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

谈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

周琛(本溪市机电工程学校,辽宁本溪117000)

摘要:鲁迅的杂文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无论是语言、形式、内容还是标题的使用,都具有独特的风格。

关键词:标题的悬念艺术;形象化手法的多样性;内容上的气节美

提到鲁迅,我们不仅会想到《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及其笔下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还会想到他那战斗力极强的杂文。鲁迅一生共出版杂文集16部,近700篇,计140万字,而这些杂文的形式又是多样的,除了辩论形式外,有的用抒情形式,鲁迅的杂文是一座难于跨越而至今还无人能够跨越的高峰,他开创了杂文创作的一个崭新的时代,在他的影响下,现代杂文在30年代就进入繁荣期,“左联”的刊物和其他许多进步的文学刊物,都刊登了大量的鲁迅杂文作品,以他为旗帜,在当时左翼文坛上涌现了一大批追随他效法他的左翼杂文作家群。他们的杂文创作风格相似。这种文学现象,一些学者文人称之为“鲁迅风”,可以说,鲁迅的杂文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无论是语言、形式、内容还是标题的使用,都具有独特的风格。

1标题的悬念艺术

一篇文章,最先与读者见面的就是标题。好的标题富有吸引力,能唤起读者阅读文章的兴趣。鲁迅作为文章大师,从不轻易设置文章的标题。纵观鲁迅的杂文,每个标题无不体现了他的精巧构思,从而使标题与文章相得益彰,作品内容与形式两臻其美。鲁迅的杂文之所以能深受读者的欢迎,震撼人们的心魄,这主要来之于作者卓越的艺术表现力,同时也与作者精湛的标题艺术密切相关。巧设悬念,就是鲁迅杂文标题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

鲁迅独创性的将文学创作中的这一技巧运用到了杂文标题之中,故意在标题中设置悬念,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如《登错的文章》这个标题就十分奇特,当读者一看到这个标题时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什么“文章”?为何“登错”了?结果将会怎样?这不能不引发读者的浓厚兴趣,给人以强烈的悬念,促使人们非看内容不可,待看完全文方解其意。原来作者是借当时少年刊物上登载岳飞、文天祥的故事,嘲讽了国民党反动派言行不一的丑态:这两位人物“做现在的少年们模范,却似乎迂远一点”,而应该“励现在的文官武将,愧前任的降将逃官”,对国民党反动派出卖国家、屈膝投降的罪行也进行了猛烈的鞭挞。“登错”两字,言简意赅,有力揭示了这一主旨。

1925年一开始,为了回击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及其走狗的压迫围攻,鲁迅写了几十篇杂文,年底结集时起个什么书名呢?他想起“华盖运”的话,即拈来用之。按命相家说,命交华盖,对和尚是好运,是成佛作祖之兆;而俗人则要倒霉,因为滑盖在上就给罩住,到处碰钉子。这个典故本身就具有很神秘的色彩,而鲁迅却以“华盖集”作1925年杂文集的名字,既十分恰当地概括了这部集子的内容,又含而不露地表达了他对反动派的愤懑心情,同时,也给读者制造了一个悬念,它促使人们读下去,以了解其中原因。

可以说鲁迅杂文的标题具有很强的独特性,研究分析鲁迅杂文的悬念艺术,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作品的主题,深入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同时对于我们坚持按艺术规律办事,消除和避免撰文中标题的公式化、雷同化、概念化现象,也同样具有积极地借鉴作用。

2形象化手法的多样性

看过鲁迅杂文的人都知道,其杂文中形象化手法是多种多样的。

2.1象征影射

如《夏之虫》分别写了蚤、蚊、蝇三个象征客体,以跳蚤的霸道凶狠、蚊子的假正经、苍蝇的逐利与肮脏,分别象征反动军阀、封建顽固文人、买办无聊文人,使这三种形象的丑恶嘴脸跃然纸上,并对他们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鞭笞,给人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

2.2联想类比

如《宣传车做戏》一文,为了说明国民党反对派“普遍的做戏比真正的做戏还要坏”,作者先用这样一节生动的文字:“……杨小楼做《单刀赴会》,梅兰芳做《黛玉葬花》只在戏台上的时候才是关云长,是林黛玉,下了台就成了普通人,所以并没有大弊。倘使他们扮演一回之后,就永远提着青龙偃月刀或锄头,以关老爷、林妹妹自命,怪声怪气,唱来唱去,那就实在只好算是发热昏了。”紧接着展开联想,并尖锐的指出用自己的“天足”踢破小国比利时女人的“中国女人缠足说”的杨缦华女士,回寓写成文章,且有送《申报》发表,就是“进了后台还不肯放下青龙偃月刀”,而且“简直是提着青龙偃月刀一路唱回自己的家里来”,因为当时中国女人缠脚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样的联想类比,生动形象,读来饶有兴趣对国民党反动派宣传的欺骗性揭露的异常深刻。

当然,在具体的文章中怎样运用要根据文章的实际需求。

3内容上的气节美

鲁迅的杂文具有锐气和浩然正气的气节美,他的杂文对敌人批露无余,对人民给予高度的赞美,揭露批判,旧事物支持赞美新事物是鲁迅杂文在内容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毛泽东曾这样评价鲁迅:“‘…’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牛’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死而后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这里给予鲁迅以很高的评价,并主张文艺工作者要恨敌人,敢于同他争斗同时要爱人民,老实诚恳的为他服务。这一点在鲁迅的杂文中体现得很鲜明。1935年12月,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谈到杂文作者应该“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于反应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鲁迅的杂文正是在那个社会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迅速给有害事物以反响与抗争的典范。

在鲁迅的杂文中对那些软骨头、没有气节的人给予了尖锐地批评;他把附庸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身上的人物称之为“走狗”、“奴才”、“叭儿狗”,这些家伙看主子眼色行事,甚至比主子还坏;鲁迅也反对“中庸”、“调和”、“折中”的人,这些人没有立场原则,没有道德与公正,事实上在帮助恶势力。鲁迅还痛恨那些玩弄诡计的人,他们不敢正面进攻,而在背后鬼鬼祟祟,采取“造谣”、“中伤”、“恫吓”、“威胁”、“五花八门”的战法,欲置人于死地。这是极为鄙劣的行为。鲁迅尤其痛恨从同一营垒中背后来“一刀”,“对于他们的憎恶与鄙视,实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答<戏剧周刊>编者信》)充分表现了鲁迅的硬骨头精神。

可以说鲁迅的杂文是匕首,是投枪,是批判的武器,是能和读者一道杀出一条生存血路的东西,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可以说,战斗性是杂文的灵魂,抽取了这个灵魂,就不是杂文了,为此需要发扬革命锐气,思想上有锐气,始能成为“感应的神经”,行动上有锐气,始能成为“攻守的手足”。

可以说鲁迅的杂文在内容上是十分丰富的,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思想性。研究鲁迅的杂文不仅要研究其艺术性,同时还要研究其思想性,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鲁迅杂文的深广内涵,对我们个体创作也有很大益处,同时,还能提高我们明辨是非、用辩证的思维去分析问题、认识事物的能力。可以说鲁迅杂文风格是独特的,不受先前文章模式的影响,开创了中国杂文创作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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