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产业部门和金融机构通过股权参与、人事结合等途径实现的产融结合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共性和必然趋势,也是我国建立新型银企关系的必由之路。它具有降低交易费用、消除信息不对称、优化经济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并满足资本扩张性、盈利性和多元化经营要求的功效。现代产融结合与传统产融结合比较而言,不仅仅是为了控制权,更多的是出于规模扩张、分散投资、规避风险的需要。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产融结合的更深层次意义是有利于加快产权制度、治理结构和经营模式的变革,以应对来自国外全能股份制银行的竞争,这也是自身发展和应对国际竞争的需要。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占全部银行业资产总额的55%,吸收各类存款占全部银行业存款总额的57%,发放各类贷款占全部银行业贷款额的55%,并承担着全社会支付结算的80%左右。但是受《商业银行法》的限制,银行不得进入证券、保险及产业部门,这一方面使国有商业银行不能利用产业资本发展自己,另一方面也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的运营空间受到来自工商企业的外来挤压。另外,国有商业银行因承担过多本行业外的改革成本,导致自身改革缓慢推进,出现了资本充足率低、不良资产率高、盈利率低的问题。产融结合为解决这些问题,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本文选取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为产融结合的研究对象,以制度变迁为逻辑主线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产融结合进行制度分析,并且对国际上出现的产融结合模式进行了比较和借鉴,主要模式为市场主导型、全能银行制、主办银行制以及政府主导型等四种类型。对每一种产融结合模式,重点从融资制度和金融体系,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对结合中国实践来探讨如何推进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产融结合的进程具有实践价值。由于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一直停留在经营机制的层次上,而没有对深层次的产权制度、治理制度、经营制度进行变革。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产融结合模式受到传统体制下形成的一元产权、分业经营制度、行政治理制度以及不健全的内控制度的约束。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和世贸组织银行过渡期的结束,为应对国际竞争,应以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上市为契机,逐步实现多元产权、混业经营制度、公司治理制度以及完善的风险管理与内控制度,这既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改革思路,也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产融结合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