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祝》非祝官职业文献

《周祝》非祝官职业文献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730070

摘要:《周祝》为战国训诫之语,内容多以带有朴素辩证性质的自然、社会之“道”为主,以“祝”为名,却全与祝官职业无关。

关键字:周祝;祝官

《逸周书·周祝解》整为一篇,其中解题,学界多以“祝”字解题。就其开篇之解:

曰:维哉!其时告汝,□□道,恐为深灾。欢哉,民乎!朕则生汝,朕则刑汝,朕则经汝,朕则亡汝,朕则寿汝,朕则名汝。

此处“朕”为谁并不清楚,就其发言主体,学界一般有两种解释,一为祝官训诫之言,一为祝官代王垂训。陈逢衡赞叹“此周祝垂戒之语。”唐大沛云“此篇作于周祝,故以名篇。”潘震言“王训民之辞,祝官读之以讽王也。”过常宝老师认为《周祝》是祝官的职业文献。边劭名《马王堆帛书<称>和古代的祝》言《周祝》与《称》全为古代祝辞一类。周玉秀言“下面的“朕”能使你们如何如何,显然是王者的口气,祝官不可能有此生杀予夺之权。所以,这里的‘朕’也应当指周王,至于创作此语者为哪一王并不清楚,而后世相代传诵,成了宣读祝文的必备程序。”扩充《周祝》应为王之垂训,祝官代王作训。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引孙诒让云“《史略》‘祝’作‘说’,此与下《周祝》二篇与祝义全不相蒙。”可以肯定《周祝与》“祝”类职官文献无关。周玉秀通过对《周祝》韵语以及相关字的分析指出:“《周祝》之创作在战国之世,但汉时或其后人有增改过。”此处“创作”应为《周祝》的写制年代,至于汉代及后人增改是其成书过程。谭家健在《先秦散文艺术新探》战国是先秦散文成熟期。所以,《周祝》的写成怕与韵文的发展难脱离关系。

“祝官专门负责人神之间的信息交流、情感传达。”其实质是充当人神交流的中介。《左传》梁丘据与裔款言于齐景公曰:“吾事鬼神丰,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国语·楚语下》观射父答昭王之问,对祝官的职能素养做了说明:

是使制神主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使先圣之后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以勤、礼节之宜、威仪之责、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洁之服而恭敬神明者,以为之祝。

发展到战国时代,礼乐文化破坏,祖先神灵的制约作用减弱。顾颉刚言春秋与战国之不同,说道: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言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

祭祀、聘享多有天神祖先的权威在其中,此处顾颉刚先生言战国以无其事,也就是神道权威战国时已经旁落。祝官这一群体在战国时代的作用更为薄弱,甚至有消失的趋向。

祝官的职能范围是宗庙神主之类,通过神道来维护一种礼乐权威,从《周祝》文本来看更追求的是一种朴素辩证色彩的“道”,即客观规律,如:

时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福为祸。时之从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

故时之还也无私貌,日之出也无私照。时之行也顺至无逆。

故万物之所生也性于从,万物之所反也性于同。

故日之中也仄,月之望也食。

《周祝》所言,与神道无关,甚至有削弱祝官所代表权威的嫌疑。所以,言此文为祝官写成以行训多有失偏颇。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周祝》的写成应在不早于战国,而且其文本发生与祝官并无关系。

关于《周祝》受训者,唐大沛云“此篇作于周祝,故以名篇。祝即《春官·太祝》掌王诰命者也。”诰命一般为王上告诫臣民的下行文,这里的受训对象为臣民百姓。潘震言:“臣下作解,设为王训民之辞,祝官读之以讽王也。”其解又涉及“民”“王”两类受戒对象。观其文本“欢哉,民乎”并非对王的戒谏。后面“朕则□汝”只能出自上对下的权威,或王对民进行训诫,或祝官代先王或神灵训诫为政之人。但这一时代的祝官职能削弱,难以代先王或神灵以行训谏。文中“陈五刑,民乃敬。教之以礼,民不争,被之以刑,民始听。因其能,民乃静。”“为天下者,用大略。”“为天下者,用牧。”“利有等维,彼大道成而弗改,用彼大道知其极,加诸事,则万物服。用其则必有群,加诸物则为之君,举其修则有理,加诸物则为天子。”之类的话语明显不是臣民百姓的说理告诫,而是对为政者而言的诸多为政之道。所以从训诫的文本内容来看,其受训者应为执政者。这与文本开头所言“欢哉,民乎”“朕则□汝”之类的发言主体实与后文受训主体难以统一。

早期文献的文本生成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单纯从题目解题存在一定的误区。《逸周书》诸多篇名都与文章内容相符合,即使一题多篇,但其内容也大多相关或相近。唯《殷祝》与《周祝》之名与“祝”并无相关。余嘉锡《古书通例》云:“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或“举著书之意以为之名。”但其内容大多相似《逸周书》中唯一两篇以“祝”为名的文献在语言、文体、内容上全无相似之处。《逸周书》具有文献汇编性质,其中文献的收集与整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罗家湘认为《逸周书》“汇集了《周志》、孔子删书之余以及流行于战国时期的一些兵书、礼书等,他是魏国人继承周、晋遗产而编成的政治读本。”周玉秀老师言“《逸周书》的编辑过程本来就是一个校注和研究”,且政书类,如典谟训诰之类的文献多有“穿靴戴帽”的现象。余嘉锡所言“古书之中门人弟子附录,文义白而可据者以之为例。此外又有口耳相传,至后世始著竹帛,及随时孱乱增益者,其说甚繁,当别详述。”所以,《周祝》首段与后文所论内容的矛盾或多与其复杂的成书有关。

先秦文献的成书之复杂,单纯以《周祝》之题或者部分内容无法严格判断其性质内容。《周祝》不为祝官职业文献,祝官作为人神之间的中介,其职能多与神祖相关。战国时期祝官职能弱化,不可能代替神灵以训言,更无法以脱离或否定神祖之威。过常宝老师言“《周祝》内容比较抽象,具有哲理意味。”“由于祝掌祭祀鬼神,是属于通天道的人,思维常会从虚无缥眇处着眼。”从其韵文文体与其哲理内容来看确实与《老子》及其相似,但“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其“道”言一种自然及社会的客观规律,具有极强的实践指导性,并非“神道”。所以,言“老子职事可能偏向祝一类”,或言《周祝》为祝官职业文献仍需考量。

【参考文献】

(1)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黄怀信(修订)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2016.4重印)。

(2)赵逵夫(主编).先秦文学编年史·前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周玉秀.《逸周书》的语言特点及其文献学价值[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过常宝.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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