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儒学是唐初文德政治构想的主要思想资源。儒学的复兴与重新制度化是唐帝国应对文化与地域问题的重要举措。经历长期分立的儒学于七世纪上半叶实现了大一统,在版本、义疏、音读等方面达成南北一致,并通过较为系统完备的教育与科举两大途径,深刻影响了唐初士人的知识构成。文学被重新纳入儒学的话语体系内部,通过一系列的官方文化行为——修史与整理五经,儒学笼罩之下的文学观,在回眸前世文学的基础上完整出炉。唐初的“文学”观认同儒家文艺观,但不失变通且其理论新创之处颇多。虽然理论自觉与文学发展的自身脉络之间存有错位,贞观时期的文坛创作,大体仍为此文学观之践履,“雅正”成为此时期主流美学风格,诗作要以箴轨与颂美为主。但在贞观之后的近半个世纪的时段内,由于宫廷政局的变动与文化政策调整,复兴中的唐初儒学发展遭遇了障碍,与此相应,文风由箴轨与颂美并重,转向以颂为主而近谄。唐代是传统中国由中古向近世的转折期,同时也是传统家庭形态转变与士庶消长加剧的历史时期。处此历史转折关头的唐初儒学,在唐初剧烈的政局变动面前,逐步丧失对于社会生活的解释力。高宗以降的半个世纪,儒学落入了低谷,体制化程度削弱,儒学在教育与科举中的影响力较贞观时期大为降低,儒学与文学关系在原有的话语体系内部的矛盾加剧,士风失坠,官风失范,主流的官方儒学教育与以谄媚为主流创作风格而又极具保守性与排外性的宫廷文坛受到非主流思想界的强烈质疑。贞观与开元之间的以京城为舞台、宫廷为中心的文坛形成了“颂”与“风雅”的实力并不对等的合奏。政局的剧烈变动与士人的个体命运遭际强化了士人的反思意识,儒学与文学及二者之关系的反思与调整成为贞、开之间士人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开元初年的吏能与文儒之争,是两大政治集团面对高宗以降唐代政局与儒学困境,出于不同思考而形成的儒学内部之争,其目的均指向仁政之实现。吏能与文儒派的努力成就了开元盛世,而也正是通过吏能与文儒之争,儒学与文学的关系在礼乐体系内部达成了相对平衡。“文儒”内涵的明晰,以及文学在礼乐体系中地位的确立、文学与士人心灵世界关系的重建,为盛唐文学的到来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此过程中,文儒集团代表人物张说与张九龄成为关键人物。唐代前期儒学在开元之时达到了前期发展的巅峰,与此相应,以儒学精神为底色的唐代文学也迎来了发展的高峰。但建基于强大国力基础上以礼乐为核心的唐代前期儒学已难以适应盛唐以来社会生活的变化,儒学与文学的关系也因礼乐自身的危机加剧而重失平衡。安史之乱是唐代政治的转折点,同时也是唐代儒学发展的转折点。为应对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危机,重建唐帝国的中央权威,文儒之士积极思考救世方略。儒学的核心问题自礼乐开始向道德内转,心性儒学成为唐代后期儒学思考的核心问题。以道统自任成为中唐文儒的主体人格。学术转型已露端倪,子学与史学开始兴盛,士人在回眸经典、兴复古道之时,力图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展现出追求理性化与个性化的学术特点。学术转型进而刺激了中唐文学,在中唐文儒的文学认定中,儒学与文学的平衡关系被打破,文学成为明道与载道之具,但文学的美学风格却受到张扬,求新求变、尚奇尚怪与化理入诗、情理合一成为重要的美学特点,诗歌意境内敛,情调低沉。中唐的心性之学与主体人格及学术志趣、美学追求,对于后来的宋学均有开启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