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冷战时期,出于本国和盟国军事安全的考虑,美国向盟国提供了相当规模的、长期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与此同时,出于冷战制度性对抗的考虑,那些具有重要战略价值、未进入西方同盟体系的欠发达国家也得到美国的经济或军事援助。其中,美国援助印度就是这种援助类型的典型案例之一。战后,美国从遏制战略出发,对印度的长期战略目标是维持南亚地区稳定,减少苏联和中国在印度的影响,避免“失去中国”后再“失去印度”。后来随着冷战形势的变化,将印度树立为“民主发展橱窗’’以服务于美国的长期安全也成为美国对印的战略考虑之一。基于此,自印度立国后不久,美国便开始通过包括援助在内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影响印度的发展及外交倾向。从印度一方来看,也正是利用了东西方制度性对抗的机遇,获得了苏联、美国所提供的经济、军事援助。在此意义上,冷战为印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资源和条件。本文以美印两国现有的美印关系史的专著为研究起点,以美印两国编纂的外交文件集以及相关外交档案为史料来源,从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角度研究美国对印援助政策,并在此基础之上认识冷战时期美国对印度援助的基本情况和特征,全面地理解冷战的双重逻辑——国际性与本土性张力在发展问题上的表现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而研判究竟是何种因素决定了美国援助政策的成败。第一章主要论述了杜鲁门时期的美国对印援助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前,由于印度处于美国全球战略的“边缘地带”,再加上对遏制战略以及亚洲冷战的反应与美国决策者分歧过大,尽管印度此时推行亲西方的中立主义外交,但美国还是拒绝了向印度提供双边援助的请求,而由国际组织承担起援助印度发展经济的职责。朝鲜战争爆发后,印度的发展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建立了联系。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出发,对印度实行有限援助,并利用印度“一五计划”的契机,重点支持印度农业发展。第二章主要研究艾森豪威尔两届任期内美国对印援助政策的调整及执行情况。1954年美国先是出于盟国及本国军事安全的考虑,与巴基斯坦确立了军事同盟关系,但不久就迫于苏联集团在欠发达国家发起的经济攻势,印度转而成为符合美国冷战战略需要的“民主发展”的典范。这样,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逐渐转变传统的有限援助政策,并将援助重点转向支持印度经济“起飞”及工业发展上来。在扩大对印援助的同时,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与制度竞赛目标发生矛盾,并由此导致美国以经济援助为工具,促成印巴接近及南亚地区稳定的政策努力。第三章主要考察肯尼迪任内的对印援助政策。欠发达国家更多地走上国际政治舞台及肯尼迪政府对制度竞赛的重视,使得这一时期美国援助印度规模达到顶点。同时,美国仍不放弃其它援印目标,尤其是拉拢印度并促进南亚地区和平,由此导致美印双边一系列的矛盾。即使双方在遏制中国问题上达成共识,并且美国开始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情况之下,冷战考虑还是使美国难以对南亚的战略优先权做出根本性调整,而印度亦难以改变自身外交政策基本框架。由于印度经济起飞迟迟没有实现,再加上印度强烈的中立主义外交,从肯尼迪政府后期开始,美国援印的规模已经出现缩小趋势。第四章主要论述两次印巴战争期间美国的援印政策。第二次印巴战争宣告经济援印与军事援巴的传统南亚战略彻底破产,美国对次大陆的经济、军事卷入开始逐步“撤离”。同时,由于长期援助并没有实现美国在南亚的战略目标,印巴战争之后美国开始以更加强硬的手段来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政策的调整,由此导致美国利用印度粮食危机向之施压以改变其过度重视工业发展的政策,从而引发了美印双边关系的持续紧张。第三次印巴战争的爆发最终促使美国暂时中止了对印经济援助。余论部分概述了冷战转型之后美国的援印政策。在中苏分裂的大背景之下,尤其是第三次印巴战争后,南亚地区出现了中美巴及印苏针锋相对的局面。虽然在70年代术美国恢复了对印双边援助,但是因美国对欠发达国家援助政策的调整,再加上南亚地区形势的变化及印苏特殊关系的消极影响,美国对印度发展的关注再难以上升到战略考虑的层面,相应地援助规模也难以恢复到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