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行技术协作 推动医药技术进步与科技成果转化（论文文献综述）
湖北省人民政府[1]（2021）在《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北省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的通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鄂政发[2021]18号各市、州、县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现将《湖北省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2021年9月24日湖北省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目录第一章塑造在全国科技创新版图中的领先地位一、发展形势二、指导思想三、基本原则四、主要目标第二章构建全域科技创新新格局一、全力争创武汉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和湖北东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二、高标准建设以东湖科学城为核心的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
刘洋[2]（2021）在《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作为一种经济功能区,是我国学习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进行体制设计的产物。作为国家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的科技特区,高新区的发展,关键在于其管理体制。作为新旧体制碰撞与改革创新之结果的现行管理体制,经过30年的探索和实践而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推动着高新区功能日益丰富完善,实现了承载的功能作用,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成为了—种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共生的经济、社会现象。但高新区现行管理体制也面临一些问题,存在着一些困境,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高新区的发展。当前,我国高新区已逐渐进入由“政策驱动”向“体制驱动”的转型期,正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新时代迫切需要高新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中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管理体制转型,为高新区下一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体制支撑。新时代,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已然在此背景下悄然发生。实践探索让现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更加丰富多彩,一定程度也产生倒逼力量,引发我们的思索。而这种思索之逻辑起点是“为什么转”?就目前学术研究上的回应而言,要么聚焦于高新区的宏大叙事,要么沉迷于管理体制的细枝末节,却不能给我们系统而清晰的答案。因此,本文试图从新时代背景切入,框定高新区这一特殊对象,研析高新区管理体制,聚焦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动态过程,以弥补高新区管理体制研究中的缺憾。全文沿着“为什么转、转什么、怎么转?”的脉络,围绕高新区管理体制这一特殊对象,确定研究的分析框架和整体脉络设计,梳理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背景及沿革,研判高新区发展阶段,总结高新区特点。回答“为什么转?”的问题后,逻辑演绎的进程自然而然地延伸出“转什么?”。通过对个案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描述分析和价值判断,发现可行性经验;通过对高新区和行政区管理体制的结构、功能、成效以及二者运行机制的深入对比、分析,结合案例研究得到一些启示;通过总结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就,分析存在的困境及成因,得到了“转什么?”的答案。在“怎么转?”的关键环节,通过对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和变量提取,确定转型的目标和内容,并从新时代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层面建构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最终目标。本文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坚持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相结合,以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视角,用整体性政府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和治理理论作为理论研究工具,深入分析我国高新区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进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针对现有管理体制存在的困境,探讨转型的目标、内容和路径,思路与方略,以期建立起—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反映高新区发展客观规律,符合高新区自身发展状况的管理体制,为我国高新区未来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示范作用充分发挥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王勇[3]（2020）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建立了系统完备的科研院所或类似的组织架构体系,经济发达国家更是借助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在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信息加工与传播等领域获得的竞争优势,创造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20世纪50-70年代,我国对科研院所实行计划式管理体制,迅速构建起了比较完整的科研体系,短时间内提升了科技实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对科技体制进行调整,推动科技与经济的深入融合,依靠科技进步带动了经济建设的全面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陕西特有的科学技术积淀、国民经济结构、人才与资源优势为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由此陕西科技资源逐渐丰富,科研院所的聚集程度和发展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但是,受诸多因素影响,改革开放前很长时间陕西并未将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陕西科技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作用不够。因而,深入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转型,正确评价省内各类科研院所的历史贡献,辨析科研院所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为新时期陕西科研院所创新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与经验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陕西科研院所改革与创新中的科技引领作用进行剖析,探讨如何将地区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进而增强陕西科技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和国家战略实施提供保障,具有重要的现实战略意义。因此,在研究中,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历史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力求进行全面考察,从而较为详实地阐明陕西科研院所的历史基础与发展现状,总结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的特点,把握科研院所的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进而分析陕西科研院所的结构与分布、资源开放共享程度、科研绩效评价机制、科研创新环境、院所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层面,揭示陕西科研院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影响,最终提出和构建适宜于陕西现代科研院所发展的相应对策与建议。纵观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历程,国民经济恢复之初,陕西积极改造和创建科研院所;党中央“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发出后,陕西科研院所迎来第一次发展高潮;在“三线”建设时期,国家为平衡全国工业布局,促进内地经济开发,又向陕西迁移、建设了一批高质量的科研院所,进一步充实和提高了陕西科研院所的综合实力,奠定了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地位。改革开放后,陕西科研院所围绕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制度变革与体制调整的全新发展阶段,建立了完整的科研院所体系,形成了丰富的科学研究成果,壮大了陕西的科研人才队伍,从宏观、微观层面积累了丰富的改革发展经验。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历程呈现出鲜明的发展特点:科研院所在省内形成西安、杨凌两个区域中心;自身发展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阶段性特征显着;外部整建制嵌入式的集中迁建;遵循非完全市场化的科研院所转型路径。陕西科研院所与陕西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着紧密联系,陕西科研院所为地方经济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诸如科研院所改革与市场接轨不够,评价机制存在缺陷,发展呈现结构性失衡与流动性不足,院所的创新与发展环境改善滞后,科研院所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等等。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陕西科研院所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在市场化发展中,需要不断调整和适应新的变化,将自身所拥有的科学技术优势转化为价值创造优势,并利用科技资源实现对各类传统资产的配置和优化,形成能够顺应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新型资产结构,从依靠技术和管理的发展模式,转向依靠技术、管理与资本运作的发展道路;从顶层设计上建立新型现代化的科研院所制度,加快陕西科研院所自身调整的步伐,克服自身发展中的种种障碍,为陕西科研院所实现更高等级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基础。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与创新之处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有:第一、总结并提炼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转型的主要特点。国民经济恢复之初,陕西积极改造、迁移、创建科研院所,充实和提高了陕西科研院所的综合实力,奠定了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后,陕西科研院所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制度变革与体制调整的全新发展阶段。经过70年的发展,陕西科研院所具有鲜明的发展特点,在省内形成西安、杨凌两个科研院所高度聚集的区域中心;科研院所发展与陕西经济结构调整相适应,表现出较为显着的阶段性特征;科研院所从省外整建制嵌入式的集中迁建特点非常突出;遵循非完全市场化的科研院所转型发展路径。第二、在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成就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实证分析模型,定量分析和测度了陕西科研院所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已构建完整的科学研究与管理体系,形成门类齐全且覆盖领域广泛的学科体系,形成丰硕的科技体制改革成果,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领域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改革开放中获得成熟思路和成功经验。在科研院所恢复与发展中,陕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显着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越资本和劳动投入,成为推动陕西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与此同时,陕西科研院所的经济效率也随市场经济的深化而不断调整,科研院所经济效率的提升会受到科研院所类型、行业景气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第三、揭示了陕西科研院所在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并实证分析和检验了这些问题对科研院所创新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冲击。主要包括:科研院所改革与市场接轨不够,科技第一生产力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评价机制存在缺陷,难以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发展呈现结构性失衡与流动性不足,开放与共享机制不健全;各类要素供给相对不足,科研院所创新与发展环境改善滞后;科技进步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内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科研院所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有待提高。第四、阐明陕西科研院所在改革、创新与发展进程中,要着力促成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研院所的运营模式和研究模式正逐步从低级向高级化方向发展;科研院所需要要将自身所拥有的科学技术优势转化为价值创造优势,并利用科技资源实现对各类传统资产的配置和优化,形成能够顺应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新型资产结构;逐步从依靠技术和管理的发展模式,转向依靠技术、管理与资本运作的发展道路上,并从顶层设计上建立新型现代化的科研院所制度,以促进陕西科研院所加快自身调整的步伐,从而为陕西科研院实现融合创新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基础。
刘述强[4]（2020）在《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升级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科技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迅速发展背景下,生物医药产业成为最具活力、发展最迅猛的产业之一。生物医药产值比重上升越来越高成为先进国家的普遍趋势,推动生物医药产业成为各国和区域政府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在2016年12月中国国务院正式印发《“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要加快生物产业创新发展步伐,构建生物医药新体系、提升生物医学工程发展水平、加速生物农业产业化发展、推动生物制造规模化应用、培育生物服务新业态以及创新生物能源发展模式。产业结构由各要素结构组成,生物医药产业结构升级离不开要素结构升级,进行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对于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基于上述背景,针对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战略路径及一般动态分析进行研究,以期能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升级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建议。本文基于国内外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相关理论、方法及有关产业要素结构升级相关问题分析,以生物医药产业的高科技、高风险投资、高知识产权强度的属性为切入点并进行深入探讨分析,梳理了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升级的内涵和特征,总结出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升级的三个层面:技术结构升级、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和融资结构升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升级影响因素、战略路径、动态模拟分析的研究框架。在对上述三个层面的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升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实证研究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和融资升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技术合作是技术结构升级的最重要积极影响因素,技术研发、技术引进和产业集群也对技术结构升级有着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受教育水平是生物医药产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的最重要积极影响因素,人力资本存量和研发激励也对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有着不同程度的积极促进作用;金融环境、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是融资结构升级的主要积极影响因素,但政府政策对融资结构升级有着微弱的负向影响作用。在考虑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和融资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基础上构建了基于技术结构、人力资本结构和融资结构的生物医药产业结构升级战略路径的理论框架,提出生物医药产业“风险共担+有效适应”的要素结构升级战略原则,并提出了不同产业要素结构升级的路径包括: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结构升级的战略途径为提高多科学、多种技术的融合程度,促进信息技术与生物科技的融合,把人工智能广泛用于生物医药研发中,促进基于产业集群的技术融合。完善产业联盟机制,构建合作者创新网络;完善监管机制,为有需求的患者带来安全、有效的创新疗法,完善大新药的开发的监管和激励;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战略路径为完善人才流动机制,促进各种专业人才（科技人才,金融人才,经营人才等）的融合,促进人才流动于邻近地域,促进人才在组织内的流动,完善高级人才的薪酬激励机制;融资结构升级路径为完善风险共担机制,建立多体合作的多级加速机制,促进联合投资机制,分散风险和增加投资强度。投资于多家生物医药公司,也可以充分分散风险;建立并购促进专利权垄断机制,建立垄断知识产权的科技创新与多级投资的循环累积互动机制。在上述战略路径的分析基础上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方法（DSGE）对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升级进行模拟,从动态性不确定性出发,基于实证数据将DSGE模型运用到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升级中,通过状态变量、控制变量和随机变量等构建模型组。研究作为状态变量的知识产权、人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结构的升级及其影响因素（随机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建立要素结构升级路径变量与其影响变量之间关系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组,进行模型求解和实验模拟,以确定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优化路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人员的波动是生物医药产业收入波动的决定因素;并购和获取知识产权是研发投入的决定因素;同时IPO是积聚人力资本的主要推动力。研发投入的波动与产业收入波动,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就业、人力资本与风险投资的波动直接相关。风险投资的“分红率”大大超过利率,这是风险投资者的积极性很高的原因。对于所有随机变量1%的随机冲击,产业收入和人力资本的波动最大,这是对风险投资的退出通道理论的有利证明和进一步扩展丰富。本文针对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升级进行了比较深入理论和实证研究,客观的评价分析了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升级中技术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升级和融资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及影响作用,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同时本文关于生物医药产业升级战略路径的研究成果也为相关部门进行政策法规制定和实现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有利于营造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升级的良好环境。
刘明[5]（2020）在《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世界各国都深刻认识到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我国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随后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2016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科技创新“三步走”战略,为进一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指明了方向。从理论上来讲,创新不仅仅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是政府政策影响、支持和引导的结果。从现实情况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不参与创新活动,不出台创新政策。创新政策是近年来各国为促进创新发展而普遍采用的政策工具。创新政策及其相关体制机制与战略是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抓手和路径,也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合理配置创新资源、提高创新效率、实现创新激励和引导的重要手段。根据新时代国际竞争形势和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在吸收借鉴其他国家通过创新政策促进创新发展成功经验基础上,对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创新政策进行总结,并探讨创新政策乃至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方案、中国特色与模式,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指导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基于此,本文以2006年中国提出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以来出台的一系列国家层面的创新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总结中国创新政策及其体系的特点、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其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作用及效果,进而参考借鉴典型创新型国家经验,提出完善中国创新政策的方向及提高其有效性的对策建议。明晰创新政策的概念,有助于厘清政府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而明确创新政策的体系结构,有助于理解创新政策的目标、对象及不同创新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对象,即广义的创新政策是指为营造有益创新的环境,引导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激励其进行创新投入、提高创新水平与绩效,从而以创新驱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及应对重大挑战的政策与措施的总和。其政策体系主要由六个政策集构成:创新要素政策、创新主体政策、产业创新政策、区域创新政策、创新网络政策及创新环境政策。创新政策是与创新理论及创新实践协同发展的。创新理论的迭代会驱动创新政策的演进,创新政策的演进会影响创新实践的发展,而创新实践的发展又会为理论和政策的完善提供反馈。因此,研究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发展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提炼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中国模式。中国创新政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78-1994年为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的过渡期,即以科技政策重构国家科研体系与科技体制的阶段;1995-2005年为中国创新政策的探索期,即以创新政策打通创新链、酝酿国家创新体系的阶段;2006-2015年为中国创新政策的发展期,即以创新政策建设与发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阶段;2016年至今为中国创新政策的成熟期,即以创新政策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加速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阶段。从国家层面来看,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主线,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创新政策以保障其有效推进。考察其是否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哪类创新政策的效果更好,将为进一步提升创新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与针对性提供参考。本文对2006年以来中国创新政策对城市与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并对比了创新政策作用于不同类型城市与企业的效果差异,主要得出如下结论:在城市层面,创新政策的实施显着促进了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并且创新政策对中心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弱于非中心城市。在企业层面,创新政策的实施显着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并且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创新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从产出水平来看,创新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同时,本文使用201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对不同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总体而言,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吸引和培养人才的相关政策对企业作用效果最为突出。技术开发与转让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与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效果较弱。本文还对各类创新政策作用效果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并进行了可视化处理。其结论将为我国各类创新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提供有益参考。另外,本文对典型创新型国家的相关创新政策进行了分析借鉴。具体而言,本文分析了美国创新战略与德国高技术战略,并对其顶层设计下的创新政策体系进行了比对和参考。其后,对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与科技金融政策进行了梳理,明确了高校在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的作用以及政府在构建科技金融环境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本文还对日本创新政策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进行了详述,并总结了创新政策评价体系的构建方法。最后,基于对中国创新政策实践的总结与体系的梳理以及实证测度下中国创新政策有效性的结论,本文提出了中国创新政策的完善方向与对策。本文论证了创新政策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描绘了其演化与发展的轨迹,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考察了其作用效果。本文的结论肯定了创新政策在推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并为其后续的调整与完善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方向上的参考。
张海龙[6]（2019）在《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对策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实现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我国在“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中,都明确的提出了要加快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并在“十三五”期间,确立了实现建立较为完整的生物医药创新体系的目标。目前关于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大多数学者对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路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诱导;市场集中度;产业集聚;产、学、研相结合发展模式等方面,忽略了产业发展的创新环境以及构建创新体系等关键问题,尚未在理论上找到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根本路径及对策。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第一,以监管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主要内容,阐明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创新保障体系的重要意义。第二,提出以政府为主导,构建医、产、学、研一体化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体系。在重视企业和科研机构建立良好机制的基础上,强调政府和医疗机构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行业监督,医疗机构作为生物医药的临床试验基地以及生物医药产品的主要消费市场,政府和医疗机构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本文在阅读中外文献基础上,对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现状和问题进行研究,明确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案例与实证分析,深入挖掘影响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及保障基础。在此基础上探索了以政府为主导,构建医、产、学、研一体化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对策。主要内容由以下七部分组成:第一,在理论上明确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基本内涵及主要目标。本文以供给侧改革理论、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创新理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实行供给侧改革的背景、内涵及意义,分析了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西方供给理论的发展,包括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和供给管理理论;在产业结构优化理论中,重点阐述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问题;在创新理论中,对技术创新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的本质问题进行了探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理论中,主要论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领域和发展趋势。其次,分析供给侧改革理论、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创新理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理论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之间的联系。第二,通过中外对比分析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现状及问题。首先,对生物医药产业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对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及特征进行介绍,重点分析了生物医药产业的特殊性,研究了我国各地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情况,与国外生物医药产业进行对比分析;最后,从政府政策、医疗机构、企业和科研四个方面,总结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第三,对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从政府、医疗机构、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方面分析影响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基于政府的角度,从监管制度、药品定价、伦理审查和知识产权四个方面,分析政府政策对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基于医疗机构的角度,从临床试验资源有限性、数据造假、机构定位不明确三个方面,分析医药机构对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基于企业的角度,从生物医药企业集中度和原始创新、产学研联盟三个方面,分析企业对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基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角度,从综合性高素质人才不足、科研成果转化率低,对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第四,对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从政府、医疗机构、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四个影响因素出发,运用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从政府政策的角度,主要选取利税、科研活动经费筹措额中政府投入资金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主要指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利税对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大。从医疗机构的角度出发,选取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主要分析变量,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对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影响显着。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分析企业不同生产要素投入对生物医药产出的影响,主要从土地、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四个方面的投入,得出R&D经费内部支出和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对生物医药制造业产出的影响较大,企业数量和技术创新投入对生物医药制造业产出的影响相对较小。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角度,选取有效发明专利数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主要指标,在生物医药成果转化阶段,有效专利数量对新产品销售收入起到促进的作用,并且影响程度呈现递增的趋势。第五,国外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模式及案例分析。主要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出发,对美国、日本和印度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模式进行分析,发现美国、日本和印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出台不同的产业政策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选取美国辉瑞制药、日本武田制药和印度百康三家公司作为案例进行剖析,探寻三家典型生物医药企业在产业政策引导下企业的发展路径。美国辉瑞制药、日本武田制药前期重视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大量资金,纷纷推出了“重磅炸弹”级别的新药,帮助其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在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主要通过海内外并购等手段获取新产品的专利权,同时也拓宽了自身的销售渠道,形成了研发、生产和销售完整的产业链。印度百康前期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仿制药的研发和生产,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和研发能力的增强开始转向对创新药品的研发。分析美国、日本和印度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经验对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借鉴意义。首先,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完善相关产业政策。例如知识产权体系和监管制度的建设。其次,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与印度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要提高对生物医药产品研发的重视,强调技术创新的作用。第六,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创新保障体系。强调构建产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搭建了保障体系的整体构架,以监管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主要内容,重点阐述保障体系的构建思路。从监管体系方面,研究了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监管现状和主要缺陷,提出了构建生物医药监管体系的重要意义。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方面,对国内外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进行了研究,分析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了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议。第七,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医、产、学、研创新体系。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医、产、学、研创新体系的总构想,并提出以政府为主导的医产学研技术创新、政策创新和市场创新体系具体内容。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医、产、学、研创新体系,需要以政府为核心,从医、产、学、研四个着眼点出发,以技术创新、政策创新和市场创新为三条路径,以融资、研发、临床试验和投入市场为四个切入点,深入分析问题所在,系统提出解决方案。
程文[7]（2020）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技术进步已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技术进步水平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国际竞争力。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来临,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召,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技术进步体现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改进。技术进步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事实基础的存在,体现为技术人工物结构功能某一方面的效率和有效性的增强;二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价值选择,即技术进步的伦理取向,体现人类的一般价值维度。技术进步是技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技术进步体现的是劳动的主、客观因素之间物质结合关系的变革。技术进步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得到体现,技术进步也可以在技术产品中得到体现,从质的方面看,技术进步意味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量的方面看,技术进步意味着劳动主、客观因素的结合比例以及投入产出比例的变化,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有的技术基础、技术教育、技术人才和技术管理是影响技术进步的最主要因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技术进步的实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进行中国技术进步的推动工作,并将在技术进步实践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用以进一步指导技术进步的相关思想。主要体现为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五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内的技术进步思想,是五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技术进步的本质和规律以及技术进步与其它科学及社会现象的关系的观点、认知的总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其中有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关于技术进步的功能、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异化及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等思想为之提供坚实的基础;有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发展历程中所显示的独创性、实用性、继承性和开放性的突出特点,以及鲜明的进步思想、创新意识和超越意识,为之提供重要启发;还有西方科技发展史中展现出的重视实验和发明创造,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和发展高科技,以及重视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发展的技术进步思想为之提供重要的借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技术进步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并深化的,在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和理论经验,完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奠基;在新中国头27年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逐渐形成;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的发展和深化;十八大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表现为在新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创新发展。自延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我国的技术进步事业,总结提炼出了丰富的关于技术进步的功能、技术进步的途径、技术进步的主体以及技术进步的保障条件等方面的理论和思想,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在指导中国技术进步的事业中,各个方面的内容依据不同的时代特点和不同的具体国情而发展演进、逐步完善,体现出时代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现实性与人民性相一致、开放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技术进步事业的蓬勃发展,证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指引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各项工作的科学指南,是推动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前进、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思想力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为大力推进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实现新跨越、再造新辉煌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我国技术进步事业从追赶向并跑、领跑转变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研究告诉我们,明确技术进步的方向并给予支持至关重要,在新时代我们要落实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思想,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构建技术进步命运共同体,以保证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和保障技术进步有利于增进全人类幸福的正确方向。
杨睿宇[8]（2019）在《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之平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权利是现代社会实现个人利益和发展的基本保证,知识产权与人权则构成了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权利。自知识产权制度形成以来,通过其对人类智力成果的保护,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大众对科学研发的积极性,提升了人们创造的主动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幸福做出了巨大贡献。人权是生而为之人享有的权利,人权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与尊重。只有实现了人权才能确保人类的发展与进步,才能为创造美好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发展离不开物质条件的进步,知识产权保护的根本目标就是为了人权的实现,为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提供更好的条件。因此,人权的实现为知识产权的发展奠定基础。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关系,在知识产权和人权的关系中最具代表性。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围绕的是卫生科技及其智力成果的有效利用,而健康权则是实现人类生存的基础性权利。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直接关系医药产业领域的财产成果权,使医药研发企业凭借对其专利的独占获得高额的收益。医药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激发企业对医药研发的持续人财物投入,促进医药健康行业的整体发展,最终为实现人类健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权利属性、利益追求、外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在互相促进的过程中,部分领域形成的冲突问题也逐渐显现,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对健康权的保障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意味着医药知识产权能够给人们健康权的实现带来更多积极正面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伴随着医药知识权利拥有人利益随之扩张,导致对其他权利的侵害。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医药知识产权的技术与制度优势,将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其获取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实现医药技术提升与医药服务输出的同时,扩大了对健康权的负面影响,并对人类健康权的普遍实现构成了阻碍。医药知识产权与健康权的平衡,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为了实现两者的和谐发展,明确各自主体的责任界限,在一定范围和基础上对相关权利、义务、责任进行刚柔并济的调适,建立较为合适的平衡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两者的适度平衡是实现社会均衡发展的基本要求。本文从医药知识产权与健康权关系的视角探讨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和健康权保障的辩证关系、相互作用、负面影响及其表现;从法理上论证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条件和基础;借助国际法律规范、借鉴域外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实践经验,探索我国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平衡的法治路径及实践对策,为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提供学理和法理支持。本文除“引论”和“结论”外,主体部分共六章。“引论”部分,从现实需求（问题提出）、理论需求（研究现状及综述）两方面,论述了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重要意义;并对为何选取医药知识产权与健康权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介绍,交待了本文主要研究的重难点和研究路径。第一章厘清了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辩证关系。首先,分别就知识产权与人权、医药知识产权与健康权保障的关系做出辨析。从起源、属性、功能的角度解析和阐述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知识产权直接与人的基本权利构成关联,厘清知识产权与人权的概念及范畴才能明晰它们之间的关系。其次,明确了健康权保障是人权的基本要求,健康权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权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最后,阐述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关系为探究两者的影响和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持,这也是对如何平衡它们之间冲突的根源进行研究。第二章对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相互促进关系做了理论分析和现实探讨,并就医药知识产权保护能实现健康权的多重良好效应,健康权保障能实现对医药知识产权的良性发展做了阐述。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了科学技术革新,加大了医药技术创新的力度,不仅发挥了社会和经济的双重效应,还促进了公民健康权保障实现。健康权的实现有效推进医药知识产权保护运行进入新阶段,为推进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化奠定良好的基础。健康权保障的实现推进了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化、战略化、系统化,提升了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全球竞争力。两者的相互促进推动了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第三章讨论医药知识产权对健康权的负面影响及缘由。医药知识产权促进了健康权的实现,为提升人类整体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在促进健康权保障的同时也带来了某些负面影响,两者也出现了矛盾和冲突。知识产权与健康权分别作为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典型代表,它们的关系极具代表性。通过分析医药知识产权对不同群体及特殊病患等群体的负面影响,以及医药知识产权垄断、医药专利权对健康权保障造成的不良影响,围绕权利属性、义务、目的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健康权保障形成负面影响的原因,为之后讨论的平衡路径探索理清了思路。第四章结合现行国际做法,选取介绍了具有代表性且在某些领域已取得成效的国家的实践经验,为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平衡提供了丰富的域外经验。分析了目前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较为常见的国家行为,重点分析法律规制、强制许可、平行进口等方式方法;选取了印度仿制药、巴西专利药生产、古巴制药业等案例,同时梳理了不同体制国家的做法,为探究如何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寻求国际经验,增强了理论认同及实践转化。第五章综合本文前面的论述与分析,通过法哲学、人权保障等角度就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要求对医药知识产权权利做出适度限制;从生命的本质与效益的追求,探究健康权优先实现的必要性;深究利益与平衡的协调,实现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平衡,就文章探寻的主题做出了理论回应。第六章对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法治路径及实践对策给出建议。阐述了国家义务对公民健康权保障的实现有着不可推卸的职责,国家义务在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中应发挥的作用。介绍了国际知识产权法规、法律全球化能起到的作用,建议对救命药的暴利现象采取法律规制,构建起适宜的价格及成本调整机制,通过这些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两者之间的负面影响,为平衡权利冲突给予示范。“结论”部分进一步回应主旨,强调了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互相促进及正面作用,揭示了两者冲突及负面影响的客观存在,明确指出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与健康权不仅是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目标,也是健康权基本保障的要求,还是社会整体进步的表现,更是实现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需要。
李江华[9]（2019）在《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协同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策驱动与技术共性促进了科研与产业的聚合,催生出以政府为支撑,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共同参与的新型研发机构,并逐步成为吸引创新型人才、推动政产学研结合、加速成果产业化的重要平台。此类新型研发机构的合作与运行模式不仅打破了研发主体间的资源壁垒,也完善了多主体治理结构,推动了运行系统在共建有序的发展平台过程中,由独立自主的非平衡互嵌状态向协同互融的平衡状态转变。伴随着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各参与主体如何在明晰自身权责的基础上实现高效的协同合作,成为确保新型研发机构成果转化率的关键要素,这也是保障不同模式的新型研发机构间实现良性与长效合作的难点所在。本文以高校地方政府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后文统称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为研究对象,重点聚焦研发机构的不同主体在匹配与协作中的要素组合,探求政产学研的有效融合,旨在为新型研发机构中多主体的协同治理寻求高效适宜的路径,以此实现新型研发机构搭建技术创新体系的历史使命。在深度梳理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协同治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清晰界定了协同治理涉及的主体——地方政府、高等院校、科研团队和企业主体,随后对协同治理主体间参与协同治理的动力机制及运作过程加以详细阐释,剖析出当前我国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在协同治理中存在政策导向功能缺失、协同环境矛盾突出、协同要素兼容不足以及内部治理效率低下等诸多症结。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结构与效益耦合亟需在政策引导、环境助推、要素匹配及效率提升的多方促进下实现组织构建初始的目标价值。同时,在归纳与阐述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协同困境之后,以协同主体、协同要素、协同效益、协同环境四个维度对研发机构协同治理的效果加以评估,通过分析高校科研团队协同创新效果影响因素模型、企业用户参与协同创新效果影响因素模型以及“产学研”协同合作效果影响因素,精准识别影响组织协同治理效果的重要因素,为评估体系构建提供了切入点和范式参考模型。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等方法,最大程度克服主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构建出一套多因素、多层次的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协同治理效果评估体系,更为科学系统地计算出不同指标治理效果要素的占比权重,以此验证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协同治理效果,为优化路径提供方向性指导,这也是文章的核心所在。此外,本文还以国内外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协同治理的经验为鉴,提出协调与整合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协同治理的优化路径。首先,需要对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协同法规体系和制度流程予以构建及完善;其次,可以从机构融合、机构专业化发展及企业地位的凸显等方面全面营造良好的校地协同治理环境;第三,还应对校地协同治理的基础要素加以科学整合,统一校地协同的战略目标,强化机构的组织文化并增强科研人员的合作理念;最后,校地协同治理的互动机制还可以在常态化下的试运行过程中进行调整,进一步明确机构的功能定位,加快完善研发机构的运行机制,最终以提高校地间的互动效率与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协同治理效能。
赵宏博[10]（2019）在《HD医药公司研发创新体系优化研究》文中指出我国医药产业起步晚、基础差,尤其在新药的研发报批及产业化效率方面与国际药企存在很大的差距。HD医药公司在线产品全部为仿制药,随着国家医改的深入推进和对医药创新的重视与支持,新药的研发创新已经成为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实例分析法对HD医药公司的研发创新体系现状进行分析,并结合与同行业的的对比分析,总结出研发战略模糊、投入不足、创新模式单一、成果转化效率低以及项目过程管控薄弱五个方面的主要问题。然后基于研发管理理论和创新管理理论,根据问题的特征和成因,结合HD医药公司的特点,提出了体系优化策略,明确了研发创新的战略地位,健全了以内部创新项目深度挖掘和外部项目靶引进以及多方资源战略整合项目为主的项目设计,完善了以转化平台细分、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为主的创新平台设计,同时对研发人才队伍培育和制度构建进行了优化设计,并从研发投入、组织架构、激励体系、评价体系和组织文化五个维度建立了强有力的保障措施。本文对HD医药公司研发体系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具体的体系优化措施,对其本身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作用,对其它医药公司在创新体系方面的改进也有一定借鉴作用。
二、实行技术协作 推动医药技术进步与科技成果转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实行技术协作 推动医药技术进步与科技成果转化（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个案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成果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视角、创新及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创新 |
| 四、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本研究基本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概念解读 |
| 一、新时代 |
| 二、高新区 |
| 三、管理体制 |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 第二节 理论工具 |
| 一、整体性政府理论 |
| 二、政府职能理论 |
| 三、治理理论 |
| 第三节 逻辑建构 |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动因 |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目标 |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策略 |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重点 |
| 第二章 基本概况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 |
| 一、地方政府体制改革 |
| 二、高新区设立背景分析 |
| 三、我国高新区的特点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高新区沿革 |
| 一、探索初创期(1988-2000) |
| 二、巩固提升期(2001-2012) |
| 三、转型发展期(2013年至今) |
| 第三节 比照 |
| 一、国外高新区管理体制及特点 |
| 二、我国高新区管理体制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
| 三、研究启示 |
| 第三章 个案研究: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 第一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及现行管理体制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现状及特点 |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下取得的成就 |
| 第二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异同分析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共同点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高新区的差异性 |
| 第三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探索及其价值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的转型之路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方式创新 |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价值 |
| 第四章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比较 |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的启示 |
| 第二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 |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模式比较 |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特点解读 |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的启示 |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效、困境及原因分析 |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取得的成效 |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面临的困境 |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困境的原因分析 |
| 第五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目标及内容 |
| 第一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 |
| 一、影响因素分析 |
| 二、影响管理体制转型的变量提取 |
| 第二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目标确立 |
| 一、动力:高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 |
| 二、方向:高新区行政区管理体制二合一 |
| 三、目标:建立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内容落定 |
| 一、功能优化 |
| 二、职能转变 |
| 三、权力重构 |
| 四、机构改革 |
| 第六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研究 |
| 第一节 转型目标 |
| 一、紧扣为民宗旨,实现终极目标 |
| 二、瞄准时代战略,提升功能定位 |
| 三、立足自身职能,加强兼收并蓄 |
| 第二节 转型策略 |
| 一、上下结合的“渐进式”转型 |
| 二、政社合作的“包容性”放权 |
| 三、社会治理的“开放型”共建 |
| 第三节 转型保障 |
| 一、“法治型”高新区建设的有效实施 |
| 二、“大部制”高新区改革的有序推进 |
| 三、“合作式”府际关系的有力构建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3）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其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研究回顾 |
| (一)分析科研院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影响效率提升的因素 |
| (二)探讨科研院所的改革、创新与发展 |
| (三)阐述科研院所科技协同的方式及作用 |
| (四)揭示科研院所成果转化的方式和途径 |
| (五)研究陕西科研院所的改革与发展 |
| 三、研究目标、思路和创新点 |
| (一)研究对象及其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的主要目标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内容 |
| (五)研究的特色与创新点 |
| 四、史料与理论依据 |
| (一)史料依据 |
| (二)理论依据 |
| 第一章 陕西科研院所发展的基础与条件 |
| 一、陕西科研院所发展的历史基础 |
| (一)近代陕西科学技术事业和科研院所的雏形 |
| (二)民国时期陕西科学技术与科研院所的发展 |
| (三)陕甘宁边区科学技术与科研院所的发展 |
| 二、陕西科研院所发展的现实条件 |
| (一)陕西农业生产发展对科研院所存在刚性需求 |
| (二)雄厚的制造业引领陕西科研院所的创建与发展 |
| (三)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为陕西科研院所提供智力支撑 |
| 第二章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与转型 |
| 一、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陕西科研院所的恢复和建设(1949-1963) |
| (一)对旧有科研院所的接收和改造 |
| (二)“重点建设”带动下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 |
| (三)“向现代科学进军”的提出与陕西科研院所的兴起 |
| 二、“三线”建设时期陕西科研院所的充实和提高(1964-1977) |
| (一)陕西“三线”建设的背景 |
| (二)“三线”建设时期陕西科研院所的建设高潮 |
| (三)“三线”建设时期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 |
| 三、改革开放后陕西科研院所的调整和探索(1978-1991) |
| (一)改革开放初期陕西科研院所的恢复与整顿 |
| (二)科技体制调整后陕西科研院所发展探索 |
| 四、市场经济下陕西科研院所的改制和转型(1992-2015) |
| (一)市场化改革下陕西科研院所的改革与发展 |
| (二)“科技强省”战略实施与陕西科研院所的转型与发展 |
| (三)“一院一所”模式下陕西科研院所的创新发展 |
| 第三章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成就与经济贡献 |
| 一、20 世纪50 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成就 |
| (一)建立完整的科学研究与管理体系 |
| (二)形成了门类齐全且覆盖领域广泛的学科体系 |
| (三)形成了丰硕的科技体制改革成果 |
| (四)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领域获得举世瞩目成就 |
| (五)在改革开放中获得成熟思路和成功经验 |
| 二、20 世纪50 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
| (一)生产函数的构建 |
| (二)相关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 (三)陕西科研院所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
| 三、20 世纪50 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的经济效率分析 |
| (一)DEA及 Malmquist指数的构建 |
| (二)指标选择及DEA效果评价 |
| (三)Malmquist生产效率指数分析 |
| 四、影响陕西科研院所经济效率的主要因素分析 |
| (一)FAVAR模型的构建 |
| (二)变量的选择与分析 |
|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
| 第四章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的特点 |
| 一、陕西科研院所逐步分化并形成两个区域聚集中心 |
| (一)陕西主要科研机构集中在西安 |
| (二)陕西农业科研院所集中于杨凌 |
| (三)陕北与陕南科研院所聚集区正在形成 |
| 二、陕西科研院所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
| (一)农业科研院所在20 世纪50 年代至60 年代居于优先发展位置 |
| (二)工业与国防科研院所在20 世纪60 年代至70 年代得到壮大 |
| (三)新时期陕西科研院所得到全面发展 |
| 三、陕西科研院所具有“嵌入式”发展的特点 |
| 四、陕西科研院所呈现非完全市场化改革模式 |
| 第五章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 |
| 一、陕西科研院所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科研院所改革与市场接轨不够 |
| (二)陕西科研院所的评价机制存在缺陷 |
| (三)陕西科研院所发展呈现结构性失衡与流动性不足 |
| (四)陕西科研院所创新与发展环境改善滞后 |
| (五)陕西科研院所对地方经济的贡献有待提高 |
| 二、陕西科研院所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 |
| (一)陕西科研院所改革滞后的原因分析 |
| (二)陕西科研院所评价机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三)陕西科研院所存在结构性失衡的原因分析 |
| (四)陕西科研院所科技资源流动性不足的原因分析 |
| (五)陕西科研院所创新与发展环境改善滞后的原因分析 |
| (六)陕西科研院所对地方经济贡献有限的原因分析 |
| 三、陕西科研院所存在问题的影响及实证检验 |
| (一)数据指标的选择 |
| (二)实证分析模型的构建 |
|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
| 第六章 新形势下陕西科研院所发展的对策研究 |
| 一、建立符合市场化要求的科研院所制度 |
| (一)推动陕西科研成果实现其价值转化 |
| (二)加快陕西科研项目运行的市场化进程 |
| (三)促使陕西科研管理实现资产化 |
| (四)推动陕西科研院所资产的证券化进程 |
| 二、建立健全以市场为导向的评价与激励机制 |
| (一)建立科学合理的市场化科研院所评价体系 |
| (二)建立符合现代科研院所发展要求的市场化人事管理体制 |
| (三)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和收入分配体系 |
| 三、统筹全省科研院所,推进科技资源融合发展 |
| (一)统筹管理科研院所,实现各类资源的渗透与融合 |
| (二)整合地方科研院所,实现体制机制的融合与创新 |
| (三)加强产学研合作并发展全产业链,推动科技资源在高层次融合 |
| 四、改善外部发展环境,提升科研院所服务地方经济的潜力 |
| (一)改善外部发展环境,增强科研院所内在活力 |
| (二)发展科技金融,增强科研院所服务地方经济的潜力 |
| 结语 |
| 一、20 世纪50 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历程回顾 |
| 二、陕西科研院所改革与发展展望 |
| (一)转制科研院所的“主体类型”演变趋势明显 |
| (二)传统科研院所将根据功能与定位进行重新划分 |
| (三)科研院所呈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态势 |
| (四)科研院所参与区域合作,科技资源实现广度和深度融合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4）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升级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3.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升级的界定与特征 |
| 2.1 知识密集型产业分析 |
| 2.1.1 基于知识密集度的产业划分 |
| 2.1.2 基于知识密集度的产业评价 |
| 2.1.3 评价结果分析 |
| 2.2 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升级的理论体系构建 |
| 2.2.1 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升级的相关界定 |
| 2.2.2 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升级的理论体系构建 |
| 2.3 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结构升级的界定与特征 |
| 2.3.1 技术结构升级的界定 |
| 2.3.2 技术结构升级的特征 |
| 2.4 生物医药产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的界定与特征 |
| 2.4.1 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的界定 |
| 2.4.2 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的特征 |
| 2.5 生物医药产业融资结构升级的界定与特征 |
| 2.5.1 融资结构升级的界定 |
| 2.5.2 融资结构升级的特征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升级影响因素分析 |
| 3.1 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趋势 |
| 3.1.1 国际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升级特征 |
| 3.1.2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升级特征 |
| 3.1.3 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升级战略趋势 |
| 3.2 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升级影响因素的选择 |
| 3.2.1 技术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 |
| 3.2.2 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 |
| 3.2.3 融资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 |
| 3.3 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升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3.3.1 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升级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
| 3.3.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3.3.3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3.4 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升级影响因素定量分析 |
| 3.4.1 技术结构升级影响因素分析 |
| 3.4.2 人力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分析 |
| 3.4.3 融资结构影响因素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升级战略路径研究 |
| 4.1 技术结构升级战略路径研究 |
| 4.1.1 技术融合 |
| 4.1.2 生物医药与人工智能的跨学科合作 |
| 4.1.3 产业集群的技术融合 |
| 4.1.4 构建合作者创新网络 |
| 4.1.5 多样化联盟与并购 |
| 4.1.6 研发的监管与激励 |
| 4.2 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战略路径研究 |
| 4.2.1 专业人才融合 |
| 4.2.2 人才流动 |
| 4.2.3 人才激励机制 |
| 4.3 融资结构升级战略路径研究 |
| 4.3.1 投资风险共担 |
| 4.3.2 联合投资 |
| 4.3.3 风险分散 |
| 4.3.4 并购促进专利权垄断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升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 |
| 5.1 数据来源与HP滤波 |
| 5.1.1 数据来源 |
| 5.1.2 HP滤波 |
| 5.2 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组构建 |
| 5.2.1 产业绩效模型 |
| 5.2.2 技术结构升级模型 |
| 5.2.3 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模型 |
| 5.2.4 融资结构升级模型 |
| 5.2.5 模型组 |
| 5.3 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模型组求解与参数确定 |
| 5.3.1 模型组的线性化 |
| 5.3.2 贝叶斯方法 |
| 5.3.3 参数估计结果 |
| 5.4 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模型组方差分解和模拟分析 |
| 5.4.1 方差分解 |
| 5.4.2 相关分析 |
| 5.4.3 模拟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升级策略 |
| 6.1 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结构升级策略 |
| 6.1.1 国际化开放创新与战略联盟 |
| 6.1.2 产学研合作 |
| 6.1.3 融合创新 |
| 6.1.4 研发投入 |
| 6.1.5 知识产权运营机制 |
| 6.2 生物医药产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策略 |
| 6.2.1 人力资本结构优化 |
| 6.2.2 创新人才体制机制 |
| 6.3 生物医药产业融资结构升级策略 |
| 6.3.1 风险投资 |
| 6.3.2 购并重组 |
| 6.3.3 直接融资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5）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评述 |
| 2.1 创新理论的思想渊源与发展 |
| 2.1.1 马克思关于创新的思想 |
| 2.1.2 熊彼特与波特的创新理论 |
| 2.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理论 |
| 2.2 创新政策的相关理论 |
| 2.2.1 创新政策产生的理论根源 |
| 2.2.2 创新政策实践的理论依据 |
| 2.2.3 中国创新政策的相关理论 |
| 2.3 创新政策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创新政策概念研究 |
| 2.3.2 创新政策分类与体系研究 |
| 2.3.3 创新政策有效性评价研究 |
| 2.3.4 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现状与问题研究 |
| 第3章 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与发展 |
| 3.1 创新政策的内涵及体系结构 |
| 3.1.1 创新政策的内涵 |
| 3.1.2 创新政策的体系结构 |
| 3.2 中国创新政策的历史沿革 |
| 3.2.1 中国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的过渡期 |
| 3.2.2 中国创新政策的探索期 |
| 3.2.3 中国创新政策的发展期 |
| 3.2.4 中国创新政策的成熟期 |
| 3.3 中国创新政策的体系特点及存在问题 |
| 3.3.1 中国创新政策的体系 |
| 3.3.2 中国创新政策的特点 |
| 3.3.3 中国特色创新政策及其工具 |
| 3.3.4 中国创新政策的实施环境及存在的问题 |
| 第4章 中国创新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与评价 |
| 4.1 中国创新政策对创新水平影响的机制分析 |
| 4.1.1 问题的提出 |
| 4.1.2 创新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分析 |
| 4.1.3 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分析 |
| 4.2 中国创新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2.1 研究设计 |
| 4.2.2 实证分析 |
| 4.2.3 结论与启示 |
| 4.3 中国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3.1 研究设计 |
| 4.3.2 实证分析 |
| 4.3.3 结论与启示 |
| 4.4 不同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4.4.1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2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3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行业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4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区域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5 结论与启示 |
| 第5章 典型创新型国家创新政策的实践及其借鉴 |
| 5.1 美国与德国创新政策的体系 |
| 5.1.1 美国创新战略下的创新政策体系 |
| 5.1.2 德国高技术战略下的创新政策体系 |
| 5.1.3 中国对美国与德国创新政策体系的借鉴 |
| 5.2 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与科技金融政策 |
| 5.2.1 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 |
| 5.2.2 以色列科技金融政策 |
| 5.2.3 中国对以色列成果转化与科技金融政策的借鉴 |
| 5.3 日本创新政策的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 |
| 5.3.1 日本创新政策的评价体系 |
| 5.3.2 日本创新政策的评价方法 |
| 5.3.3 中国对日本创新政策评价体系与方法的借鉴 |
| 第6章 中国创新政策的完善方向与对策 |
| 6.1 健全科技人才发展机制 |
| 6.1.1 加强科技人才培养的全链条支持 |
| 6.1.2 促进科技人才的引进与交流 |
| 6.1.3 完善创业人才培养与智库机制 |
| 6.2 完善支持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 |
| 6.2.1 健全科技管理体制 |
| 6.2.2 促进基础设施条件的开放共享 |
| 6.3 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
| 6.3.1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
| 6.3.2 强化孵化器市场导向运作 |
| 6.3.3 深化产学研合作与协同创新 |
| 6.3.4 优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 |
| 6.4 加快构建包容创新的机制环境 |
| 6.4.1 优化科技金融与税收环境 |
| 6.4.2 加强科普与科技奖励 |
| 6.4.3 激发保护企业家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6）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中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及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供给侧改革理论 |
| 2.1.1 供给侧改革的内涵与特征 |
| 2.1.2 供给侧结构改革与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
| 2.2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2.1 产业结构合理化 |
| 2.2.2 产业结构高度化 |
| 2.2.3 产业结构优化与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
| 2.3 创新理论 |
| 2.3.1 技术创新理论 |
| 2.3.2 制度创新理论 |
| 2.3.3 创新理论与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
| 2.4 战略性新兴产业理论 |
| 2.4.1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及特征 |
| 2.4.2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领域 |
| 2.4.3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趋势 |
| 2.4.4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
| 第3章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生物医药产业及特征分析 |
| 3.1.1 生物技术和生物医药 |
| 3.1.2 生物医药产业及其特征 |
| 3.1.3 生物医药产业的特殊性 |
| 3.2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
| 3.2.1 生物医药企业发展现状 |
| 3.2.2 生物医药产业各地区发展情况 |
| 3.2.3 国内外生物医药企业对比分析 |
| 3.2.4 生物医药产业与医药产业发展现状对比 |
| 3.3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问题分析 |
| 3.3.1 生物医药产业政策体系不完善 |
| 3.3.2 生物医药产业临床试验资源紧缺 |
| 3.3.3 生物医药企业发展竞争力不强 |
| 3.3.4 生物医药产业科学研究基础薄弱 |
| 第4章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1 政府制度影响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因素 |
| 4.1.1 政府监管制度 |
| 4.1.2 药品定价监管机制 |
| 4.1.3 伦理审查监管 |
| 4.1.4 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 |
| 4.2 医疗机构影响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因素 |
| 4.2.1 临床试验机构资源 |
| 4.2.2 临床试验数据 |
| 4.2.3 临床试验机构 |
| 4.3 企业影响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因素 |
| 4.3.1 生物医药产业集中度 |
| 4.3.2 企业原始创新动力 |
| 4.4 高校和科研机构影响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因素 |
| 4.4.1 综合型高素质人才 |
| 4.4.2 生物医药科研成果转化率 |
| 4.4.3 生物医药产学研联盟 |
| 第5章 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5.1 政府因素对生物医药产出的影响 |
| 5.1.1 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
| 5.1.2 实证研究 |
| 5.1.3 实证结果分析 |
| 5.2 医疗因素对生物医药产出的影响 |
| 5.2.1 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
| 5.2.2 实证研究 |
| 5.2.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企业各生产要素投入对生物医药产出的影响 |
| 5.3.1 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
| 5.3.2 实证研究 |
| 5.3.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科研因素对生物医药产出的影响 |
| 5.4.1 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
| 5.4.2 实证研究 |
| 5.4.3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6章 国外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案例分析 |
| 6.1 美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
| 6.1.1 美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6.1.2 美国生物医药企业的成功案例——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
| 6.2 日本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
| 6.2.1 日本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6.2.2 日本生物医药企业的成功案例——武田制药有限公司 |
| 6.3 印度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
| 6.3.1 印度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6.3.2 印度生物医药企业的成功案例——百康公司 |
| 6.4 美、日、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
| 6.4.1 政策引导生物医药企业发展 |
| 6.4.2 完善生物医药成果转化制度 |
| 6.4.3 生物仿制技术产业化带动技术创新 |
| 6.4.4 建设生物医药技术研发信息化网络平台 |
| 第7章 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保障体系 |
| 7.1 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监管体系 |
| 7.1.1 我国药品监督制度 |
| 7.1.2 我国药品监督体系的缺陷 |
| 7.1.3 生物医药监管体系构建 |
| 7.2 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知识产权体系 |
| 7.2.1 国内外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 |
| 7.2.2 我国目前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现状及问题 |
| 7.2.3 完善生物医药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
| 第8章 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体系 |
| 8.1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医、产、学、研创新体系框架 |
| 8.2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医产学研技术创新体系 |
| 8.2.1 创立生物技术创新服务联盟 |
| 8.2.2 打造国际生物医药技术创新研发平台 |
| 8.2.3 提高生物医药产业从业人员薪资待遇 |
| 8.2.4 提高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水平 |
| 8.3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医产学研政策创新体系 |
| 8.3.1 完善生物医药技术发展的行政审批制度 |
| 8.3.2 构建完善的投融资平台 |
| 8.3.3 构建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 |
| 8.3.4 完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
| 8.3.5 打破传统的产业集群壁垒 |
| 8.4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医产学研市场创新体系 |
| 8.4.1 准确把握市场需求 |
| 8.4.2 促进生物医药产品市场化 |
| 8.4.3 完善生物医药产业激励机制 |
| 8.4.4 重点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7）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关于技术进步的研究 |
| (二)国内关于技术进步的研究 |
| (三)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研究现状 |
|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三、技术进步及相关概念辨析 |
| (一)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
| (二)技术进步的涵义 |
| (三)技术进步与技术引进、技术扩散、技术创新 |
| 四、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的重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技术进步思想提供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技术进步思想 |
| (二)列宁的技术进步思想 |
|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技术进步思想提供启示 |
| (一)中国历史传统中技术进步经验的启示 |
|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理念及超越意识的启示 |
| 三、西方科技发展史中的技术进步思想提供借鉴 |
| (一)重视实验以及发明创造 |
| (二)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发展高科技 |
| (三)重视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发展 |
| 第三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历史发展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萌生(1921-1949) |
| (一)重视普及自然科学知识 |
| (二)积极发展科技教育事业 |
| (三)尊重优待科技人才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形成(1949-1978) |
| (一)“向科学进军”,注重科技规划 |
| (二)倡导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
| (三)提出“自立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技术进步方针 |
| 三、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初步发展(1978-1989) |
|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 (二)开放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成果 |
| (三)改革科技体制,解放生产力 |
| (四)尊重人才,重视教育 |
| 四、扩大开放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深化发展(1989-2012) |
| (一)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
| (二)提出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 |
| 五、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创新发展(2012-2019) |
| (一)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
| 第四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演进 |
| (一)技术进步的功能 |
| (二)技术进步的途径 |
| (三)技术进步的主体 |
| (四)技术进步的保障条件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特征 |
| (一)时代性与实践性相一致 |
| (二)科学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 (三)自主性与开放性相结合 |
| 第五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意义和启示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意义 |
| (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 |
| (二)为我国技术进步事业从追赶向并跑、领跑转变提供强大思想武器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启示 |
| (一)明确技术进步的方向并给予支持至关重要 |
| (二)落实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思想是推进新时代技术进步事业的保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之平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重点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之关系辨析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与人权之关系解析 |
| 一、知识产权属性与人权范畴 |
| 二、知识产权与人权的联系和冲突 |
| 第二节 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之关系解构 |
| 一、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缘由探析 |
| 二、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辩证关系 |
| 第二章 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相互促进 |
| 第一节 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多重效应 |
| 一、加大医药技术创新的力度 |
| 二、促进公民健康发展的方式 |
| 三、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动力 |
| 第二节 健康权保障的良性促进 |
| 一、推进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化布局 |
| 二、增强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全球化程度 |
| 三、保持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竞争力优势 |
| 第三章 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对健康权保障的负面影响 |
| 第一节 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对健康权保障负面影响的类型 |
| 一、对不同群体健康权保障的负面影响 |
| 二、对特殊病患健康权保障的负面影响 |
| 三、医药知识产权垄断的损害 |
| 四、医药专利权过度保护的危害 |
| 第二节 医药知识产权保护造成健康权保障负面影响的追本溯源 |
| 一、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位阶之争 |
| 二、公平与效率的价值之争 |
| 三、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影响之争 |
| 第四章 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域外经验 |
| 第一节 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国家行为 |
| 一、法规制定——两者平衡的基础 |
| 二、强制许可——权利滥用的限制 |
| 三、平行进口——价格平抑的方式 |
| 四、跨国合作——整合资源的举措 |
| 第二节 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域外案例 |
| 一、印度仿制药 |
| 二、巴西的医药专利审查与药品定价 |
| 三、古巴的制药与研发 |
| 四、不同体制国家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经验 |
| 第五章 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法理思考 |
| 第一节 基于公平正义的权利平衡 |
| 一、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冲突中的公平正义 |
| 二、医药知识产权权利适度限制 |
| 第二节 生命与效益的优先抉择 |
| 一、生命与效益的理念 |
| 二、健康权保障的优先实现 |
| 第三节 基于利益与发展协调的权利调和 |
| 一、利益与发展的理念 |
| 二、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调和 |
| 第六章 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法治路径 |
| 第一节 法律框架体系的完善 |
| 一、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入宪 |
| 二、优化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法规 |
| 三、完善健康权保障立法 |
| 第二节 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国家义务 |
| 一、国家义务的构成 |
| 二、国家义务的履行 |
| 第三节 平衡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的国际法问题 |
| 一、法律全球化及作用 |
| 二、国际医药知识产权法律的作用 |
| 三、对救命药暴利的法律规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 |
| 2 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协同治理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2 博弈理论 |
| 2.3 绩效管理理论 |
| 2.4 协同治理理论 |
| 2.5 理论述评及应用 |
| 3 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协同治理动力机制 |
| 3.1 协同治理主体概况与动因 |
| 3.2 协同治理的外部动力机制 |
| 3.3 协同治理的内部动力机制 |
| 3.4 协同治理的动力机制运作过程 |
| 3.5 本章小结 |
| 4 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协同治理效果影响因素 |
| 4.1 科技创新平台协同治理效果影响因素模型回顾 |
| 4.2 协同治理效果影响因素初识别 |
| 4.3 协同治理效果的关键影响因素提取 |
| 4.4 本章小结 |
| 5 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协同治理效果评估 |
| 5.1 构建协同治理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
| 5.2 协同治理效果评价对象选择 |
| 5.3 评价方法及思路 |
| 5.4 协同治理效果综合评价及结论 |
| 5.5 本章小结 |
| 6 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协同治理困境分析 |
| 6.1 多元政策供给缺位与制度建设迟滞 |
| 6.2 内外协同环境失衡及目标导向偏差 |
| 6.3 协同要素兼容不足与利益取向错位 |
| 6.4 运行机制不畅与内部治理效率低下 |
| 6.5 本章小结 |
| 7 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协同治理经验借鉴 |
| 7.1 国内:推行多主体协作的企业化治理 |
| 7.2 国外:依托多类平台的主体协同创新 |
| 7.3 典型协同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与启示 |
| 7.4 本章小结 |
| 8 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协同治理优化路径 |
| 8.1 构建校地协同法规体系和制度流程 |
| 8.2 全面营造良好的校地协同治理环境 |
| 8.3 科学整合校地协同治理的基础要素 |
| 8.4 试行常态化校地协同治理互动机制 |
| 8.5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不足 |
| 9.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附录2 访谈提纲 |
| 附录3 调查问卷 |
| 附录4 专家判断矩阵打分表 |
| 附录5 调查问卷数据(主体部分) |
（10）HD医药公司研发创新体系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研发管理理论 |
| 2.1.2 战略管理相关理论 |
| 2.1.3 技术创新管理相关理论 |
| 2.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2.1 医药研发发展现状综述 |
| 2.2.2 技术转化平台发展现状综述 |
| 第三章 HD医药公司研发创新体系现状 |
| 3.1 HD医药公司概况 |
| 3.1.1 基本情况 |
| 3.1.2 发展历程 |
| 3.1.3 组织架构 |
| 3.2 HD医药公司所处产业背景 |
| 3.2.1 政治因素 |
| 3.2.2 经济因素 |
| 3.2.3 社会因素 |
| 3.2.4 技术因素 |
| 3.3 HD医药公司研发创新现状分析 |
| 3.3.1 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
| 3.3.2 企业研发投入分析 |
| 3.4 HD医药公司研发创新体系现状的内部问卷调查 |
| 3.4.1 问卷研究设计 |
| 3.4.2 问卷结果 |
| 3.5 HD医药公司研发创新体系问题剖析 |
| 3.5.1 研发创新战略规划模糊 |
| 3.5.2 研发资金投入不足 |
| 3.5.3 研发创新模式单一 |
| 3.5.4 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低下 |
| 3.5.5 研发项目过程管理薄弱 |
| 第四章 HD医药公司研发创新体系的实施策略优化 |
| 4.1 HD医药公司战略设计 |
| 4.1.1 战略宗旨设计 |
| 4.1.2 战略实施原则设计 |
| 4.1.3 战略目标设计 |
| 4.2 HD医药公司研发创新中的项目设计 |
| 4.2.1 公司内部创新项目设计与挖掘 |
| 4.2.2 公司外部项目资源的靶向引进 |
| 4.2.3 多方资源的项目设计及委托项目设计 |
| 4.3 HD医药公司研发创新中的平台设计 |
| 4.3.1 研发创新平台设计的指导思想 |
| 4.3.2 研发创新平台设计的实施策略 |
| 4.3.3 研发创新平台的工作站建设与实施 |
| 4.3.4 研发创新平台的资源共享设计与实施 |
| 4.4 HD医药公司研发创新中的创新团队培育 |
| 4.4.1 研发创新中的项目净利制度构建与实施 |
| 4.4.2 研发创新中的研发领域技术重构与提升 |
| 4.4.3 研发创新中的创新团队人才培育与成长 |
| 4.5 HD医药公司研发创新中的制度构建设计与实施 |
| 4.5.1 科研投入机制和成果转化机制设计 |
| 4.5.2 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化创新机制设计 |
| 4.5.3 研发项目管理实施门径式管理机制设计 |
| 第五章 HD医药公司研发创新体系实施的保障措施设计 |
| 5.1 研发创新体系的资金保障设计 |
| 5.2 研发创新体系的组织架构设计 |
| 5.3 研发创新体系的人才激励体系设计 |
| 5.4 研发创新体系的评价体系设计 |
| 5.5 研发创新体系的组织文化设计 |
| 第六章 结论及展望 |
| 6.1 结论 |
| 6.2 不足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实行技术协作 推动医药技术进步与科技成果转化（论文参考文献）
- [1]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北省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的通知[J]. 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北省人民政府公报, 2021(21)
- [2]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D]. 刘洋. 苏州大学, 2021(07)
- [3]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科研院所发展研究[D]. 王勇. 西北大学, 2020
- [4]生物医药产业要素结构升级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D]. 刘述强.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20(04)
- [5]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D]. 刘明. 吉林大学, 2020(01)
- [6]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对策研究[D]. 张海龙. 吉林大学, 2019(02)
- [7]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D]. 程文.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8]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保障之平衡研究[D]. 杨睿宇.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2)
- [9]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协同治理研究[D]. 李江华.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9)
- [10]HD医药公司研发创新体系优化研究[D]. 赵宏博. 浙江工业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