其中和造园手法、造园思想相关的数字理论,总结数术和造园活动之间的联系;最后总结归纳现代生态园林景观设计对数术文化象天法地、天人合一等思想的传承和创新,以及借鉴数字文化表达的求吉祥、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对现代园林景观设计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思路和方法。
马筑卿[7]（2019）在《展览建筑公共空间活力营造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展览建筑是城市中特别吸引公众的文化建筑之一,是公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随着时代的发展,展览建筑公共空间的内部功能日益丰富,种类也变得多样化,与城市的关系也更加密切,理应成为城市中最具有活力的场所。展览建筑的公共空间是与城市交流最为密切的部分,充满活力的展览建筑必须有良好、舒适并且人性化的环境来激发和支持使用者的公共生活。然而传统的展览建筑设计中,存在公共空间功能、流线相对单一,公共空间与城市脱离,忽视周边自然景观等一些问题,导致公共空间活力难以提升的状况。因此,需要对展览建筑的公共空间活力问题展开研究,分析影响活力的因素,并总结出相应的活力营造策略。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首先对展览建筑当前现状及不足进行初步分析,提出了本次研究的主要问题:什么样的营造策略可以提升展览建筑公共空间的活力。之后对当前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并总结了本文需要的研究方法和整体的研究框架。第二部分包括二和三两个章节,其中第二章是对展览建筑公共空间及活力的基础研究,辨析了展览建筑公共空间、活力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公共空间活力的产生与表现。第三个章节从展览建筑公共空间的功能、流线、与城市的关系以及与景观环境的关系作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影响展览建筑公共空间活力的因素。第三部分为第四章,在前两章对问题剖析的基础上,提出展览建筑公共空间活力的营造策略。最后一部分为第五章,以浙江旅游展示中心这一实展览建筑实践案例为作证,分析其提升公共空间活力的营造策略。
宋扬[8]（2019）在《可看的园林视觉与空间的演绎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以园林空间向视觉艺术的转绎作为研究对象,由山水画与园林两者之间的关系入手,探讨了文人山水画与中国传统园林的密切联系,进而从“观看”的视角出发,对传统“园林空间”与当代“视觉艺术”两者之间的对应、比较、演绎和转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论述,并试图进行特征化的提炼和规律性的归纳。中国传统园林是宝贵的物质和文化遗产,是当代视觉艺术的重要创作资源。论文通过绘画艺术、影像艺术、实验艺术、重构艺术四个类别,较系统地梳理了中国传统园林在当代视觉艺术中的融入和表达、演绎和重新呈现。绘画艺术,以对景写生、意象表现、装饰趣味、抽象构成四个方向进行分类阐述;影像艺术,通过摄影艺术、记录影像、实验影像三个类别进行叙述;实验艺术,选取了被广泛使用的与园林相关的元素和意向进行论述,如假山石、桃花源、苏州园林;重构艺术,跨越了学科的界限,以崭新的视角、不同的语言形式、不同的表现手法及其相应的媒介,对传统园林空间进行视觉艺术的重构,并通过园林展览、园林变体、园林方法、艺术设计中的园林等展开细致的分析与论述。论文传达出中国传统园林的不同要素在当代视觉艺术和建筑空间领域的渗透与延伸,并通过案例分析来统领论述,为当代园林研究提供了一份视觉文本。
葛小寒[9]（2018）在《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文中认为明代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这种活力表现在商业的发展与文化的多元性之上。作为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明代农业生产的扩大支撑着当时社会的调整与转型,与此同步的则是明代农书数量的喷发,并由此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农学知识体系。那么,对于明代农书的研究便是必要的:一方面,明代农书所蕴含的农学知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农业技术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明代农书更是深深浸润在当时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诚然,前辈学者已经对于这一问题有了相当的讨论。但是,他们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基础的“文献考辨”之上对当时农书所记载的“科学技术”进行评介,抑或是利用农书中透露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史料去考察当时的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由此可见,前人对于明代农书本身的讨论仍是缺乏的,尤其缺少在文献的进一步整理之上,从“知识史”的角度切入进行探讨。从“文本”与“知识”的角度考察明代农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明人的观念中究竟是如何认识作为概念的“农书”。借助于当时士人留下的“文集”、“书目”与“农书”进行分析,明人对于“农书”这一概念的认识颇为多元且伴随着参与性程度的不同发展出异样的农书观。为了研究方便而对于这种多元的“农书”认识作一概括的话,可以总结为:明代的农书便是当时的农事书、农艺书与农政书。明晰了这一范畴之后,梳理现存与佚失的明代文献,不难得出有明一代大约诞生了 502种农书的结论。但是数量的巨大不能掩盖当时农书存在着大量抄袭、翻刻的情况。因此,单纯从农学知识的发展角度来说,明代的有价值的农书数量将下降到300种以下。不过,无论明代究竟有多少种农书,对于它们的文献考证活动自然是不可缺少。尤其是一些农书的作者、版本与诞生时代在之前的农书目录里面有误,还有一些农书是前人未见的,另有一些已经侠失的农书也可以辑佚。如果说“文本”研究专注于文献本身,那么“知识史”视角下的农书研究则侧重于考察农书与时间、空间的互动。从“时间”的角度而言,明代农书与宋代农书的比较可以揭示传统社会的不同时代农学知识关注的变化。主要通过内容、作者与时空分布的对比,宋、明农书的连续性与差异性一目了然:相较于宋代,明代的农书更加注重“统合”,其中负载的农学知识则进一步下移,作为农书生产的动力也不再受政治权力的制约。另从“空间”角度来说,明代农书中最重要的一种,即“花谱”,除了在知识性上超越宋代以外,还更多承担了专业知识记载之外的交往功能。简言之,在明代的社会空间中,以“花谱”为代表的农书参与了当时士人社交网络的建构。此外,“知识史”的视角除了较为宏观的考察之外,更加关注一种知识或书籍的生产、传播、阅读以及社会影响。从《树艺篇》与《汝南圃史》之间的关系与发展来看,明代农书的生产过程漫长而富有弹性。在“稿本”农书到“刻本”农书的变化过程,不仅是农学知识系统化的过程,也是一些农学知识被删去、另一些农学知识被加入的过程。农书诞生以后的传播活动,官府在其中起到了较为显着的作用。因此考察明代官刻农书的传播行为与影响,可以作为个案了解当时农学知识的传播面向以及传播过程中的问题。当然,传播是农书生产方或者农书刊刻方的行为,农书中承载的农学知识能否真正为时人认同或接受,还得考察当时农书的阅读问题。对此,由于诞生时间颇早,且在明代流传较广的《救荒本草》与《野菜谱》便是探讨农书阅读活动的重要个案。基于农书内容、序跋以及阅读者的书目、批语,乃至翻刻过程中的改造活动,明代农书阅读的多元面向可以被充分挖掘。例如以上两种野菜书的阅读活动,便呈现出早期阅读与晚期阅读的极大不同。这主要表现在,晚明士人对于农书的阅读往往偏离了作者原有的意图。最后,农书与地方社会关系往往不被前人研究所重视,这固然是因为地方性农书不宜保存流传。然而,《亳州牡丹史》却能填补这种研究方向的空白。该书不仅是亳州牡丹的知识性介绍,更是亳州士人与一般百姓从事花事交往活动的记录。通过这一文本,晚明亳州的地方社会显得更加饱满,而《亳州牡丹史》本身也离不开这一社会的制约,尤其是其中所凸显的对于“阶层”变动的敏感。综上所述,明代农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旧有农业文献的整理与考察,更是对于其中所记录的农学知识的分析。这种分析在过往的研究中过多的侧重在“科学技术”的介绍,而忽略了知识以及其载体（农书）的概念、时空变迁、生产过程、传播活动、阅读与接受等等方面的探讨。而对于以上问题的讨论,才是后人进一步理解当时农学实况的钥匙。
杨一男[10]（2016）在《雍正御制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胤稹（1678—1735）,即中国清朝雍正皇帝,康熙帝第四子。康熙四十八年（1709）晋爵雍亲王,康熙六十一年（1722）登基皇位。在位13年,年号雍正,庙号世宗。作为康乾盛世时期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雍正从登基伊始便竭力扭转康熙后期国家种种衰败征兆：从整顿财政积弊、厘清钱粮,到严惩贪吏、清算权臣、招募后进,更进一步完备密折制度、设置军机处、改革赋税制度、革新西南流官制、巧设银廉制度、创造性地设立秘密立储机制等,一系列务实性施政手段以及足智多谋的创新改革,最终基本扭转了继位初期各种对清廷统治不利的趋势,为乾隆盛世的到来打下坚实基础。可以说,在不长的统治时间内,雍正在勤政方面达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他亲手批示的政务文件总集——《殊批谕旨》就达三百六十卷之多,加之《上谕八旗》、《上谕内阁》、《清世宗实录》、《雍正朝起居注册》等记载其政务史实资料总计十一万页,无疑证实了他为大清国“夙夜匪懈,宵旰忧勤”的责任与实践。雍正自小受到严格而传统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作为皇族的一份子,不但进一步延续着祖父顺治帝和父亲康熙帝对汉文化不断学习、接受的热诚态度,具有极高深的儒、道、佛造诣,还能灵活运用诸思想要点,阐发新见地。从撰写驳斥曾静、吕留良等人具有大汉族中心主义“华夷之辨”的《大义觉迷录》到编着阐发个人学佛心得的《御制宗镜大纲》、《御选语录》等着作,处处展示了他对于学问的精深领悟与敏锐洞察。在文学践行上,同乃祖乃父一样,雍正帝也存有御制诗文,即《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收录于四库全书“集部”。文集凡三十卷,前二十卷是各类散文作品,包括谕旨、序、题跋、杂着、纪、论、册文、祭文、碑文,共九大类文体,这之中不乏阐明文艺思想的珍贵篇章,是研究雍正文学观念必不可少的材料。文集后十卷则是雍正皇帝的诗歌专辑,总体来看,这些诗歌创作时间段大体包括自雍正登基前约二十余年直至登基后的全部十三年。诗歌内容上,有儒家思想的崇尚,有佛道观的映射,有绘景抒情的闲适情怀,有对父母的崇敬、对满族子弟的挚爱情愫,还有对塞外风物的写实。与康熙帝相比,其作品的总数虽只占乃父的三分之一,却丝毫未有损于题材的丰富性。特别是通过研读雍正的诗歌作品,可以探究作者对汉语言文化典籍和历代汉语言文学家作品的接受状况,以及满文化在诗文中的影响态势。提炼出自满族入关以来,满汉文化密切交流趋势在雍正这一个体作者的所体现的突出特征。应不失为集文学、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知识相综合的良好研究思路。然而,目前对雍正个案的研究,绝大部分聚焦在史学层面,文学领域内对雍正诗文的研究极少。学者们倍感兴趣的更多是其登基之谜、暴死之谜、屠杀政敌、算计功臣、严苛政策等含有浓重权力色彩的学术话题。对此,本论文以文本研究的角度揭示雍正诗歌作品所凸显的特征,着重探讨此前鲜有学人问津的雍正诗歌作品范畴,对御制诗创作时间、御制诗主题思想、御制诗艺术美和御制诗文学借鉴四章展开论述：（1）在雍正御制诗创作时间方面,主要探究雍正帝可考证出创作缘起的全部五十四首御制诗,用量化分析法罗列其具体创作时间,且结合史料,解析具体诗句叙写的成因,又根据标题,对不同阶段的御制诗内容的大致特征进行梳理；（2）在雍正御制诗创作主题思想方面,主要探讨雍正御制诗作品表现出的主题内容。通过反复研读作品,笔者认为雍正的诗歌可归纳为八类主题：即崇儒、笃佛、慕道、农事、尚武、纪怀、御赐、居闲,本章遴选出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原文,旨在令学者们对诗人的作品内容有清晰的把握,另外,将诗人的作品按文化、行政、个人生活内容不同侧重,划分为八个类别也体现了作者对雍正诗作的独道解读；（3）在雍正御制诗艺术美方面,主要从语言的动态美、形象的传神美、意境的空间美三个角度对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论证。其新意在于结合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诗歌写作的经典观念,审视雍正作品在形式上的审美效果。目前,学界对雍正诗歌美学性的言论极少,笔者撰写此章的目的即在于梳理出较为清晰的认知线索,发掘雍正诗歌作品的审美价值；（4）在雍正御制诗的文学继承方面,意在探析雍正帝对前代文学文化遗产的学习与汲取情况,分别从雍正御制诗的典故运用特征,对王维、李白两位唐代大诗人诗风的借鉴,以及对其父康熙帝诗歌选材的继承,三个方面进行讨论,亦从侧面揭示了在诗歌写作上,作为满族宗室子弟的雍正对于汉族文化的具体学习内容。
二、哲学教学举例的“四宜”与“四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哲学教学举例的“四宜”与“四忌”（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古籍医家的痢疾源流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1 学术思想研究 |
| 2 方药研究 |
| 3 治法研究 |
| 4 医案研究 |
| 5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古籍第一轮筛选 |
| 1.2 古籍第二轮筛选 |
| 2 先秦两汉时期对痢疾的认识 |
| 2.1 《黄帝内经》 |
| 2.1.1 对疾病名称和症状的初探 |
| 2.1.2 早期对病因病机的研究 |
| 2.2 《难经》 |
| 2.3 《神农本草经》 |
| 2.4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 |
| 2.4.1 六经病与痢疾 |
| 2.4.2 《金匮要略》从专病论治痢疾 |
| 2.4.3 仲景治痢之方 |
| 2.5 小结 |
| 3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痢疾的认识 |
| 3.1 王叔和《脉经》 |
| 3.2 皇甫谧《针灸甲乙经》 |
| 3.3 《中藏经》 |
| 3.4 葛洪《肘后备急方》 |
| 3.4.1 首用“痢”病名 |
| 3.4.2 首提痢具传染性 |
| 3.4.3 创天行痢主方 |
| 3.5 陈延之《小品方》 |
| 3.5.1 首提“滞下”病名 |
| 3.5.2 “乌梅丸”通治痢疾 |
| 3.6 姚僧垣《集验方》 |
| 3.6.1 初见“痢疾分型” |
| 3.7 小结 |
| 4 隋唐时期对痢疾的认识 |
| 4.1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 |
| 4.1.1 列痢病十三候 |
| 4.1.2 详析各证痢之病源 |
| 4.1.3 首提“休息痢”病名 |
| 4.1.4 养生方导引法在痢病中的运用 |
| 4.2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
| 4.2.1 痢证四分法 |
| 4.2.2 选方丰富 |
| 4.2.3 开灌肠疗法治痢先河 |
| 4.2.4 治痢需注意饮食调养宜忌 |
| 4.2.5 服痢药须知 |
| 4.3 王焘《外台秘要》 |
| 4.4 小结 |
| 5 两宋时期对痢疾的认识 |
| 5.1 《太平圣惠方》 |
| 5.1.1 新增“气痢”分型 |
| 5.1.2 痢疾通用药 |
| 5.1.3 痢疾治疗用方新特点 |
| 5.1.4 痢疾食疗方 |
| 5.2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
| 5.2.1 从脾胃论治痢疾的总体思路 |
| 5.2.2 从腹痛与痢色辨证选方 |
| 5.2.3 从治久痢方剂中看治疗思路 |
| 5.3 《圣济总录》 |
| 5.3.1 对气痢和休息痢的新认识 |
| 5.3.2 痢疾治法 |
| 5.3.3 治久痢方剂用药规律 |
| 5.4 许叔微《普济本事方》 |
| 5.5 窦材《扁鹊心书》 |
| 5.6 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
| 5.6.1 首提“脏气郁结”致痢 |
| 5.6.2 创“风痢”证型 |
| 5.6.3 首次分门论述“痢疾”与“泄泻” |
| 5.7 张杲《医说》 |
| 5.7.1 赞同“积滞说” |
| 5.7.2 载治久痢方 |
| 5.8 严用和《严氏济生方》 |
| 5.8.1 将“风冷暑湿”贯穿辨治始终 |
| 5.8.2 强调“去积”在治痢中的重要性 |
| 5.9 杨士瀛《仁斋直指方》 |
| 5.9.1 从“积滞”论治痢疾 |
| 5.9.2 对“痢下之物”辨证进一步细化 |
| 5.9.3 从所感之邪辨下痢之方 |
| 5.9.4 学《肘后》简方治痢 |
| 5.9.5 注重痢疾调护 |
| 5.10 小结 |
| 6 金元时期对痢疾的认识 |
| 6.1 刘完素及其着作 |
| 6.1.1 从“火热”角度阐释痢疾发病机制 |
| 6.1.2 从“湿热”角度设治痢总则 |
| 6.1.3 常用的治痢方法 |
| 6.1.4 创经典治痢方剂芍药汤 |
| 6.2 张从正《儒门事亲》 |
| 6.3 李杲及其着作 |
| 6.3.1 长夏湿热与脾胃虚弱导致痢疾的发生 |
| 6.3.2 设升阳除湿之大法 |
| 6.3.3 创多首治痢疾方剂 |
| 6.4 朱丹溪及其着作 |
| 6.4.1 明确指出泄泻与痢疾不同 |
| 6.4.2 赤白痢之辨 |
| 6.4.3 痢疾治法的寒热之辨 |
| 6.4.4 设两套痢疾辨治路径 |
| 6.4.5 久痢治疗新思路 |
| 6.5 小结 |
| 7 明代对痢疾的认识 |
| 7.1 徐彦纯《玉机微义》 |
| 7.1.1 将痢疾称为滞下 |
| 7.1.2 认同三因论 |
| 7.1.3 对里急后重、腹痛病机的分析更加全面 |
| 7.1.4 痢疾方据病因病机分十三大类 |
| 7.2 戴思恭《证治要诀》 |
| 7.3 王纶及薛己《明医杂着》 |
| 7.3.1 设治痢主方 |
| 7.3.2 主方之外另设两方 |
| 7.3.3 王纶与薛己治痢特点 |
| 7.4 虞抟《苍生司命》 |
| 7.5 李梴《医学入门》 |
| 7.5.1 首次以歌诀形式归纳痢疾辨治要点 |
| 7.5.2 歌诀下注释多有创见 |
| 7.6 孙一奎及其着作 |
| 7.6.1 区别“痢”与“滞下” |
| 7.6.2 析休息痢三个成因 |
| 7.7 王肯堂《证治准绳》 |
| 7.7.1 从五脏经脉气血详析痢疾形成过程 |
| 7.7.2 治痢需分标本 |
| 7.7.3 首辨积之新旧 |
| 7.8 赵献可《医贯》 |
| 7.8.1 强调治痢须辨阴阳寒热虚实 |
| 7.8.2 重视与似痢非痢者的鉴别诊断和治疗 |
| 7.8.3 对休息痢和久痢的认识 |
| 7.9 张介宾《景岳全书》 |
| 7.9.1 痢疾发病主要因“人事”所致 |
| 7.9.2 强调痢疾的寒热虚实之辨 |
| 7.9.3 详析痢疾常见症状寒热虚实 |
| 7.10 秦昌遇《症因脉治》 |
| 7.10.1 痢分外感内伤 |
| 7.10.2 外感痢疾与内伤痢疾之辨 |
| 7.10.3 休息痢之外感与内伤 |
| 7.11 小结 |
| 8 清代对痢疾的认识 |
| 8.1 喻昌《医门法律》 |
| 8.1.1 治痢三法 |
| 8.1.2 治痢“律三条” |
| 8.2 陈士铎及其着作 |
| 8.2.1 痢疾之阴阳真假症 |
| 8.2.2 痢疾治疗新法 |
| 8.3 程钟龄《医学心悟》 |
| 8.3.1 创“治痢散”方专治痢疾初起 |
| 8.4 何梦瑶《医碥》 |
| 8.4.1 痢均由湿热所致,初起无寒证 |
| 8.4.2 辨证须详辨虚实 |
| 8.4.3 治痢用药禁忌 |
| 8.5 吴鞠通《温病条辨》 |
| 8.5.1 久痢辨治大全 |
| 8.5.2 痢疾预后判断十条准则 |
| 8.6 唐宗海及其着作 |
| 8.6.1 从肝肺分析痢疾病因病机 |
| 8.6.2 从肝肺论治痢疾 |
| 8.6.3 发热恶寒分期论治 |
| 8.6.4 痢后补脾阴 |
| 8.7 孔毓礼《痢疾论》 |
| 8.7.1 表里寒热虚实辨证方法 |
| 8.7.2 十大常用治法 |
| 8.7.3 治痢常用方荮 |
| 8.8 舒驰远《痢门挈纲》 |
| 8.8.1 治痢四纲之陷邪 |
| 8.8.2 治痢四纲之秋燥 |
| 8.8.3 治痢四纲之时毒 |
| 8.8.4 治痢四纲之滑脱 |
| 8.9 雷丰《时病论》 |
| 8.9.1 痢疾九证与治痢九法 |
| 8.10 小结 |
| 9 讨论 |
| 9.1 痢疾表证刍议 |
| 9.2 久痢的表里寒热虚实辨治 |
| 9.3 古籍的治痢经验如何应用于现代临床 |
| 9.4 痢疾辨治体系构建 |
| 9.4.1 辨证要点 |
| 9.4.2 治法 |
| 9.4.3 常见六经方证 |
| 结语 |
| 创新点 |
| 附录 各医家古籍治痢特色汇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 附件 |
（2）明清家训的教育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1.中国传统家训蕴含丰富的教育观 |
| 2.国家重视家庭教育,传统家训可资借鉴 |
| (二)研究综述 |
| 1.有关家训的研究 |
| 2.有关明清家训的研究 |
| 3.有关明清家训教育观的研究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家训 |
| 2.教育观 |
| (四)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研究目的 |
| 2.研究意义 |
| (五)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一、明清家训的发展演进 |
| (一)明代家训的发展演进 |
| 1.明初期帝训的引领(1368-1435) |
| 2.明中后期家训的昌盛(1436-1644) |
| (二)清代家训的发展演进 |
| 1.清初期家训的繁荣(1644-1839) |
| 2.清中后期家训的转型(1840-1912) |
| 二、明清家训中的教育观 |
| (一)内外兼修的教育目的观 |
| 1.修身养性 |
| 2.齐家有道 |
| 3.出仕为官 |
| (二)发展为主的教育功能观 |
| 1.教育的社会功能观 |
| 2.教育的个体功能观 |
| (三)丰富多彩的教育内容观 |
| 1.道德教育 |
| 2.治家教育 |
| 3.读书教育 |
| (四)形式多样的教育方法观 |
| 1.蒙以养正 |
| 2.因材施教 |
| 3.严慈相济 |
| 4.言传身教 |
| 三、明清家训教育观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
| (一)明清家训教育观的基本特点 |
| 1.志德兼修、安身立业 |
| 2.内容平实、情感真挚 |
| 3.以身作则、方法多样 |
| (二)影响明清家训教育观形成的主要因素 |
| 1.前代家训的积累 |
| 2.文化教育的传统 |
| 3.科举制度的完善与废除 |
| 4.政治经济的发展与变迁 |
| 四、明清家训教育观之评价及启示 |
| (一)明清家训教育观之评价 |
| 1.维护封建统治的有效途径 |
| 2.维系家族团结的重要法宝 |
| 3.引领社会风气的强劲力量 |
| 4.存在历史、时代等局限性 |
| (二)明清家训教育观之启示 |
| 1.个人:夯实立德树人根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
| 2.家庭:传承优秀家庭教育,巩固家庭教育支柱 |
| 3.社会:提升家庭文明建设水平,构建和谐社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中国古代家训中的读书治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研究文献的时间及类型分布 |
| 二、研究文献的形式和内容分布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调查法 |
|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
| 第五节 创新点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家训概述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家训的起源及发展 |
| 一、中国古代家训的起源 |
| 二、中国古代家训的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古代家训类型及价值 |
| 一、中国古代家训的类型 |
| 二、中国古代家训的价值 |
| 第三章 中国古代家训中的读书治学论 |
| 第一节 目的之论 |
| 一、学以长德——笃行信道,自强不息 |
| 二、学以致用——不明虚理,不记空言 |
| 三、学以养心——人心灵动,惟书可养 |
| 四、学以立世——有学艺者,触地而安 |
| 第二节 正心之论 |
| 一、学须“立志”——夫学,莫先于立志 |
| 二、学须“敬”——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
| 三、学须“勤”——业精于勤,荒废于嬉 |
| 四、学须“静”——身心常静,处处真境 |
| 第三节 范围之论 |
| 一、选择论——经史子集,择善而读 |
| 二、博约论——始乎于博,终乎于约 |
| 第四节 技法之论 |
| 一、学须“辨”——精审以辨,慎思以明 |
| 二、学须“记”——提要钩玄,辄记于心 |
| 第五节 时空之论 |
| 一、环境论——静室危坐,好问则裕 |
| 二、时间论——失序无本,欲速不达 |
| 第四章 中国古代家训中读书治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有利于树立“教子在幼,养正于蒙”的家庭教育观 |
| 第二节 有利于培养“为学之道,立志为先”的理想信念 |
| 第三节 有利于把握“濯去旧见,以来新意”的正确态度 |
| 第四节 有利于打造“吾生有涯,然学无涯”的终身学习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5）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习字崇文——古代书法教育的学校形态 |
| 一、作为常识的小学书法教育 |
| 二、作为专业的书学专门教育 |
| 第二节 以书取仕——高等书法教育的政治依附 |
| 一、学以养士:书法教育的政治嵌入 |
| 二、书判取士:书法教育的权力依附 |
| 第三节 启蒙晨曦——晚清书法教育的形态转捩 |
| 一、普及识字:书法教育课程形态的初现 |
| 二、推广新知:书法教育艺术形态的萌芽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凄风苦雨——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的秩序危机 |
| 一、民国时期政治的革命多样化诉求 |
| 二、民国时期经济的资本多元化干预 |
| 第二节 波澜横生——民国时期文化艺术的新旧递嬗 |
| 一、民国时期文化的意识形态革命 |
| 二、民国时期艺术的观念形态涤荡 |
| 第三节 多元竞进——民国时期教育发展的革故鼎新 |
| 一、民国时期教育近代化的多元探索 |
| 二、民国时期教育合法化的制度实践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学制序接 |
| 第一节 私塾与学堂之争——民国时期书法教育学制化序曲 |
| 第二节 习字与国文之争——民国时期中小学书法教育定型 |
| 一、国文初定启新生:书法教育“国文化”的科目归属 |
| 二、乱世飘摇书低落:书法教育“习字化”的功能式微 |
| 第三节 师范与专科之争——民国时期专业化书法教育衍生 |
| 一、薄艺在身:书法技能训练在师范教育中的映射 |
| 二、敬惜字纸:书法文化素养在艺术教育中的嵌入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内核危机 |
| 第一节 尊今与疑古——汉字存废的娓娓道来 |
| 一、废除汉字: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
| 二、简化汉字:调和解决之折衷解决 |
| 第二节 标准与大众——书法危机的自我救赎 |
| 一、书虽小道,国魂所系 |
| 二、字字标准,笔笔皆活 |
| 第三节 争锋与迷思——书画革命的观念分化 |
| 一、“善”与“美”:“美术革命”翻转书写审美 |
| 二、“新”与“旧”:“艺术革命”重塑书法教育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科学逻辑 |
| 第一节 体系化与程式化——书法教育科学化肇始 |
| 一、书法教学体系的规范化建构 |
| 二、书法教学过程的程序化设计 |
| 第二节 标准化与效率化——书法教育科学化实证 |
| 一、书法教育的学科知识“心理化” |
| 二、书法教育的教学实践“科学化” |
| 第三节 人本化与个性化——书法教育科学化改良 |
| 一、书法教育教学原理的设计与实践 |
| 二、书法教育学习原理的探究与应用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功用 |
| 第一节 救亡图存与塑造民众——书法教育的政治现代性 |
| 一、从精英到大众: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 |
| 二、从守护到拓进: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 |
| 第二节 建造常识与大众传播——书法教育的知识现代性 |
| 一、民国时期书法教育出版的“崭新诞生” |
| 二、民国时期书法教育思想的“人物引领” |
| 第三节 颠沛之路与精神存扬——书法教育的民族现代性 |
| 一、从雅集到社团: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 |
| 二、从内陆到粤港: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 |
| 第七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回眸展望 |
| 第一节 “应用化”与“艺术化”——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 |
| 一、书法基础教育:从写字转向审美 |
| 二、书法大众教育:从功利走向情怀 |
| 第二节 “科学化”与“专业化”——书法教育的学科审思 |
| 一、“书法学”的身份迷雾:历史交互与文化邂逅 |
| 二、“书法学”的学科建制:现实透视与理想期待 |
| 第三节 “本土化”与“国际化”——书法教育的时代复兴 |
| 一、书法教育的寻根弘道:从守正到创新 |
| 二、书法教育的西方传播:从输出到重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术成果 |
（6）紫禁城景观格局的数术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紫禁城园林景观研究现状 |
| 1.2.2 数术文化研究现状 |
| 1.2.3 园林景观与数术文化结合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创新点和预期成果 |
| 1.5.1 研究创新点 |
| 1.5.2 研究成果 |
| 第2章 数术文化和紫禁城景观论述 |
| 2.1 数术相关概念论述 |
| 2.1.1 数术的内容分类 |
| 2.2 紫禁城景观范围界定 |
| 2.2.1 御花园 |
| 2.2.2 建福宫花园 |
| 2.2.3 宁寿宫花园 |
| 2.2.4 慈宁宫花园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易学数字理论在紫禁城景观格局中的表现分析 |
| 3.1 易学数字理论论述 |
| 3.3.1 易学数字的概念论述 |
| 3.3.2 易学数字与卜筮的关系 |
| 3.2 易学数字的发展和园林发展之间的联系 |
| 3.2.1 易学数字的发展历史 |
| 3.2.2 易学数字发展和园林发展的联系 |
| 3.3 易学数字的内容及其在紫禁城景观格局中的表现分析 |
| 3.3.1 大衍之数 |
| 3.3.2 天地之数 |
| 3.3.3 卦爻之数 |
| 3.3.4 河图洛书之数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象天法地数字理论在紫禁城景观格局中的表现分析 |
| 4.1 象天数理论论述 |
| 4.1.1 三垣 |
| 4.1.2 四象、二十八星宿 |
| 4.1.3 七星、九星 |
| 4.2 法地数理论论述 |
| 4.2.1 九州 |
| 4.2.2 五岳、四渎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堪舆数字理论在紫禁城景观格局中的表现分析 |
| 5.1 四神 |
| 5.1.1 原理——本质 |
| 5.1.2 应用——案例分析 |
| 5.1.3 表现——紫禁城花园四神格局分析 |
| 5.2 八宅九星 |
| 5.2.1 原理——宅命相配 |
| 5.2.2 应用——案例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礼制数字理论在紫禁城景观格局中的表现分析 |
| 6.1 原理——本质 |
| 6.2 表现——紫禁城建筑和景观小品礼制数字分析 |
| 6.2.1 建筑 |
| 6.2.2 景观小品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约景数字理论在紫禁城景观格局中的表现分析 |
| 7.1 原理——本质 |
| 7.2 应用——案例分析 |
| 7.3 表现——紫禁城四花园石子画铺装约景数字分析 |
| 7.3.1 石子画图案动物题材 |
| 7.3.2 石子画图案植物题材 |
| 7.3.3 石子画图案器物题材 |
| 7.3.4 石子画图案文字题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综合数字理论在紫禁城景观格局中的表现分析 |
| 8.1 紫禁城园林诗词楹联之“数术”表现分析 |
| 8.1.1 御花园楹联匾额“数术”表现分析 |
| 8.1.2 建福宫花园楹联匾额“数术”表现分析 |
| 8.1.3 宁寿宫花园楹联匾额“数术”表现分析 |
| 8.1.4 慈宁宫花园楹联匾额“数术”表现分析 |
| 8.2 紫禁城四花园诗词“数术”表现分析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总结与启示 |
| 9.1 紫禁城景观格局数术文化研究总结 |
| 9.2 数术文化对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二十四山尺白寸白一览表 |
| 附录 B:按四时设计原则园林汇总 |
| 附录 C:鲁班尺诗八首原文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发表的论文 |
| 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7）展览建筑公共空间活力营造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展览建筑发展状况 |
| 1.1.2 展览建筑公共空间的现状问题 |
| 1.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对象及范围界定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对象的范围界定 |
| 1.3.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现状文献综述 |
| 1.4.1 国内研究现状 |
| 1.4.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3 文献研究评述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展览建筑公共空间的活力 |
| 2.1 展览建筑公共空间 |
| 2.1.1 公共空间的概念 |
| 2.1.2 展览建筑公共空间的概念 |
| 2.1.3 展览建筑公共空间的功能构成 |
| 2.2 空间中的活力 |
| 2.2.1 活力的释义 |
| 2.2.2 活力的产生 |
| 2.2.3 空间活力的营造 |
| 2.3 展览建筑公共空间中的活力 |
| 2.3.1 展览建筑公共空间的服务对象 |
| 2.3.2 展览建筑公共空间活力的产生 |
| 2.3.3 提升展览建筑公共空间活力的意义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影响展览建筑公共空间活力的因素 |
| 3.1 影响因素一:公共空间的功能 |
| 3.1.1 展览建筑公共空间的功能类型 |
| 3.1.2 展览建筑公共空间的功能构成 |
| 3.2 影响因素二:公共空间的流线 |
| 3.2.1 展览建筑公共空间流线的多样选择 |
| 3.2.2 展览建筑公共空间流线与展览流线相对独立 |
| 3.3 影响因素三:公共空间与城市空间的关系 |
| 3.3.1 展览建筑公共空间融合城市功能 |
| 3.3.2 公共空间与城市连接互动 |
| 3.4 影响因素四:展览建筑公共空间与景观环境的关系 |
| 3.4.1 展览建筑公共空间呼应周边景观 |
| 3.4.2 展览建筑公共空间内部景观营造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展览建筑公共空间的活力营造策略 |
| 4.1 策略一:营造融入城市日常功能的公共空间 |
| 4.1.1 集中式布局 |
| 4.1.2 分散式布局 |
| 4.1.3 院落式布局 |
| 4.1.4 并置式布局 |
| 4.1.5 综合式布局 |
| 4.2 策略二:增强公共空间与城市空间的连接互动 |
| 4.2.1 强化日常服务功能与城市的连接 |
| 4.2.2 将城市公共活动引入公共空间 |
| 4.3 策略三:营造景观良好的公共空间 |
| 4.3.1 公共空间呼应周边景观 |
| 4.3.2 营造内部景观 |
| 4.4 策略四:组织复合的公共空间流线 |
| 4.4.1 串联并列式流线组织 |
| 4.4.2 分散自由式流线组织 |
| 4.4.3 集中并联式流线组织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浙江旅游展示中心公共空间活力营造策略 |
| 5.1 设计背景 |
| 5.2 复合化功能贴近城市生活 |
| 5.3 分离式交通组织模式 |
| 5.4 融合城市街区,提升活力 |
| 5.5 引入周边景观资源 |
| 5.6 本章小结 |
| 总结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8）可看的园林视觉与空间的演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研究的依据 |
| 二、论文概念的界定 |
| 三、课题研究目的和意义 |
| 四、论文研究现状综述 |
| 五、论文研究方法 |
| 六、论文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从画到园：作为图纸的园林绘画 |
| 1.1 山水画与园林的关系探究 |
| 1.1.1 山水画与园林的相关性 |
| 1.1.2 山水画与园林创作手法的互借 |
| 1.1.3 从山水画到园林绘画 |
| 1.2 手卷呈现的倪瓒《狮子林图》与狮子林 |
| 1.2.1 《狮子林图》中的画面空间分析 |
| 1.2.2 文字记载中的狮子林 |
| 1.3 册页呈现的文徵明《拙政园三十一景图》与拙政园 |
| 1.3.1 《拙政园三十一景图》的画面空间分析 |
| 1.3.2 《王氏拙政园记》中的拙政园 |
| 1.4 册页呈现且兼具单幅、手卷特点的张宏《止园图》与止园 |
| 1.5 册页呈现的《圆明园四十景图》与四十景 |
| 1.5.1 《圆明园四十景图》的概述 |
| 1.5.2 《圆明园四十景图》构图及绘画风格 |
| 1.6 《园冶》中的造园图像解读 |
| 1.6.1 《园冶》中由绘画而来的造园手法 |
| 1.6.2 《园冶》中的图像概述 |
| 1.7 本章小节 |
| 第二章 从园到画：当代园林绘画对园林的再现 |
| 2.1 从“园”开始：“园”的解析 |
| 2.2 园林绘图：建筑师笔下的园林 |
| 2.3 园林之对景写生 |
| 2.3.1 水墨雕塑与园林写生 |
| 2.3.2 人文情怀与园林写生 |
| 2.3.3 诗性意味与园林写生 |
| 2.4 园林之意象表现 |
| 2.4.1 斑斓彩色与黑白交错 |
| 2.4.2 雨、水、园 |
| 2.5 园林之装饰趣味 |
| 2.5.1 工笔与重彩 |
| 2.5.2 色彩下的传统 |
| 2.6 园林之抽象构成 |
| 2.6.1 寻求新图式的园林绘画 |
| 2.6.2 拼贴与透叠的苏园 |
| 2.7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园林的影像记录 |
| 3.1 摄影艺术中的园林：从真实记录到观念表达 |
| 3.1.1 建筑摄影与中国园林 |
| 3.1.2 观念摄影与中国园林 |
| 3.2 记录影像中的园林 |
| 3.2.1 人文特写纪录片：《苏园六纪》 |
| 3.2.2 央视纪录片：《园林》 |
| 3.3 实验影像：电影建筑学视角的园林空间重读 |
| 3.3.1 电影建筑学(Cinematic Architecture) |
| 3.3.2 作为空间教学的电影建筑学 |
| 3.3.3 电影建筑学课程作业之《园林迷像》 |
| 3.3.4 电影建筑学课程展演之《瞬时园林》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园林的实验艺术 |
| 4.1 假山石：园林要素的放大 |
| 4.1.1 假山之美与叠山艺术 |
| 4.1.2 传统的复活：当代绘画艺术中的假山石 |
| 4.1.3 材料的置换：当代观念雕塑和装置艺术中的假山石 |
| 4.1.4 参数化设计的假山石 |
| 4.2 桃花源：理想与诗意的当代探寻 |
| 4.2.1 理想之地的再现：《桃花源的理想一定要实现》 |
| 4.2.2 空间诗意的探寻：《瞬时桃花源》 |
| 4.3 苏州园林：影像与交互下的综合媒体实验 |
| 4.4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园林重构 |
| 5.1 园林策展 |
| 5.1.1 唐克扬和《活的中国园林：从幻象到现实》 |
| 5.1.2 作为文人的空间姿态·五种：《当代苏州园林与生活艺术展》 .. |
| 5.2 园林变体：园林形式的承续 |
| 5.2.1 与古为新：方塔园 |
| 5.2.2 复制与仿照：明轩 |
| 5.2.3 几何体与三角形：苏州博物馆 |
| 5.2.4 盆景再现：南京江宁织造府博物馆 |
| 5.2.5 人类理想家园：中国园林博物馆 |
| 5.3 园林方法：中国当代建筑的新探索 |
| 5.3.1 园林方法的提出 |
| 5.3.2 园林方法实验的活动 |
| 5.3.3 回归自然：王澍 |
| 5.3.4 城市山林：董豫赣 |
| 5.3.5 园林六则：葛明 |
| 5.3.6 几何营造胜景：李兴钢 |
| 5.4 图形与创意：平面设计中的园林表现 |
| 5.5 景观、艺术、互动 |
| 5.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依据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相关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与研究框架 |
| 五、创新之处和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明代的多元农书观 |
| 第一节 一般性观察:文集中的“农书” |
| 第二节 分类性观察:目录中的“农书” |
| 第三节 专门性观察:农书的自我认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农书数量考辨 |
| 第一节 明代农书数量初考:以《中国农业古籍目录》为中心 |
| 第二节 明代农书数量校正之一:增加 |
| 第三节 明代农书数量校正之二:删减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农书汇考 |
| 第一节 《中国农学书录》所录明代农书补正 |
| 第二节 明代稀见农书考述 |
| 第三节 明代已佚农书辑考 |
| 第四节 《农说》撰者马一龙新考 |
| 第五节 《树艺篇》新考 |
| 第六节 再论《沈氏农书》与《乌青志》 |
| 第四章 明代农书的内容、作者与时空:与宋代比较 |
| 第一节 明代“狭义”农书考述 |
| 第二节 宋明农书内容的比较 |
| 第三节 宋明农书作者的比较 |
| 第四节 宋明农书时空分布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农书的撰写特点:以花谱为中心 |
| 第一节 明代花谱述略 |
| 第二节 作为交往工具的花谱 |
| 第三节 作为自然知识的花谱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农书的生产:从《树艺篇》到《汝南圃史》 |
| 第一节 《树艺篇》与农学知识的获取 |
| 第二节 《树艺篇》与《花史》:农学知识的两次加工 |
| 第三节 《汝南圃史》的完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明代农书的传播:以官刻农书为中心 |
| 第一节 明代官刻农书考述 |
| 第二节 明代农书的官刻过程 |
| 第三节 农学知识的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明代农书的阅读:《救荒本草》与《野菜谱》 |
| 第一节 从私密阅读到开放阅读 |
| 第二节 开放阅读与“荒政取向”的延续 |
| 第三节 从开放阅读到多元阅读 |
| 第四节 讨论:写作、刊刻与阅读 |
| 第九章 明代农书与地方社会:以《亳州牡丹史》为例 |
| 第一节 亳州牡丹与《亳州牡丹史》 |
| 第二节 《亳州牡丹史》所录亲友小考 |
| 第三节 《亳州牡丹史》所见明代亳州花事活动 |
| 第四节 《亳州牡丹史》中的阶层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10）雍正御制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相关动态 |
| 第三节 主要内容 |
| 第四节 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雍正御制诗创作时间 |
| 第一节 登基前所作诗歌时间 |
| 第二节 登基后所做诗歌时间 |
| 第二章 雍正御制诗的主题思想 |
| 第一节 崇儒主题 |
| 第二节 笃佛主题 |
| 第三节 慕道主题 |
| 第四节 农事主题 |
| 第五节 尚武主题 |
| 第六节 纪怀主题 |
| 第七节 御赐主题 |
| 第八节 居闲主题 |
| 第三章 雍正御制诗的艺术美 |
| 第一节 言：动态美 |
| 第二节 象：传神美 |
| 第三节 境：空间美 |
| 第四章 雍正御制诗对前人的借鉴 |
| 第一节 御制诗对各典故的运用 |
| 第二节 雍正与前代诗人 |
| 第三节 对康熙诗歌题材的借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哲学教学举例的“四宜”与“四忌”（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古籍医家的痢疾源流探析[D]. 左黎黎.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21
- [2]明清家训的教育观研究[D]. 王冬妮.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3]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4]中国古代家训中的读书治学思想研究[D]. 崔博元.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5]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D]. 贾韬.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6]紫禁城景观格局的数术文化研究[D]. 杨洁. 天津大学, 2019(01)
- [7]展览建筑公共空间活力营造策略研究[D]. 马筑卿. 东南大学, 2019(06)
- [8]可看的园林视觉与空间的演绎研究[D]. 宋扬.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 [9]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D]. 葛小寒.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10]雍正御制诗研究[D]. 杨一男. 中央民族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