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户族与农民：1952-1966年关中地区的村落政治 ——以黄村为个案

论文摘要

长期以来,1952-1966年的中国政治研究或当代中国史研究受到“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的影响,主要考察国家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过程,而把农民想象为一个制度的被动接受者,由此可能会或多或少地遮蔽了中国政治的丰富性及其背后的意义建构过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在近年来开始注意到1952-1966年的多重面向,他们除了关注全局性的决策及其运作之外,也开始侧重于对村落的研究,而村落政治在此大潮中更是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在本文中,笔者以印度的底层研究学派和斯科特——克夫列特以降的进路两种“底层政治”的书写方式为启发,选择关中地区的一个普通村庄黄村作为田野调查点,结合历史档案和相关报刊材料,分析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跃进”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国家权力系统与意识形态在黄村的具体运作机制,以及黄村的户族、农民、干部等以何种策略回应国家的要求。因此,本文并不试图将黄村的特殊村史嵌入到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而是旨在考察以下内容：第一,作为一种国家社会运动的社会主义实践如何展开,其基本取向、变革目标以何种形式表现,并且其中隐藏着抑或正在形成何种国家治理术；第二,当原来的乡土传统遭遇到突如其来的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时,作为黄村中的主体性力量的户族、农民以及乡村干部以何种社会心态来面对,又体现出怎样的行动逻辑；第三,在国家-户族-农民的互动中,国家、户族与农民的关系呈现出何种实践形态,进而形塑出中国村落政治何种的特殊样态与演变逻辑。在互助组到高级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参与式的国家动员吸引了大量的农民,他们为了集体经济的利益和合作社社员的身份在“工分制”下进行劳动生产。值得指出的是,集体化时期的“工分制”不仅是满足经济增长、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和社员身份的一项具体措施,同时更是一种劳动管理体制,甚或作为一种基层控制手段,代表着国家权力由生产领域的渗透向社会规训的发展。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激进化与“大跃进”运动的展开,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道德的话语深入农村,“平均主义”的风潮日益盛行,而经过人民公社锻造出来的日益熟练的凝视技术更是让国家意识形态从原有的政治领域弥散到农村社会的生活世界,而农民的身体也由此越来越呈现出政治化的图像。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乡村干部成为“教育”的对象,而有组织的干部下乡作为非常规的权力组织逐渐实现对基层组织的社会文化-权力网络的重建。不过,经历过严酷政治现实的黄村的户族、干部与农民,往往在表面上选择接受政治话语的表述,与此同时又会在自身的经验世界中遵循日常的生活逻辑,最终体现为农民的行为选择与话语表述的分离这一独特性后果。他们一方面采取合作的态度,按照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积极完成自我修炼；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也会诉诸于乡村社会中固有的生存伦理、户族观念等,使用各种“弱者的武器”。在“工分制”下,他们保证农活的质量,但也显示出“漂亮”的挣工分策略。而一旦庄稼歉收、口粮减少时,他们采取“瞒产私分”、“偷盗”以及“借粮”等方式,体现出的更多是一种生存伦理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的情况更为复杂。虽然农民获得国家赋予的“正义的武器”,但是他们与乡村干部长期以来天然的共生于一种社会文化网络之中,各自充分运用一些特殊的、非正式的行动策略和各种可得资源,构筑与营建日常生活世界的合理性空间与正当性。当然,农民受到的影响也是相当剧烈的。随着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思想灌输,国家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地渗透进乡村社会,农民也在此过程中开始产生对国家合法性的认同,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在黄村的“退社风波”中,他们首先所挑战的并不是集体主义制度或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只是针对某些合作社干部的渎职行为。另外,为了保证抵制行为的政治优越性,他们还明智地将以前的富农从户族的抵制队伍中剔除出去。到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具有政治正确性的贫下中农被中共中央赋予监督农村干部、遏制渎职行为的权力,也同时获得批评和揭发乡村干部的信心和勇气,他们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使用“人民来信”等“正义的武器”。总之,“全能主义政治”或“总体性社会”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涉及到国家权力从生产领域的渗透向社会规训的发展、国家意识形态由原有的政治领域向整个社会的弥散以及基层组织的社会文化-权力网络的重建等,最终呈现为“社会主义的新传统”或“新德治”。而黄村的户族、干部与农民则以一种日常的、微妙的和非直接的形式,表达着对国家权力及其规则的顺从与抵制,是一种不同于“官方政治”和“劝说政治”的日常政治。不过,随着组织渗透的深入与国家权力系统以及意识形态的“在地化”,黄村户族中的具象农民成为抽象的人民,而对国家产生某种认同。在此意义上,1952-1966年的村落政治作为底层政治的一种表现形态,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权力网络,体现在国家-户族-农民三者之间的实践关系之中。

论文目录

• 论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核心概念的界定
• （一） 本文中的国家概念
• （二） 本研究脉络中的户族
• （三） 农民的属性及其在本文中的涵义
• （四） 本研究中村落政治的意蕴
• 三、本文的结构安排
•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1952-1966年中国村落政治研究再出发
• 一、如何理解1952-1966年的中国政治：海外中国学的发展及其遗产
• （一） 海外中国学的发展脉络
• （二） 海外中国学的演进准则
• （三） 海外中国学可能的价值与限度
• 二、如何理解中国村落：功能主义、“满铁调查”与海外人类学
• （一） 从农村调查到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
• （二） 村落的性质与“满铁调查”的传统
• （三） 从村落中透视国家：海外人类学的村落研究
• （四） 简要的评论：以村落为中心的方法论与悲情主义
• 第三章 理论视角与黄村研究的意义和方法
• 一、理论视角：在上下互动中探究村落政治
• （一）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
• （二） 底层的视角：底层研究学派与日常政治
• 二、黄村研究的意义和方法
• （一） 个案的延伸：黄村与中国村落的研究
• （二） 资料来源与田野技术
• （三） 关中地区的农村社会结构
• （四） 黄村和黄氏户族
• 第四章 从互助组到高级社：关系政治与黄村户族的弱抵制
• 一、从互助组到高级社：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参与式国家动员
• （一） 互助组：集体经济利益的追寻
• （二） 初级合作社：社员身份的确立
• （三） 高级社及其后果
• 二、关系政治：工分制下的劳动管理与日常行动策略
• （一） 工分的标准与类型
• （二） 计件制：工分制下的劳动管理
• （三） 社员的挣工分策略、农活质量与关系共同体
• 三、“退社风波”：户族的家庭伦理及其弱抵制
• （一） 从分发粮食引起的户族退社
• （二） 户族家庭伦理的发掘与再生产
• （三） 胜利社的改革：“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式
• 第五章 大跃进：道德统御与农民的“反行为”
• 一、大跃进：意识形态的发展与合作化运动
• （一） 农业合作理论的开端及其在苏联的实践
• （二） 意识形态激进化下的大跃进
• （三） 人民公社的成立
• 二、大跃进时期的道德统御与身体政治
• （一） 意识形态宣传与道德统御
• （二） 身体政治：人民公社中的相互凝视
• 三、生存伦理：社员与干部的“反行为”
• （一） 瞒产私分、偷盗与借粮
• （二） 从利益经济学到乡村社会的生存伦理
• （三） 公私不分与生产队的集体伦理
• 第六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干部下乡与人民的政治参与
• 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国家向乡村的组织渗透
• （一） 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介入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二） 社教干部的选拔、培训与组织
• 二、干部下乡与基层组织的重建
• （一） 从工作组到贫协：非常规的权力组织
• （二） 开会、组织学习与基层权力
• （三） “三同”与积极分子的培养
• 三、“正义的武器”：人民的政治参与和国家权力实践的多重面向
• （一） 人民来信：贫下中农的话语权
• （二） 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
• （三） 顺从与抵抗：乡村干部的应对之术
• 第七章 总结与讨论
• 一、简短的总结
• （一） 国家-户族-农民关系的层次结构与实践形态
• （二） 1952-1966年关中地区村落政治的演变逻辑
• 二、未尽的讨论
• （一） 再探1952-1966年代中国村落政治中的农民
• （二） 村落政治与1990年代以来的农村基层治理
• （三） 重申黄村研究的方法与局限
• 附录
• 一、黄村行政变迁
• 二、访谈提纲
• 三、相关人物的简要传记（以人物出场先后为序）
• 四、访谈对象、时间、编码以及页码对应表（以人物出场先后为序）
• 五、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参考文献
•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