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贵州迎接西部大开发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聂开吉[1]（2020）在《凯里市仫佬族生计方式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着56个民族。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些民族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各民族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生计方式变迁较为缓慢。在我国民族工作中人口30万以下的28个民族被称为“人口较少民族”。仫佬族作为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其生计方式变迁对于加快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论文以仫佬族的生计变迁为研究对象,在尝试作理论阐释的同时,以凯里清江、淑里、新民、下寨、瓮港、麻江复兴村等十余个仫佬族聚居村为田野点,对仫佬族的生计方式变迁进行考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仫佬族作为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在国家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指导下,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建设均取得显着成效。论文从凯里仫佬族生计方式变迁的视角研究仫佬族的发展,通过对仫佬族生计方式现状的把握和分析,尝试对仫佬族生计方式变迁作系统的诠释。论文从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出发,梳理相关生计方式变迁研究的文献,采用民族理论、民族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知识,对凯里仫佬族主要聚居村进行田野调查,运用文献研究法、问卷法、个案研究法、访谈法、参与观察等方法进行田野资料收集。从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民族构成与仫佬族人口分布、农业生产、副业生产、消费方式变迁以及城镇化对凯里仫佬族生计方式变迁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剖析。发现仫佬族生计方式变迁受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与消费观念的改变、对现代化生产方式的态度、消费能力与消费结构的影响,从侧面佐证了凯里仫佬族对生计方式选择的态度。究其原因,影响凯里市仫佬族生计方式变迁的原因有主、客观两个因素。主观方面表现为仫佬族思想观念的改变、对生存资料的渴求和受自身发展利益需求的影响等,因需要而主动选择适宜的生计方式、主动优化和转换其生计方式。客观方面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城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催化、文化交融与传播的影响、土地确权与土地流转的推动、劳动力解放与人口流动的带动、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与落实以及经济文化生态等的有机协同,是推动凯里仫佬族生计方式变迁、良性发展的外在因素。凯里市仫佬族生计方式变迁同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单一和合作削弱化、空巢村的加剧和发展空心化、资金积累不足与贫富失衡化、受教育水平低和心态焦虑化、区位优势弱化和规划同质化等问题。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探究其对民族获得感、幸福感与认同感的影响。分别从实现经济收入增加和获得感增强、消费结构多元和幸福感增强、文化交融传播和认同感增强三方面进行阐述。同时,针对凯里市仫佬族在生计方式变迁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从制度和政策的顶层设计、经济跨区域发展、民族的内生发展动力三方面进行思考。在政策方面:实现党和国家政策与地方政策有效衔接;贯彻国家政策和地方政策的最大利民;发挥政府主导力量,以增强主动变迁能力。在经济发展方面:大力发展地区教育,巩固民族关系,强化民族事务治理,增强民族内生发展动力,提高其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变迁能力。在内生发展方面:转变思想观念,积极主动回应政策;增强民族自主创新能力,因地制宜施策;坚持文化为本,主动适应变迁方面进行阐释。通过对凯里仫佬族生计方式变迁的梳理发现,在国家政策、社会发展、市场导向的影响下,仫佬族均能积极主动顺应时代变化适应生计转换,并能及时选择适宜的生计道路。研究最终得出凯里仫佬族生计从“单一”到“多元”、从“生存型”到“发展型”、从“封闭半封闭型”到“开放型”的转变。并从未来的视角审视生计方式的发展变迁。讨论了自在自觉是生计方式变迁的理性选择;方式多元是生计方式变迁的整体趋势;和而不同是生计方式变迁的共生之道。并期望凯里市仫佬族群众在党和国家的扶持和帮助下,随着生计方式变迁的良性发展生活愈加美好,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和全国人民一道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吕慧娜[2]（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笪玲[3]（2020）在《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脱贫攻坚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民族地区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决战区,贫困人口分布的新格局使得扶贫开发工作必须下沉到村、扶持到户。传统的扶贫思路缺乏对贫困社会复杂性的充分认识,破解贫困的过程中脆弱性、无力感及排斥等社会问题严重。村寨旅游扶贫过程中暴露的种种问题正在消弭扶贫成效,迫切需要重新审视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轨迹,科学分析其内生的减贫因子,探索新时期让经济增长成果精准“滴落”到贫困阶层的可持续途径。贵州村寨旅游扶贫经过40余年的发展,在探索减贫道路、培育乡村业态、弘扬民族文化、保护传统村落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全国性经验。梳理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历程及经验,探索村寨旅游扶贫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和新命题并有效激活其创新发展的动力,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研究整合民族学、经济学、旅游学、地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按照“背景思考—文献梳理—案例分析—实地调研—咨询交流—专题研究—重点突破”的程序,形成“理论研究—样本分析—案例田野”的研究思路。首先,分析村寨旅游扶贫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锁定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的核心命题,确定研究的主要内容、思路、技术路线,整合研究方法,明确论文创新,形成数据来源、案例选择及调研过程的依据;第二,厘清相关概念及理论,对村寨旅游扶贫的功能及特点、可行性及局限性等要素进行系统辨识,为后续研究搭建平台;第三,选择贵州这个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最为典型的省份为研究对象,分析发展村寨旅游扶贫的现实选择及主要阶段;第四,依托“省级层面的整体效果-特定区域的扶贫绩效-样本村的福利感知”搭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评价体系,运用统计描述、扶贫绩效（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态）、福利评估等要素,对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效果进行科学、全面的量化评估;第五,系统总结贵州村寨旅游扶贫中政府主导、国际合作、生态补偿、管护机制、文旅融合、村民主体等成功做法,生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经验。辨析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中乡村异化、机会萎缩、贫富差距、公地悲剧、文化消弭等现实挑战,洞悉深层次的约束缺陷;第六,以贵州传统村寨旅游扶贫模式中暴露的问题为逻辑起点,对资源、资金、技术等影响旅游扶贫的常规因子进行分析,把基层治理、产权制度、土地改革、文化资本、政策整合、产业融合等纳入分析框架,锁定“乡村治理”、“土地产权（产业发展）”、“文化增值”三个视角,分别选择典型的案例村寨,探索提升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质量的科学路径;第七,在理论研究、数据分析及案例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未来减贫的任务及特点,形成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战略体系、创新模式、差异化路径及文化价值实现机制。研究方法依托文献收集与综合集成有机结合、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综合运用、案例研究及统计分析法系统集成等思路。质性研究,采用多案例研究的视角,锁定深度田野调查村寨三个,通过“案内分析”及“案间较差”的程序,提高案例研究的有效性;定量研究,设计三个研究层面:（1）全省范围内的统计描述。刻画民族村寨旅游对贫困减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及生态优化等方面的贡献;（2）典型区域的计量分析。选取典型样本（黔东南州）,构建村寨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对扶贫绩效进行科学评估;（3）问卷统计及分析。通过问卷跟踪及田野调查,运用重要度-满意度（Importance-Satisfaction Analysis,IPA）分析模型进行村寨旅游扶贫的福利效应评价。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进入由单维走向多维、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由效率走向共享、由产业单一走向产业协同的重要时期,理顺乡村治理夯实减贫基础、释放资源能量推动产业发、依托地方基因推动文化振兴,是提升村寨旅游扶贫质量、实现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研究获得以下结论:第一,村寨旅游扶贫是民族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重要创造,这一扶贫模式在民族地区具有可行性,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二,村寨旅游扶贫是贵州的重要选择,是民族地区减贫的重要经验;第三,将基层政府的公共性扎根于乡村社会是推动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重要基础;第四,土地是重要的减贫资本,产权制度改革是实现产业融合的重要力量;第五,文化资本是内生的减贫资本,旅游是促进文化资本增值并减缓贫困的重要动力;第六,我国未来的减贫特征,决定贵州村寨旅游扶贫必须形成以巩固主体多元的减贫格局、构建资源联动的减贫体系、撬动资金整合的投资机制、落实“益贫”的制度安排、建立公平发展的产业格局及激活贫困人口的生计资源为核心质量提升战略,落实创新多元化的村寨旅游扶贫模式、探索差异化的村寨旅游扶贫路径、推动市场化的文化价值实现机制等质量提升举措。
骆雪[4]（2019）在《山歌传播与族群文化实践 ——黔中百宜乡布依村寨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于一个无文字民族来说,社会经验的延续主要靠文化的口头传承,山歌也因此成为布依族社会记忆、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们日常生产与生活中的重要沟通媒介。作为本土文明的产物,布依山歌是布依本土社会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文化符号和概念,它自布依族群的口中唱出,反映出族群过去以及现在的人情道德、生活形态、风俗习惯和制度文化等,并在乡村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已然内化为村民的生活方式、情感结构以及观念意识,为民众制造出在生活中所依赖的意义世界。然而,在现代社会发展主义的话语下,这一分析无文字落后民族的犀利工具、代表着中国软实力的乡土民间文化却被认为是愚昧与落后的。在早期发展传播学的强势影响下,在中国乡村社会传播的研究中往往只见外来文化及力量不见本土文化及其活动主体。于是在这样的研究语境中,许多前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介及其活动,即所谓的传统媒介及其活动,没有被纳入中国乡村传播学的主流视野中。这在布依山歌的研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成果的数量相比较少,显示出布依山歌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就现有的成果来看,研究的学术视野较为狭窄,仅仅停留在浅层的分析上,在这样的分析中,“人”的视角是完全缺乏的,即完全把歌谣与创造和实践它的本土社会以及广大民众及其生活现实脱离开来的。随着现代化的渗透,农民得以“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和意义系统被不断改变和重构,乡村社会也相应开始出现价值荒漠化,而这一切的根本在于乡土社会中文化的解体,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及其内蕴的意义和价值随现代性的加深而逐渐消失殆尽。但是在广大布依族地区,作为族群传统之一的布依山歌依旧活跃于布依族群的生活世界里,并发展成为布依社会在如今最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传统文化代表形式,那么布依山歌为何能够在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变迁中得以持存?本文通过对黔中地区布依族村寨进行的为期八个月的田野考察,顺着当今中国乡村文化传播的研究趋势,透过回到布依山歌这一布依族群传统文化的本体,在文化持有者、历史以及社会的互动中考察布依族群是如何阐释和实践自己的文化,以期对新时代背景下如何维系并发展乡土社会原生态的文化表达,形成“吾土吾民”在民族文化传播与实践中的主体地位,提出一些解决路径上的思考。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二两章,主要是针对本研究的选题缘由、意义、文献回顾、方法、结构安排,以及布依山歌传播的文化生态系统作一番背景性的交代。第二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由第三、四、五三章组成。该部分从文化的内生性出发,围绕布依社区文化持有者的具体实践与日常生活、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动态、立体地把握布依山歌的本质。第三章引用“叠写传统”这一分析概念来探究布依族群在本土的“生活世界”中是如何通过山歌来言说历史,以构建其在不同特定时段所依赖的意义世界,将布依山歌“置身历史情境”来看其传播历程以把握当地社会与文化在稳定性与变迁性方面的全貌。第四章遵循格尔兹研究宗教象征符号的分析范式,从世界观和精神气质两方面来解码当地社会的传播文本――布依山歌所包含的“意义模式”。第五章借助互动与关系视角,采用“主体——实践”的情景、过程式研究范式,通过关注当地村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声音实践,即布依山歌的传播活动,从“流动的歌声”中看到“流动的社会关系”进而看到村庄的社会网络以及蕴藏在其中的社会结构和秩序。第三部分是文章的结论部分,一方面是对前面分析过的内容做进一步的总结,从“实践范式”出发对布依山歌作一番“实践化理解”。这一番“实践化理解”遵循以“物化”来理解媒介的思路来探讨布依山歌这一传统媒介,将布依山歌看作是布依族群文化实践的“行动场城”,其中所含的人,技术,权力,资本,记忆等传播要素在这一“行动场城”中彼此汇集和互嵌,体现的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和建构。同时,由于乡土中国是在自身闭合性与开放性的循环中不断发展,因而社会、人以及文化在其中得以再生产,并且由于有人的参与及实践,这样的再生产就不只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创造性地改变和创新。因此,布依山歌在现代社会的持存与转变也就映射出了布依族群在社会发展中对自身文化实践的主体性:首先,他们总是在自身社会文化体系中体会和理解时代、社会的发展。其次,他们又利用传统创造新的实践来适应时代、社会的发展。正是在这一糅合了传统与创新的实践,布依社会的“主体”得以始终“在场”,少数民族社会的逻辑与机制也在新形式下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对布依族群的传统文化——布依山歌在当代发展话语下如何传播进行了思考,从突出族群的主体性、形成价值维度的“复合表达”以及发扬容纳多元的文化传统三方面提出布依山歌传播的策略建议。本文遵循以乡村作为研究中国的方法,一方面通过对布依山歌传播的研究来体现国家对“三农”问题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观照;另一方面,从传播学的角度严密考察布依族群对山歌的文化实践,既能深入细致地窥见族群成员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世界,理解当地社会及其文化的运行结构和整体机制,又能丰富和扩展布依山歌的研究,进而看到传播学本土化的一种有效实现途径。
刘琼[5]（2017）在《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文中认为17世纪后期,自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土家族地区沿袭明朝土司旧制,被纳入清王朝的统治和管理之下,直至18世纪中后期,土家族地区全面改土归流,直接受制于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中,自此清政府对其实施了大规模的立体式开发。本文把“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社会环境”与“社会经济开发”三者置于清一代内陆少数民族地区多样性而又变动不居的生态系统和复杂而又处于变革的社会环境之中,从人、社会、自然相互作用的视角探讨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诠释生态环境退化现象与社会经济开发实践本身。本研究运用环境史学、历史地理学、环境社会学、环境伦理学、生态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经济开发、社会文化变革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们行动在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这两大系统中的适应和改造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也正是人们行动的复杂性,使得土家族地区生态系统的动力演化包含了很多人为因素,这在清中后期本区域所发生的灾荒中显现出来。然而,土家族地区社会系统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为解决生态环境危机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适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缓解了生态环境的退化程度。本研究以清代土家族地区的开发史为切入点,全面考察清代土家族地区的环境史,在梳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基本史实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了土家族社会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认识变化以及利用和改造,以探究土家族社会环境变动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揭示区域经济开发-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内在驱动力和演变规律。本文内容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从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入手,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实施大开发的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基础作了简单的梳理,为研究清代开发史提供了长时段的环境背景。土家族地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属我国中部偏西南地区,处在云贵高原东部的延伸地带。是东部平原和西部山区的交接地带,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南的军事要道,是湖湘入川黔的交通咽喉,也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两大移民潮的必经之道和迁移之地。土家族地区向来被视为蛮夷之地,植被丰富、林木葱郁,俗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说。自秦汉以降,帝制政府主要采取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的治理管理模式。土家族地区横跨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地带,其地域空间表现为一定的行政区划,在不同历史阶段,其行政归属略有变化。其行政建置沿革,是土家族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发空间范围的演变。本地区呈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特点,文化特征表现为多元性、复合性,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清代以前土家地区的开发十分有限,在移民和驻军的推动下,卫所屯戍区的农业有所发展。这是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历史环境背景。第二章,通过史志、地方文献、家谱、碑刻、口述史料等历史文献对清政府实施开发的缘由、过程、内容进行了归纳、分析,展开探讨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形式、特点和规模。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呈现阶段性、区域性特征。影响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因素主要在于清政府所实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演变。历史时期形成三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区域:经制区、卫所区、土司区,也导致三种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从而呈现开发的区域性特征,这种社会差异的文化影响至今犹存。康雍年间,国家通过“招抚土司,安定地方”的策略,进一步完善强化土司制度,采取恢复重建与适度开发并举的系列措施落实清朝体制,稳定社会秩序,缓解社会矛盾,在康熙中后期出现土司“中兴”阶段。乾隆至道光年间,在中央王朝直接有效的控制下,土家族地区掀起全方位的大开发热潮,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巨变,经济、文化获得空前发展,改土归流后,移民人口激增,改变了土家地区的人口结构,招垦移民成为开发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全力垦殖利用土地资源,呈现“地无遗利,人无遗力”的开发盛况。改流后,土着和移民在拓展生存空间、争取生存资源中将人地矛盾进一步演化为社会矛盾,成为族群分化和融合的高峰期,产生“非我族类”之感叹。同治至辛亥革命前,土家地区也受到晚晴政治环境大背景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开发出现近代化的新特征,但相对于汉族地区,在时间先后和程度深浅上呈现差序梯次。第三章,以生计方式变迁为切入点,从环境的视角探讨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演变的因素,同时从文化的视角考察土家族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和认知态度的变化,着重从生态思想、生态智慧、乡规民约、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通过比较分析以揭示族群、文化、宗教等人文社会因素在环境变迁中的影响和作用。清代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大开发是土家族社会生计方式发生变迁的强大内在动力。通过对生计方式变迁的考察,进一步认识到自然环境系统与社会系统互动关系的演变过程。从游耕生产方式发展为定居农耕经济,反映了土家社会从被动性环境适应到主动性环境选择和环境改造的过程,这也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结果。生计方式最能体现各民族不同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意识。土家族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特有的生态文化,用以调适自己的行为模式,对环境变化作出积极的响应,以适应或影响未来的自然环境。第四章,主要是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家谱、地方志、口述史、碑刻、诗歌谚语、士人作品等文献资料,深入分析不同调查点的生态环境变迁状况,以回应学界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和观点。土家族地区开发与区域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不仅受到地形地貌、土壤特性、气候特征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是清政府治理民族地区政治制度演变、文化变革、人口迁移等多种人文社会要素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产生了一定的环境效应,生态破坏十分明显,造成森林资源退化、次生灾害加重,土地沙化石漠化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进程。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所引起的水土流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益,官民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并形成以次生林为主,人工林和原始林等为辅的新生态系统。政府和民众在环境保护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发挥着行政干预和引导监督的作用,而民间的图腾禁忌、生产生活禁忌、乡规民约等习惯法起到了社会约束力的作用。官民合作是维护生态系统的有效机制和长效机制,缺一不可。土家族地区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带来了乡村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传统时代,为解决人地矛盾和文化冲突,农业开发和环境保护对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样至关重要,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五部分为余论。从区域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进一步说明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体生态过程。第一个层面分析了国家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策略与方式以及上层政治经济的发展思想;第二个层面分析了民间社会（民族内,民族间）在开发中的选择与调适,分析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和博弈。第三个层面从生态环境资源的角度,分析国家和社会在开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清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深度和强度,以揭示环境背后所隐藏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本文通过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揭示经济文化开发与区域生态环境、政治、社会等的互动过程,以期进一步丰富开发史、社会史、环境史和区域史的研究,为民族区域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反思。
周恩宇[6]（2014）在《道路、发展与权力 ——中国西南的黔滇古驿道及其功能转变的人类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终在于人自身的问题,尤以人类学为名的人类学更是如此。但是,在探讨人的问题时,却又不能仅着眼于人本身,若限于此,或许会遗漏一些认识自身的可能。所以,人类学研究常常需要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从而能更好理解人自身。以本研究而言,关注黔滇驿道的变迁过程,探讨其对贵州社会文化的形塑,以及当前在道路功能转变过程所呈现的现实社会内涵。其实,这便可归入处理了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范畴里,继而理解人本身。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道路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加多样和复杂起来,早已超越作为简单的通行载体的静态形式,随人的社会性及道路自身的空间可塑性而附加了太多社会特质。所以,与道路相关的一些共性问题未来将成为各学科不可回避的研究议题。当然,道路研究的重要价值意义还在于它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内涵,如此道路研究也才具有现实价值,并且易于把握。所以,本研究聚焦于黔滇古驿道。它横跨黔、滇两省,具有漫长通行历史,且随着社会发展呈现不同形式的功能转变,同时将贵州社会文化的丰富内涵镌刻于其间。于是,在关注黔滇古驿道自身的历史变迁及其对贵州社会文化的形塑力之外,还探究古驿道面临现代的功能转变之后所承载的发展问题和渗透其间的权力关系,更需要从文化的视角对现代的道路建设予以关照和研究。具体而言,本文用八个章节来对以上的问题进行论述。在第一章里,笔者以个人的道路情结为开端,继而延伸到黔滇驿道对贵州社会文化的价值意义,以及当前道路建设过程中所伴随的发展问题为研究缘起和意义考量。另外,还对研究的假设、过程及道路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进行介绍和探讨。第二章,进行文献综述,关注道路的“物”质属性与作为权力运行载体的特征,并对西南地区民族走廊、邮驿体系及道路交通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同时,还归纳了道路在文字学意义上被赋予的意象表达和隐喻特征。第三章,具体从贵州的地理特征和历史特殊性来梳理黔滇古驿道的形成及其网络化过程,并从族群区划格局与认同,以及国家与地方互动的视角对驿道作为位于黔中腹地的“往来”公共空间的特征进行描述。第四章,集中关注于黔滇古驿道对贵州社会文化的形塑力。可以看到,卫所在贵州地区的分布与驿道延伸有很好的切合,成为封建王朝控制贵州社会的关键,并且形塑和维持了贵州板块化的文化单元特征和一体多元的族群关系。同时,黔滇驿道的开通,也是对贵州这样一个原本混乱的社会进行了疏通,并对其成为一个省级建制地区做了原始的积累。第五章,从黔滇古驿道的功能和价值转向于探讨现代道路建设及其背后权力控制逻辑。具体以现代邮政变革引出的现代公路建设为开端,叙述了民国时期的公路建设,以及现代的高速道路网形成过程,并对其引起的区域格局变化及其在此过程中国家获取的统治正当性问题进行论述。第六章,延续关注现代高速道路建设过程中的权力逻辑,从乡村的视角出发,对那些不受接纳的道路修筑行为冠以暴力的界定,将其分为道路修筑对自然环境、人居环境等可见的事项的破坏,以及现代道路伴随的观念独占。并借此反思,现代道路如何扮演使“文明”上山的可能途径。第七章,揭示现代高速道路建设背后的权益抉择与权力逻辑,因为现代道路支撑了以城市为核心的中心化发展模式,并由此反思在现代道路建设所需要关注的公平与速度及效率的权衡问题。第八章,则总结性地对观念与道路及其空间形塑力的关系进行梳理,同时进一步探讨道路研究方法和路径的问题,以及重申黔滇驿道对贵州的社会文化价值,最后对现代道路对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所具有的发展意义和问题进行回顾和反思。
高楠[7]（2013）在《农药残留影响与茶产业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 ——以贵州省为例》文中认为茶是全球三大饮品之一,拥有庞大的饮用人群基础。茶产业是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结构以及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茶业以其较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有着对社会需要和人们生活中的不可替代性,以及长远的开发前景,已经逐步成为山区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型产业。贵州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省份,也是茶叶生产的大省。党和政府一直关心贵州经济的发展,而贵州省也将茶业作为贵州“五张名片”之一重点打造,以此来带动贵州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和广大茶农增收致富。国家在西部大开发中实施了退耕还林（茶）等有利措施,加上省委、省政府在2007年出台了《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茶产业发展的意见》,这些政策、措施的倾斜,就更加坚定了贵州在全国范围内做大做强茶产业的信心。2010年全省茶叶产量5.23万吨,综合产值51.6亿元,占全省农业总产值的7.87%。到2011年,全省茶园面积突破400万亩,成为全国第二产茶大省,产茶县从几个增加到40个,拥有规模上万亩茶园的乡镇116个。预计“十二五”期间,全省茶园面积将发展到700万亩。茶产业在贵州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方面的强劲作用开始显现。但就总体而言,贵州茶产业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与传统的茶产业省区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竞争中面临巨大挑战。面对现在及将来,重新考虑茶产业可持续发展模式,努力探索茶产业可持续发展之路,是本研究最为核心的内容。如何利用好贵州省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优势,如何协调好种植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如何壮大贵州茶产业发展,贵州茶产业应该走什么样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如何对贵州茶叶生产过程中对于病虫害的防控和保护好良好的茶园生态环境和谐统一起来。这些都是贵州茶产业发展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为此,本论文选择了茶园传统病虫害防控模式对贵州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为研究对象,以产业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为理论基础,运用可持续发展理论、负外部性理论、技术创新理论等,辅以农药残留分析原理与方法,研究贵州省茶叶生产中使用化学农药进行茶园病虫害防控后对贵州省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探索适合贵州茶叶生产过程中的绿色防控方式并实地加以验证。试图找寻一条既能够稳定茶叶产量,又对茶园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的途径,使得贵州省茶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本研究共分为九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说明本论文的选题目的和研究意义,阐述选择贵州省茶产业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概括本论文的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介绍论文的整体框架结构以及研究使用的方法和手段,以及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相关理论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首先介绍本研究需要的一些基本理论并进行分析,为贵州省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需要的基础理论依据和指导。通过对国内外研究背景和动态以及国内外研究的趋势和重点的研究分析,把握本研究的脉搏,奠定本研究的基础。第三部分,对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以及茶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介绍。根据第二部分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对贵州省茶产业发展情况进行SWOT分析。发现贵州省茶产业发展中的机遇和挑战,并找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目的在于了解和掌握贵州省茶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前人的研究进行分析,找到存在的问题,为后面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措施打下基础。第四部分,针对上一部分对贵州茶产业的研究情况对贵州茶叶中的农药残限量进行具体分析。通过在贵州省茶叶重点种植区域实地采样,结合实验室现有条件,对贵州省主要茶区茶叶农药残留进行分析,通过高效液相色谱仪、气质联用仪等大型仪器设备测出具体贵州省主产茶区农药残留限量的数据。然后对所得出的结论进行分析,找到贵州省茶产业发展中农药对茶产业影响的因素。能为后面的发展措施提供准确的依据。第五部分,首先使用路径依赖理论对茶农在病虫害防治采用传统的方式方法进行分析,找到茶农之所以选择传统防治方式的原因。然后对贵州主产茶区的茶农进行走访,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基本的经济数据,通过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找到农药使用与茶农经济效益的相关性。并结合农药使用后带来的负外部性,对茶叶生产整个过程的成本与收益进行评估。为接下来在茶园实地试验找寻出的绿色、高效的病虫害防治方法与结果的适用性进行有力的支撑。第六部分,主要针对前两部分分析得到的贵州茶叶中农药残留情况,以及对经济效益的低效性。选用生物农药防控技术和色板诱杀技术在贵州省凤冈县、石阡县、荔波县等地茶园中进行实地试验,找到既对环境影响小又能有效提高茶叶产量和品质的绿色防治方法。在提高茶农经济收入的同时又对茶园环境不造成破坏,使得贵州茶产业和环境能协调发展。最后试验得到的数据结果能为贵州省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提供选择的路径。第七部分,对茶园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与茶产业可持续发展间的关系进行系统探索,具体弄清茶园病虫害绿色防控技在茶产业发展中的相关性与可行性,能够体现贵州省茶产业发展中选择绿色防控技术的实用性。最后设计出贵州省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第八部分,对本文前面的研究工作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之上对贵州省茶产业发展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及综合防控模式。第九部分,总结全文,系统总结全文研究内容以及提出下一步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
赵波[8]（2013）在《贵州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研究》文中指出近几届奥运会比赛表明,不少国外优秀选手对我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形成了很大威胁。但从各省对奥运会金牌贡献率和获得奖牌数量来看,东部、中部明显大于西部,发挥西部竞技体育优势和潜力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运用了文献资料、专家访谈、层次分析、SWOT分析等方法,从贵州竞技体育现状入手,再对贵州竞技体育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对贵州竞技体育内外环境、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定位等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1.贵州竞技体育在项目布局过程中对其人文、地理考虑不足；竞技体育实力得到了提高,但竞技综合实力低；高水平教练员、运动员人数不足,人才梯队结构不合理；科研水平不高；经费以政府投入为主。2.贵州竞技体育评价指标的一级指标权重依次是：竞技体育实力表现系统（0.69）、竞技体育的支撑系统（0.23）、环境对竞技体育影响系统（0.08）；二级指标权重依次是：运动员资源（0.338）、教练员资源（0.145）、竞赛表现（0.138）、政府重视程度（0.115）、科研支持（0.069）、后备人才（0.057）、裁判和后勤保障（0.023）、经济环境（0.022）；三级指标的文化环境和竞赛环境（0.02）、地域环境（0.018）、群众支持（0.012）、与西方竞技体育相似的民族项目利用数量（0.029）、云贵高原地域资源（0.026）等排在前十一之内。3.贵州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内外环境SWOT分析：内部劣势（0.85）略大于优势（0.6）,外部机会（0.8）略大于威胁（0.7）,体现贵州竞技体育内环境优势、外环境机会并不乐观。但贵州坚持发展优势和变劣势为优势,利用机会,尽量回避威胁,谋求贵州竞技体育的发展。4.贵州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定位应采用争取型战略,实施战略过程中应采用积极、开拓型的战略并举。5.贵州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应在继续实施“精品工程”的发展战略基础上,追求以奥运争光计划、全省争光计划、可持速发展战略并举的发展道路。6.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实施路径即走“精品工程”战略,培育“精品项目”的发展模式；重视培养后备人才和培养优秀教练员群；提高训练科技含量；重视运动员、教练员的社会保障措施建设；弘扬“贵州精神”是贵州竞技体育发展的核心；建立省运动会为核心的竞赛体系；走贵州竞技体育特色产业的道路；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及“奥运争光计划”的协调发展。
杨昌鹏[9]（2012）在《贵州城镇化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走向文明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贵州城镇化作为西部城镇化、中国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水平严重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也滞后于其自身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贵州城镇化发展滞后的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不但会严重影响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会严重影响贵州现代化进程,还会严重影响贵州科学发展、后发赶超蓝图的实现。本文以贵州城镇化为研究对象,就是要力图通过多维度地对贵州的历史与现状辩证分析,合理地判断贵州城镇化水平,明确贵州城镇化的发展目标,设计出相对完善的理论,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使贵州的城镇化既遵循世界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又结合贵州的地方特色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对贵州城镇化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能丰富马克思城镇化理论,还对研究西部地区其他省市（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贵州具有特色的城镇化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本文采用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方法、比较与系统的方法、反思与批判的方法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出发,深入分析了贵州城镇化面临的问题与机遇,应坚持的原则,应处理的关系,提出了贵州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全文共分10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导论。主要说明研究的缘起和意义,并对国内外关于城镇化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提出了本文的创新点、研究方法与研究的重点难点以及需要突破的方向与主要目标。第二部分：全面分析了现代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这部分是理论基础分析,主要阐述了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内涵、特征、发展理论,运用矛盾运动的方法分析了现代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第三部分：在第二部分的基础上,分析了城镇化对现代化的作用。首先简要介绍了世界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发展特点与一般规律,然后从历史角度、从“三农“问题,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等方面说明了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贵州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第四部分：贵州城镇化的历史与现实。该部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从贵州城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现状出发,分析了城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城镇化发展地区差异、城乡差距,发现贵州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水平低以及城镇化体系不完善等问题。第五部分：贵州城镇化面临的困难。该部分全面分析了当前阶段,造成贵州城镇化发展的困难之处,即由于农业生产条件差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导致城镇化发展的基础较差,由于城镇化根本动力不足-人的素质低、产业转化动力不足、持续动力不足-创新能力弱,由于经济薄弱与地理限制,使得贵州城镇化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第六部分：贵州城镇化面临的机遇。该部分主要分析了贵州具备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有利条件,即国家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优惠政策的支持、自身优势的支撑,以及区域合作的深入推动等几个方面。第七部分：贵州城镇化应遵循的指导思想与贯彻的基本原则。该部分认为贵州城镇化应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发展、内涵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协调同步发展；坚持以能源资源、文化资源、旅游资源以及农业产品等地方特色。第八部分：贵州城镇化的目标构想。该部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构想了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目标,建立了空间布局与发展战略。第九部分：贵州城镇化要处理好带有全局性的几个关系。该部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运动的方法,分析了几对矛盾关系：（1）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2）城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3）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关系；（4）城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5）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6）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7）城镇化与以人为本的关系。第十部分：贵州城镇化的对策与建议。该部分认为要解决贵州城镇化面临的问题,就应充分考虑贵州面临的困难,发挥贵州的特色优势,通过完善城镇化建设体系,强化产业支撑,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实现制度创新,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
申鹏[10]（2009）在《贵州民族自治地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制度创新研究》文中认为引言一、选题背景引言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必然经济过程。农村人口外出从事非农生产,既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人口城镇化的进程,又促进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繁荣。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数量从改革开放初期不超过200万人到2008年底增加至22542万人,其中在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62.3%;本乡镇以内的本地农民工数
二、对贵州迎接西部大开发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贵州迎接西部大开发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凯里市仫佬族生计方式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动因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与价值 |
| 二、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生计方式变迁 |
| (二)社会变迁理论 |
| (三)民族关系与民族发展理论 |
| (四)经济文化类型 |
| 三、相关研究现状与评述 |
| (一)相关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凯里市仫佬族生计方式变迁的过程 |
| 一、凯里市仫佬族人口分布情况 |
| (一)凯里市基本情况介绍 |
| (二)凯里市民族构成与仫佬族人口 |
| 二、凯里市仫佬族生产方式的变迁 |
| (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 |
| (二)副业生产方式的变迁 |
| 三、凯里市仫佬族消费方式的变迁 |
| (一)经济收入与消费开支 |
| (二)市场发展与商业贸易 |
| 四、城镇化对凯里市仫佬族生计方式的影响 |
| (一)生产力发展与消费观念改变 |
| (二)现代化生产方式是影响因素 |
| (三)消费能力与消费结构的变化 |
| 第二章 凯里市仫佬族生计方式变迁的原因分析 |
| 一、凯里市仫佬族生计方式变迁的主观动因 |
| (一)凯里仫佬族其思想观念的转变 |
| (二)凯里仫佬族对生存资料的渴求 |
| (三)凯里仫佬族对发展利益的需求 |
| 二、凯里市仫佬族生计方式变迁的客观动因 |
| (一)生产力发展是内部动力要素 |
| (二)城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催化 |
| (三)文化交融与文化传播的影响 |
| (四)土地确权与土地流转的推动 |
| (五)劳动力解放与人口流动的带动 |
| (六)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与落实 |
| (七)经济文化生态等的有机协同 |
| 第三章 凯里市仫佬族生计方式变迁中存在的问题及影响 |
| 一、凯里市仫佬族生计方式变迁中存在的问题 |
| (一)产业结构单一和产品初级化 |
| (二)空巢村的加剧和发展空心化 |
| (三)资金积累不足与贫富失衡化 |
| (四)受教育水平低和心态焦虑化 |
| (五)区位优势弱化和规划同质化 |
| 二、凯里市仫佬族的生计方式变迁对仫佬族的影响 |
| (一)经济收入增加和获得感增强 |
| (二)消费结构多元和幸福感增强 |
| (三)文化交融传播和认同感增强 |
| 第四章 关于凯里市仫佬族生计方式良性变迁的思考 |
| 一、如何用好顶层设计:贯彻与创新 |
| (一)实现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的有效衔接 |
| (二)贯彻落实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的最大利民化 |
| (三)发挥政府主导力量增强主动变迁能力 |
| 二、如何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教育和治理 |
| (一)发展民族地区教育,增强变迁的竞争力 |
| (二)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巩固新型民族关系 |
| (三)紧扣民族工作主题,加强民族事务治理 |
| 三、关键是人的问题:自觉和超越 |
| (一)转变思想观念,主动回应政策 |
| (二)增强创新能力,因地制宜施策 |
| (三)利用资源优势,实现跨越发展 |
| (四)坚持文化为本,主动适应变迁 |
| 结论与展望 |
| 一、本论文的研究结论 |
| 二、生计方式的选择与展望 |
| (一)自在自觉:生计方式变迁的理性选择 |
| (二)方式多元:生计方式变迁的整体趋势 |
| (三)和而不同:生计方式变迁的共生之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2）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 一、援助的内涵 |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 一、援助对象 |
| 二、援助方式 |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 一、成文法层面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欧盟 |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内容及思路 |
| 四、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 |
| 五、资料数据来源与田野调查 |
| 第一章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相关概念及理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贫困 |
| 二、民族村寨 |
| 三、民族村寨旅游 |
| 四、旅游扶贫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环境贫困理论 |
| 二、资源诅咒理论 |
| 三、精准扶贫理论 |
| 四、乡村治理理论 |
| 五、土地产权理论 |
| 六、文化资本理论 |
| 第三节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功能及特点 |
| 一、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功能 |
| 二、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特点 |
| 第四节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可行性及局限性 |
| 一、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可行性 |
| 二、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现实选择及发展阶段 |
| 第一节 贵州民族地区的贫困 |
| 一、贫困面积大,贫困程度深 |
| 二、贫困原因错综,贫困治理复杂 |
| 第二节 贵州民族村寨的主要特征 |
| 一、是交融散布于崇山峻岭中的“活化石” |
| 二、拥有着适应山地自然环境的生存智慧 |
| 三、凝固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结构之中 |
| 四、通过仪式性的活动确定社会结构关系 |
| 五、风险依靠有限自我救助社会组织系统 |
| 第三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条件 |
| 一、资源禀赋 |
| 二、脱贫攻坚 |
| 三、市场驱动 |
| 第四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阶段 |
| 一、起步期(改革开放-1990年) |
| 二、成长期(1991年-2010年) |
| 三、成熟期(2011年-现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果评估 |
| 第一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整体效果 |
| 一、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大格局形成 |
| 二、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推动经济发展 |
| 三、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促进减贫增收 |
| 四、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改善人居环境 |
| 五、民族村寨旅游扶贫重构人地关系 |
| 第二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以黔东南为样本 |
| 一、绩效评价样本选择依据 |
| 二、扶贫绩效计算 |
| 三、绩效评价分析 |
| 第三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福利评估 |
| 一、福利的内涵及测量 |
| 二、基于可行能力的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福利评估体系 |
| 三、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福利评估 |
| 四、福利改进方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经验及挑战 |
| 第一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经验 |
| 一、政府主导:贫困地区的合理逻辑 |
| 二、搭建平台:高标准开展国际合作 |
| 三、生态补偿:优化旅游及人居环境 |
| 四、长效管护:乡村设施的投管机制 |
| 五、文旅融合:以旅游激活文化传承 |
| 六、村民主体: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 |
| 第二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挑战 |
| 一、异化与重构:传统乡村社会的“脱嵌” |
| 二、机会与风险:产业机会的盲目与麻木 |
| 三、能人与穷人:精英剥夺与贫富差距 |
| 四、扶贫与养贫:难以避免的“公地悲剧” |
| 五、增长与消亡:贫困减缓中“无根的增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案例研究 |
| 第一节 扶贫困境与乡村治理:来自肇兴侗寨的调查 |
| 一、肇兴侗寨概况 |
| 二、肇兴侗寨的传统社会组织及现代意义 |
| 三、肇兴侗寨旅游扶贫历程 |
| 四、旅游扶贫中基层行政与乡村社会的拉锯 |
| 五、破局:村寨旅游扶贫权利的有序归位 |
| 第二节 扶贫质量与土地产权:来自纳灰村的调查 |
| 一、万峰林纳灰村概况 |
| 二、布依族传统的农地习俗 |
| 三、纳灰村旅游扶贫历程 |
| 四、华冠背后:景区核心村寨的尴尬 |
| 五、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提升村寨旅游脱贫质量 |
| 第三节 扶贫创新与文化资本:来自岜沙苗寨的调查 |
| 一、岜沙苗寨民族文化 |
| 二、岜沙旅游扶贫推动民族文化资本化的过程 |
| 三、岜沙旅游扶贫推动民族文化资本化的问题 |
| 四、岜沙旅游扶贫创新激活民族文化资本价值 |
| 第四节 案例思考: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方向 |
| 一、重组乡村治理结构是破解村寨旅游扶贫困境的重要基础 |
| 二、重赋乡村产业活力是提升村寨旅游扶贫质量的重要途径 |
| 三、重构乡村文化价值是促进村寨旅游扶贫创新的重要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战略及举措 |
| 第一节 贵州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战略 |
| 一、调整贵州村寨旅游扶贫战略的依据 |
| 二、贵州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战略 |
| 第二节 贵州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举措 |
| 一、创新多元化的村寨旅游扶贫模式 |
| 二、探索差异化的村寨旅游扶贫路径 |
| 三、推动市场化的文化价值实现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不足及展望 |
| 结论 |
| 不足 |
|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村民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村组干部访谈提纲 |
| 附录四 部门及案例点主要访谈人员基本信息 |
| 附录五 “村寨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体系的权重赋值”专家打分表 |
| 附录六 田野工作相关照片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4）山歌传播与族群文化实践 ——黔中百宜乡布依村寨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语境及缘由 |
| 1.1.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布依族研究综述 |
| 1.2.2 布依山歌的研究 |
| 1.2.3 现有布依山歌研究存在的问题 |
| 1.3 研究的理论视角与方法 |
| 1.3.1 乡村传播学:乡村文化传播的本土化 |
| 1.3.2 研究方法:民族志调查 |
| 1.4 研究路径 |
| 第二章 布依山歌传播的文化生态系统 |
| 2.1 布依族传统历史与文化 |
| 2.1.1 布依族的族源与族称 |
| 2.1.2 布依族的历史发展 |
| 2.1.3 布依族的民间文化 |
| 2.2 布依山歌传播的民间现实形态:拐吉村与拐吉村的山歌 |
| 2.2.1 拐吉村概述 |
| 2.2.2 拐吉村的山歌 |
| 第三章 叠写的传统:布依山歌的地方传播史 |
| 3.1 1953年以前:“传统”的想象 |
| 3.1.1 定位身份:家谱的追溯 |
| 3.1.2 族群传统的“在地化”:布依山歌的学唱 |
| 3.1.3 “拟制”的族群文化实践:传统的想象与再造 |
| 3.2 1958—1990:政治话语与社区记忆 |
| 3.2.1 国家的力量:自然村落到社会主义集体社会 |
| 3.2.2 布依山歌的社会主义表达 |
| 3.2.3 歌声串起的社区记忆 |
| 3.3 1990——至今:现代化与山歌听觉的现代性 |
| 3.3.1 布依山歌传播的式微 |
| 3.3.2 自制山歌录像碟:信息社会中村民听觉经验的变革 |
| 小结 |
| 第四章 可供解读的文本:布依山歌传播的意义模式 |
| 4.1 地方性知识与地方的世界:布依山歌描绘的“乡村图景” |
| 4.1.1 《砍牛经》与“老祖公”:宗教经典中的大宇宙与小世界 |
| 4.1.2 情歌对唱文本中的“阴阳相合” |
| 4.1.3 村庄山歌文本中的“生态整体性”表达 |
| 4.2 地方的语言与地方的人群:山歌所散发的族群精神气质 |
| 4.2.1 山歌中的地方语言与族群的道德隐喻 |
| 4.2.2 山歌中地方语言的审美特征与村民的审美意识 |
| 4.2.3 村庄山歌中地方语言所折射的族群文化性格 |
| 小结 |
| 第五章 歌声的流动:声音实践中的社会网络 |
| 5.1 “声临其境”:村庄山歌传播的仪式化场景 |
| 5.1.1 日常生活的仪式化场景 |
| 5.1.2 生命过渡的仪式化场景 |
| 5.1.3 历法/节庆的仪式化场景 |
| 5.2 声音实践中家庭系统的互动 |
| 5.2.1 从自由到个人主义:布依山歌与村庄青年的恋爱和择偶 |
| 5.2.2 微信里的对歌:布依山歌传播中的夫妻互动 |
| 5.2.3 走下神坛:布依山歌传播中的亲子关系 |
| 5.3 声音实践中的社群互动 |
| 5.3.1 身份的交融:“声音共同体”的时代 |
| 5.3.2 关系的区隔:山歌演唱队与社群边界 |
| 5.3.3 “礼物经济”还是“商品经济”:社群关系的变与不变 |
| 5.4 声音实践中的“国家—社会” |
| 5.4.1 传统节庆歌会:乡野自生的文化空间 |
| 5.4.2 “被发明的传统”:舞台节日的国家发明 |
| 第六章 结论:族群传统·文化实践·发展 |
| 6.1 布依山歌:族群文化实践的“行动场域” |
| 6.2 发展话语下布依山歌该如何传播 |
| 附录 |
| 附录一:田野笔记摘选 |
| 附录二:田野调查图片选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学术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中国环境史的兴起与发展简述 |
| (二) 清代环境史研究述略 |
| (三) 土家族环境史述评 |
| 四、相关问题说明 |
|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 研究思路及其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土家地区早期的环境和开发 |
| 第一节 自然生态环境 |
| 一、地形地貌和气候特征 |
| 三、水系分布和土壤特性 |
| 三、动植物资源 |
| 第二节 人文社会环境 |
| 一、民族政策与管理方式 |
| 二、民族格局及其人口变迁 |
| 三、文化生态及其民俗文化特征 |
| 第三节 清代以前的开发概况 |
| 第二章 清政府对土家地区的经略与开发 |
| 第一节 清前期的制度与开发 |
| 一、土司制度的沿袭与强化 |
| 二、土司政权的相对自主性 |
| 三、清前期的开发措施 |
| 第二节 清中叶的制度与开发 |
| 一、土司的改流与改流后的制度 |
| 二、人口增长与民族结构 |
| 三、清中叶的开发状况 |
| 第三节 晚清政局与开发 |
| 一、旧制维持与洋务新政 |
| 二、近代工商业的开发与发展 |
| 三、文化殖民与新式教育的出现 |
| 第三章 土家社会生计方式变迁与环境 |
| 第一节 游耕生计方式与环境适应 |
| 一、山区游耕与汉区畲田 |
| 二、游耕生产与自然环境的适应 |
| 三、游耕生计方式与社会环境的适应 |
| 第二节 农耕生计方式与环境利用 |
| 一、从游耕到农耕的社会环境因素 |
| 二、农耕生计方式对自然环境的选择利用 |
| 第三节 生计方式与生态文化的调适 |
| 一、“无为而有为”的朴素生态观 |
| 二、人地和谐的环境伦理观 |
| 三、因地制宜的习俗调适 |
| 四、因时而为的物候调适 |
| 第四章 土家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与响应 |
| 第一节 原生性自然生态环境变迁 |
| 一、经济开发与森林资源退化 |
| 二、生物多样性减少 |
| 三、农业垦殖与水土流失 |
| 四、自然灾害的增长趋势 |
| 第二节 官民的环境意识及行为 |
| 一、流官政府环境意识的提高 |
| 二、政府的引导与调控 |
| 三、民间社会的参与 |
| 余论: 区域经济·环境资源·社会发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6）道路、发展与权力 ——中国西南的黔滇古驿道及其功能转变的人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缘起与问题 |
| 二、研究计划与过程 |
| 三、道由心生：道路民族志之方法构建 |
| 第二章 道路及其隐喻 |
| 一、文献回顾 |
| 二、文字学意义上的道路意象 |
| 三、道路隐喻 |
| 第三章 黔滇驿道 |
| 一、黔滇驿道的形成及其网络化 |
| 二、黔滇驿道作为“往来”的公共场域 |
| 第四章 道路的力：黔滇驿道的社会文化形塑 |
| 一、卫所：黔滇驿道上的要穴 |
| 二、驿道与一体多元的族群关系 |
| 三、黔滇驿道对贵州社会与经济的疏通与积累 |
| 第五章 筑路：现代的道路建设与隐性的统治策略 |
| 一、贵州的现代邮驿变革与公路修筑 |
| 二、高速网建设引起的区域格局变化 |
| 三、筑路作为权力的伪装术 |
| 第六章 道路暴力 |
| 一、可见的道路破坏行为 |
| 二、意识独占的暴力倾向 |
| 三、简化治理的载体：现代道路是文明上山的可能途径 |
| 第七章 现代高速道路背后的权益抉择 |
| 一、现代道路支撑的中心化发展模式 |
| 二、速度与公平的抉择 |
| 第八章 路上的社会 |
| 一、观念、道路及其空间形塑力 |
| 二、道路研究的路径探索 |
| 三、黔滇驿道之于贵州的价值 |
| 四、从峰回路转到四通八达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简历与学术成果 |
（7）农药残留影响与茶产业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 ——以贵州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的内容 |
| 1.3.2 研究的方法 |
| 1.4 试验方案与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1 试验方案 |
| 1.4.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研究的相关理论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研究的相关理论及启示 |
| 2.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2 产业生态学理论 |
| 2.1.3 可持续农业理论 |
| 2.1.4 外部性理论 |
| 2.1.5 农业产业化理论 |
| 2.1.6 技术创新理论 |
| 2.2 关于农药使用与茶产业发展的研究 |
| 2.2.1 农药使用的研究 |
| 2.2.2 茶产业发展情况 |
| 第三章 贵州省茶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与农药使用情况 |
| 3.1 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概况 |
| 3.1.1 地理条件概况 |
| 3.1.2 气候条件概况 |
| 3.1.3 土地条件概况 |
| 3.1.4 水利条件概况 |
| 3.1.5 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
| 3.2 贵州省茶产业发展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
| 3.2.1 发展茶产业是农民增收,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途径 |
| 3.2.2 发展茶产业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
| 3.2.3 发展茶产业是发挥比较优势的必然选择 |
| 3.2.4 发展茶产业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 |
| 3.2.5 发展茶产业是保护生态环境的现实选择 |
| 3.3 贵州省茶产业发展情况与农药使用情况 |
| 3.3.1 贵州茶产业发展阶段分析 |
| 3.3.2 贵州省茶产业发展现状 |
| 3.3.3 贵州茶叶生产种植中农药使用情况 |
| 3.4 贵州省茶产业发展的SWOT分析 |
| 3.4.1 优势(strength)分析 |
| 3.4.2 劣势(Weakness)分析 |
| 3.4.3 机遇(Opportunity)分析 |
| 3.4.4 挑战(Threats)分析 |
| 3.4.5 构建SWOT矩阵 |
| 第四章 贵州省茶叶生产中农药残留限量评估及其经济影响 |
| 4.1 贵州省茶叶农药残留量检测 |
| 4.1.1 毒死蜱残留量检测 |
| 4.1.2 吡虫啉残留量检测 |
| 4.1.3 联苯菊酯残留量检测 |
| 4.2 检测结果 |
| 4.2.1 毒死蜱检测结果 |
| 4.2.2 吡虫啉检测结果 |
| 4.2.3 联苯菊酯检测结果 |
| 4.3 农药残留检测结果对贵州茶叶的影响 |
| 4.3.1 吡虫啉残留值对贵州茶叶的影响 |
| 4.3.2 联苯菊酯残留值对贵州茶叶的影响 |
| 4.3.3 毒死蜱残留值对贵州茶叶的影响 |
| 第五章 贵州茶园农药使用的负外部性问题及其经济学分析 |
| 5.1 农药使用中的路径依赖问题分析 |
| 5.1.1 路径依赖理论 |
| 5.1.2 贵州省茶农对农药的路径依赖分析 |
| 5.2 农民使用农药的问题 |
| 5.2.1 农药使用中的负外部性问题 |
| 5.2.2 农药需求持续增长的原因分析 |
| 5.3 贵州茶园茶农使用农药的经济分析 |
| 5.3.1 样本数据分析 |
| 5.3.2 农药使用与产量的相关性分析 |
| 5.3.3 分析结果讨论 |
| 第六章 绿色防控技术在茶产业发展中应用评价 |
| 6.1 示范方案及试剂与材料选取 |
| 6.1.1 实施地点 |
| 6.1.2 试验药剂及材料 |
| 6.1.3 防治对象 |
| 6.1.4 处理类型 |
| 6.1.5 施药器械 |
| 6.1.6 施药方法 |
| 6.1.7 调查方法 |
| 6.2 试验结果及讨论 |
| 6.2.1 生物农药和绿色农药防治茶树害虫的效果 |
| 6.2.2 物理防控技术防治害虫效果, |
| 6.3 试验结果讨论 |
| 第七章 基于绿色防控技术的贵州省茶产业可持续发展模式 |
| 7.1 使用绿色防控技术的必要性 |
| 7.1.1 茶园使用绿色防控技术是防止茶叶生产污染的需要 |
| 7.1.2 茶园使用绿色防控技术是控制茶园生态环境污染的需要 |
| 7.1.3 茶园使用绿色防控技术是茶业增效、茶农增收的需要 |
| 7.1.4 茶园使用绿色防控是提高茶叶市场竞争力的需要 |
| 7.1.5 茶园使用绿色防控是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
| 7.2 茶园使用绿色防控技术的可行性 |
| 7.2.1 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为绿色防控技术提供克借鉴的途径 |
| 7.2.2 农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为茶园绿色防控提供了现实基础 |
| 7.2.3 农业清洁生产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
| 7.3 贵州省茶产业可持续发展模式 |
| 7.3.1 绿色防控模式 |
| 7.3.2 茶产业可持续发展模式 |
| 第八章 贵州茶业可持续发展措施 |
| 8.1 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与制度 |
| 8.1.1 财政补贴 |
| 8.1.2 税收政策 |
| 8.1.3 消费政策 |
| 8.2 改善茶叶生长环境,打造生态茶园 |
| 8.3 加强茶农专业培训,提升综合防控技术水平 |
| 8.4 完善茶叶清洁化生产体系 |
| 8.4.1 茶园的清洁化 |
| 8.4.2 茶叶加工、包装、运输的清洁化 |
| 8.4.3 生产整个过程引入质量控制体系 |
| 8.5 加强组织模式建设 |
| 第九章 全文总结与研究展望 |
| 9.1 全文总结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博士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及文章发表情况 |
| 致谢 |
（8）贵州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文献综述 |
| 1.1.1 国家竞技体育及发展战略研究 |
| 1.1.2 东部竞技体育及发展战略研究 |
| 1.1.3 中部竞技体育及发展战略研究 |
| 1.1.4 西部竞技体育及发展战略研究 |
| 1.1.5 贵州竞技体育研究 |
| 1.2 研究目的、意义及创新点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2.3 研究创新点 |
|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文献资料 |
| 2.2.2 专家访谈法 |
| 2.2.3 SWOT分析法 |
| 2.2.4 层次分析法(AHP) |
| 2.3 研究思路 |
| 3. 讨论与分析 |
| 3.1 贵州竞技体育发展现状 |
| 3.1.1 贵州竞技体育发展历程 |
| 3.1.2 贵州竞技体育发展特点 |
| 3.1.3 研究小结 |
| 3.2 贵州竞技体育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2.1 贵州竞技体育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意义 |
| 3.2.2 贵州竞技体育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3.2.3 贵州竞技体育评价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研究 |
| 3.2.4 研究小结 |
| 3.3 贵州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内外环境因素的SWOT分析 |
| 3.3.1 贵州竞技体育内部优势、劣势和外部机会、威胁 |
| 3.3.2 贵州竞技体育内部优势、劣势和外部机会、威胁评价 |
| 3.3.3 研究小结 |
| 3.4 贵州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定位 |
| 3.4.1 贵州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组合 |
| 3.4.2 贵州竞技体育发展战略选择的SWOT定量分析 |
| 3.4.3 研究小结 |
| 3.5 贵州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路径 |
| 3.5.1 发展战略的基本概念 |
| 3.5.2 战略结构 |
| 3.5.3 贵州竞技体育发展战略 |
| 3.5.4 |
| 3.5.5 研究小结 |
| 4. 结论与建议 |
| 4.1 结论 |
| 4.2 建议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贵州城镇化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的文献分析 |
| (一) 研究历史分析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四、研究的方法 |
| 五、突破与创新 |
| 第一章 现代化与城镇化的一般理论 |
| 第一节 现代化理论 |
| 一、现代化 |
| 二、国外的现代化 |
| 三、中国的现代化历程 |
| 第二节 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关系 |
| 一、欧洲国家的城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分析 |
| 二、现代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 |
| 第三节 国内外城镇化发展理论 |
| 一、城镇化 |
| 二、国外城镇化发展理论 |
| 三、国内城镇化理论 |
| 第二章 城镇化是贵州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
| 第一节 世界城镇化历史经验的回顾 |
| 一、世界城镇化发展阶段 |
| 二、世界城镇化的发展特点 |
| 三、世界城镇化的一般规律 |
| 第二节 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 一、城镇化是历史的必由之路 |
| 二、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 |
| 三、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
| 第三节 城镇化是贵州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 一、城镇化是实现贵州跨越发展的重要动力 |
| 二、城镇化是解决贵州“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
| 第三章 贵州城镇化的历史与现实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后贵州城镇化历史的回顾 |
| 一、贵州城镇化发展的成绩 |
| 二、贵州城镇化阶段性 |
| 三、贵州城镇化发展的特点 |
| 四、制约贵州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 |
| 第二节 贵州城镇化现状 |
| 一、贵州城镇化发展总体趋势 |
| 二、贵州城镇化发展地区差异 |
| 三、贵州城乡差距扩大 |
| 第三节 对贵州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当前分析与评估 |
| 一、贵州城镇化发展的合理判断 |
| 二、贵州城镇化发展的成就 |
| 三、贵州城镇化发展问题 |
| 第四章 贵州城镇化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
| 第一节 贵州城镇化基础较差 |
| 一、农业生产条件差 |
| 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 |
| 第二节 贵州城镇化动力不足 |
| 一、人-城镇化的根本动力不足 |
| 二、产业-城镇化的转换动力不足 |
| 三、创新-城镇化的持续动力不足 |
| 第三节 贵州城镇化经济薄弱 |
| 一、经济总量分析 |
| 二、经济综合竞争力低 |
| 第四节 贵州城镇化地理限制 |
| 一、自然地理状况 |
| 二、地理环境约束 |
| 第五章 贵州城镇化面临的机遇 |
| 第一节 国家城镇化战略的实施 |
| 一、国家城镇化战略的思想 |
| 二、国家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对贵州的影响 |
| 第二节 国家对西部省区的优惠政策 |
| 一、西部大开发战略 |
| 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
| 第三节 贵州城镇化发展具备的条件 |
| 一、产业的较大发展 |
| 二、城镇化战略的持续实施 |
| 三、经济-环境关系较和谐 |
| 四、坚强的组织领导 |
| 五、户籍制度改革进展顺利 |
| 第四节 贵州城镇化发展的资源禀赋 |
| 一、生态环境逐渐改善 |
| 二、资源丰富 |
| 第五节 贵州城镇化发展的区域优势 |
| 一、重庆“大都市”的带动作用 |
| 二、“西南三省”合作战略的推动作用 |
| 第六章 贵州城镇化遵循的指导思想与贯彻的基本原则 |
| 第一节 科学发展观 |
| 一、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 |
| 二、城镇化发展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 |
| 三、科学发展观对贵州城镇化的指导 |
| 第二节 “三化同步” |
| 一、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 |
| 二、贵州应遵循“三化同步”原则 |
| 第三节 地方特色 |
| 一、注重培育城市特色 |
| 二、坚持地方特色应注意的问题 |
| 第七章 贵州城镇化的目标构想 |
| 第一节 贵州城镇化的经济发展目标构想 |
| 一、贵州经济发展背景 |
| 二、贵州城镇化的经济发展目标 |
| 三、经济发展路径 |
| 四、产业布局总体规划 |
| 第二节 贵州城镇化的社会发展目标构想 |
| 一、贵州社会发展背景 |
| 二、贵州城镇化的社会发展目标 |
| 三、社会发展战略 |
| 四、社会发展空间布局 |
| 第三节 贵州城镇化的生态发展目标构想 |
| 一、贵州城镇化的生态环境背景 |
| 二、贵州城镇化的生态发展目标 |
| 三、生态发展战略 |
| 四、生态空间布局 |
| 第八章 贵州城镇化要处理的几对矛盾与关系 |
| 第一节 城镇化与发展经济的关系 |
| 一、城镇化和发展经济对立统一 |
| 二、经济发展中城镇化存在的问题 |
| 三、以经济发展促进城镇化 |
| 第二节 城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
| 一、城镇化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 |
| 二、城镇化和社会发展非协调同步 |
| 三、以质量提高促进城镇化 |
| 第三节 城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 |
| 一、城镇化要体现民族文化 |
| 二、城镇化对民族文化的影响 |
| 三、城镇化与民族文化的融合 |
| 第四节 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关系 |
| 一、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矛盾 |
| 二、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
| 三、坚持城镇化与生态保护同步进行 |
| 第五节 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 |
| 一、工业化促进城镇化 |
| 二、城镇化与工业化的非协同性 |
| 三、以工业化推动城镇化 |
| 第六节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 |
| 一、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 |
| 二、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非同步性 |
| 三、农业现代化推动城镇化 |
| 第七节 城镇化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
| 一、以人为本是城镇化的核心价值 |
| 二、在城镇化中改善民生 |
| 三、城镇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
| 第九章 贵州城镇化的对策与建议 |
| 第一节 形成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 |
| 一、优化城镇空间布局 |
| 二、以黔中城市群推动贵州城镇化发展 |
| 三、大力推进贵州小城镇集群发展 |
| 第二节 走特色城镇化道路 |
| 一、以工业特色资源,促进城镇化 |
| 二、以特色农业资源,促进城镇化 |
| 三、以生态特色资源,促进城镇化 |
| 四、以旅游特色资源,促进城镇化 |
| 五、以民族文化特色资源,促进城镇化 |
| 第三节 加强城镇规划,提高城镇化效能 |
| 一、加强城镇规划 |
| 二、提高城镇管理水平 |
| 第四节 增强城镇化动力 |
| 一、提高人的素质 |
| 二、强化产业支撑 |
| 三、增强区域创新能力 |
| 第五节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
| 一、加快路网基础设施建设 |
| 二、加快市政公用设施建设 |
| 三、加快城镇生态文明建设 |
| 四、加快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
| 第六节 推进制度创新 |
| 一、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
| 二、大力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
|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
| 四、改革投融资体制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四、对贵州迎接西部大开发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凯里市仫佬族生计方式变迁研究[D]. 聂开吉. 贵州民族大学, 2020(07)
- [2]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3]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D]. 笪玲. 西南民族大学, 2020(12)
- [4]山歌传播与族群文化实践 ——黔中百宜乡布依村寨的个案研究[D]. 骆雪. 上海大学, 2019(02)
- [5]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D]. 刘琼.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6]道路、发展与权力 ——中国西南的黔滇古驿道及其功能转变的人类学研究[D]. 周恩宇. 中国农业大学, 2014(08)
- [7]农药残留影响与茶产业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 ——以贵州省为例[D]. 高楠. 内蒙古大学, 2013(10)
- [8]贵州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研究[D]. 赵波. 北京体育大学, 2013(11)
- [9]贵州城镇化理论与实践研究[D]. 杨昌鹏.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2)
- [10]贵州民族自治地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制度创新研究[J]. 申鹏. 人口.社会.法制研究, 200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