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王维的诗歌在唐代就受到人们的极大推崇,素有“朝廷左相笔,天下右丞文”之美誉。其诗歌注释本自唐宋以后直至明清,仅有三种：一是明代嘉靖年间顾起经的《类笺唐王右丞诗集》,此为现存最早的王维诗歌注本；二是顾可久的《王右丞诗集注说》,稍晚于顾起经本；其三为清代乾隆年间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①顾起经本和顾可久本出现的时间正是明代心学、禅学大盛时期,此时诗歌注释的主流是“评点”。现代学者在论及明代诗歌注释时,常只重对诗歌评点的研究,而忽视其他声音。却不知在诗歌评点大盛之时,对它的反思也在同时进行着,顾起经本与顾可久本的出现就是明证。二顾本呈现出与“评点”截然不同的注释特色：其中顾起经本走向知识性的笺注一派,其注释重点在于词义、名物、地理、职官、史实等的训释以及诗歌的校勘等；而顾可久本则是训释与说解相结合,通过典故、史实、佛理等的解释,致力于寻求诗人和诗歌的本义,这一点与宋代诗歌注释之“知识主义”倾向是一脉相承的。顾起经和顾可久以自己的注释实践,为全面了解明代诗歌阐释多元化的问题提供了丰富的佐证。尤值得一提的是顾起经的《类笺唐王右丞诗集》,呈现出明显的考据学特色。世人多以考据为清人之事,而论明代学术,极少从考据角度进行探讨。实际明代中晚期的学者,在对王学、禅学的修正与反对中,已经为清儒扬先声了。顾起经的注本正是明代考据学思想在集部的体现。其单证不为立,强调广泛收集各种证据的注释方法；无足够证据,不妄下结论的严谨态度；敢于质疑前人误说的怀疑精神,皆已开清代考据学之先河。但其注释有时过于繁冗,且引文颇多谬误,亦体现了明代考据“炫博”之缺陷。清代的赵殿成本出现在乾嘉学术初期,此时期考据学已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在此背景下,赵本也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其注释无论是训释词义、史地、典章等,还是探讨王维诗歌艺术特色、文法、格律等,都强调证据的充足与翔实、重视引文的真实与具体、注意考据方法的科学与多样,并在纠正前人误说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前贤在论及清代考据学时,或将其局限在经部,如江藩、皮锡瑞等；或重其在经部与史部的成就,如梁启超等,皆忽略其在集部的贡献,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实际清代考据所高唱之实事求是主义,同样应用于诗歌注释中。赵殿成本即以其注释实践,充分彰显了清代考据学在集部的成就。本文在把握三家注本特色与优缺点的基础上,从注释体例和注释内容两个角度,分别对顾起经本和顾可久本进行共时的比较、对顾起经本和赵殿成本进行历时的比较。从共时比较中可以看出,二顾本的注释思想截然不同。顾起经本主要体现了“知人论世”的注释思想,其对右丞年谱的编纂突出体现了这一点：顾可久本主要体现“以己之意逆作者之志”的注释思想,无论是其独特的注释体例,还是重主观说解的训释内容,都可证明这一点。但二顾本还部分引用了南宋刘辰翁的评点,这表明主流注释思想对二顾本仍存有影响。尽管如此,二顾本依然共同表现出反对“评点”之注释倾向。从历时比较中可以看出,赵殿成本对顾起经本多有继承,如都遵循“知人论世”的注释思想,赵注有上百个词条与顾注相同或略有差异等。但相比顾起经本,赵本考据更严谨、更全面、更准确,尤其对顾起经本注释的缺陷和谬误全面进行补充或纠正,充分体现清学“实证”之特色。顾起经本与赵殿成本之间这种既相承又改革之关系,实际也是明、清考据学关系的写照。明代考据学在治学精神、治学方法以及对考据学对象的选择等方面,都对清代考据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开启清学之功,不可忘也。而清代考据学在明代考据重博证之基础上,更强调“求实”二字,在考据方法、考据精神等方面大力扭转了明代考据之诸多弊端,且日趋精密,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学科体系,终令考据一学在清代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