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屈原的《九歌》有着浓郁的楚巫文化特点,楚巫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受到殷商巫文化、江汉土著文化和“戎”“祀”文化的影响。殷商巫文化是楚巫文化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决定了屈原《九歌》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特质;江汉土著盛行巫风的文化传统是《九歌》产生的重要土壤,决定了《九歌》与众不同的艺术特点;春秋战国时重祀文化为屈原创作《九歌》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依据。通过文献考证可知,起初,《九歌》源于夏启时代娱神和娱人的巫术祭歌。周王朝“制礼作乐”以后,以娱神为主要特征的《九歌》在文化功能上发生了变化,成为劝善教民的政治工具,但在远离中原的楚地《九歌》依旧按照其最初性质生长。屈原创作的《九歌》保存了大量的巫术祭歌的痕迹,其祭祀内容与中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九歌》集中体现了楚风俗在巫文化影响之下的风貌,其祭祀对象、迎神与娱神的方式与中原有明显的不同。《九歌》的祭祀对象以自然神居多,且祭祀的神祗带有明显的巫覡痕迹。现有的文献中出现了两个《九歌》:一是《左传》中记载的“九德之歌”:另一为《山海经》、《离骚》中所载的带有神异色彩的“神话九歌”。经考查可知,所谓“九德之歌”是儒家为维护周王朝的统治而进行的政治宣传,而“神话九歌”带有原始的祭祀气息,似乎更与《九歌》的原始意思相近。通过对“原始九歌”的祭祀性和娱乐性考证可知,“原始九歌”就是夏启用于自娱和娱神的祭歌,这就奠定了《九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九歌》中祭祀的天神、地祗为天子祭祀的对象,故《九歌》应为国家祭典。在巫文化的影响下,用于国家祭祀的《九歌》在祭祀内容上不同于中原的国家祭祀。首先,祭祀对象。中原地区以祖先神为主,希望佑其江山社稷;而《九歌》则以自然神为主,表现了原始的宗教信仰。其次,迎神的方式。中原地区以食物来飨神;楚地带有明显的原始性,以花草来飨神,这是因为他们相信花草具有某种神奇的巫术作用;最后,娱神的方式。中原与楚地虽然都以音乐、歌舞做为其娱神手段,但是在表现内容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周王朝的祭祀场面郑重肃穆,以歌颂先祖为其内容,而《九歌》由于受原始宗教的影响,以表达神神或人神之间的爱情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