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索尔·贝娄的创作与多种文化密切相关。犹太文化、美国文化和欧洲文化是贝娄小说的文化源头,同时也为其作品的阐释提供了空间。本文从犹太情结、美国观念和欧洲影响三个方面,在探讨贝娄创作文化源头的同时,试图揭示贝娄小说的文化品质。首先,犹太属性是贝娄创作的重要特征。从母题层面看,贝娄的“流浪”、“悬挂”和“受害”等母题,一方面反映出犹太民族的历史境遇,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当代人面临的生存困境。从原型层面看,贝娄小说的很多原型都源于文化经典《旧约》。《雨王汉德森》中的结构、人物和意象,都可以在犹太文化中找到原型。这些原型既反映了全人类的经验,也深化与丰富了贝娄小说的内涵。从伦理层面看,贝娄人物的罪感心理与犹太道德密切相关。赫索格自我放纵却未能逃脱犹太伦理的制约。性错乱与犹太伦理的冲突,是造成赫索格心理焦虑的根源。从叙事层面看,贝娄既立足于犹太文化又面向当代文化,在叙事中融入宗教和哲学元素,使其叙述带有文化叙事的特征。其次,贝娄小说的文化属性也与美国观念有关。奥吉兄弟对美国梦的追寻,反映的是基督教的劳动观和财富观——通过创造财富去荣耀上帝。汉德森在非洲部落流露出来的拯救意识,是美国人“选民意识”的变种,同样是美国清教价值的反映。贝娄在作品中描绘了畸形的中国形象,作家对待中国的态度,或者说贝娄对待他者的态度,也表明他受制于美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贝娄一心要做美国作家而不是犹太作家,在创作日益美国化的过程中,作家接受了美国文化价值观。再次,贝娄创作的文化属性也体现在欧洲文化的影响上。欧洲大师的作品既为贝娄创作提供了蓝本,同时也在哲学和思想上影响了作家。一,加缪的“局外人”和贝娄的“悬挂者”都是边缘人形象,尽管二者存在明显差异,但都反映了人类生存的荒诞性。贝娄人物也像加缪笔下的西绪福斯一样,不断地与命运抗争。二,贝娄的早期创作从萨特的《恶心》里获得许多启示。贝娄也认同萨特“存在先于本质”的说法,只是二者在自由观上存在一定差异。贝娄对萨特的亲共与反犹言论也极为不满。三,贝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徒,贝娄的《受害者》与陀氏《永远的丈夫》存在很多相似性。两位作家对受害者满腔同情,在小人物身上灌注了神性。贝娄与陀氏都关注人的道德,表现出一种肯定的伦理观。犹太情结、美国观念和欧洲影响,作为贝娄创作的文化源头是密不可分的。犹太属性是贝娄作品的底色,美国观念是贝娄作品的灵魂,而欧洲影响则为贝娄创作提供了动力。贝娄运用民族的眼光观察世界,在反映美国价值观念的同时,把民族境遇上升为整个人类的命运,从而使其作品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而具有更为普遍的世界意义。犹太情结、美国观念和欧洲影响这三方面体现的,恰好是贝娄小说民族的、国家的和世界的多维文化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