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研究 ——基于武汉城市圈的分析

论文摘要

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十七大报告指出新型城市化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本文将中部地区的核心区域武汉城市圈作为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研究案例,着重从空间集聚、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三大方面探讨中部地区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和途径。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空间集聚能力,包括人口的空间集聚和产业的空间集聚；科技创新能力,包括人力资本存量和信息化水平；节能减排能力,包括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2）通过分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验证传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道路,在中国特别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已经无法走通了,只能走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道路。中西部地区还处于较落后的地区,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建设远远不及东部地区。倘若我们继续实行东部地区的模式,按照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发展路径,我们将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更高的成本才能到达工业化与环境的拐点,而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则能通过提前完成拐点并且以加速方式实现改善过程。（3）通过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理论分析,以及对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化与城市化经验教训的分析,建立了3个方面28个指标的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指标体系,通过AHP法计算了各个指标的权重,3个方面的权重分别为空间集聚指标（0.2900）、科技创新指标（0.3314）和节能减排指标（0.3786）,每一层指标权重的设定都进行了检验,全部都通过了0.01的一致性检验。（4）利用Roback （1980）和David Albouy （2009）三方程城市价值模型,分析了城市适值,得到了两个结论：工资水平从理论上难以确定对该城市适值的影响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因为适值会受到来自于劳动力成本的负效应和来自于税收的正效应；城市适值是由城市的经济实力、城市的生活成本和城市的平均工资水平共同决定的,城市竞争力和城市平均工资水平低的城市,只要生活成本也低,一样可以拥有较高的城市适值。比起那些平均工资水平高、城市经济实力强、但是生活成本较高的城市来说,更适合人们工作和居住。通过2008年中国33个主要城市的数据进行计算发现：尽管一些城市的工资和城市质量得分不是很高,但是由于城市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城市的适值反而会比较高,比如哈尔滨、乌鲁木齐、长春和海口等。相反一些城市的工资水平较高,城市质量得分也不低,但是由于生活成本较高,城市的适值就比想象中的要低,比如广州、南京和杭州等。通过将武汉和长沙城市适值的对比,得出了武汉在人口的空间集聚上存在的薄弱点主要是：城市的经济实力不高,消费水平较高而工资水平较低。（5）通过对武汉城市圈产业的区位商和武汉城市圈9城市工业VDI指数的计算,得出武汉城市圈产业的地理集中度和产业的纵向垂直集中度,其结果都明显低于中国的平均水平。武汉产业纵向集中度较高的是医药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行业,其它产业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产业纵向分离。这表明武汉作为“1+8”城市圈的中心城市,在大部分行业中还没形成良好的产业链,产业上下游之间的联系不够。（6）根据武汉城市圈2009年的数据,计算了武汉城市圈的空间城市流强度,结果表明：武汉对武汉城市圈中其它城市的吸引力占有绝对优势,城市圈中的人才、技术、信息和资金主要流向武汉,使武汉具有强大的科技研发和创新能力。但是通过对比武汉和其它城市圈中心城市的城市流强度发现,武汉在吸引城市圈的人才技术、信息和资金的同时,又因为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更强大的城市流强度而流失,这是武汉科技创新能力比较强,但是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不够的主要原因。（7）基于武汉市1995年至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了武汉市近年来服务业的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相互关系。由于数据满足I（O）过程序列平稳,对其进行了Granger因果检验,在0.05的置信区间上接受了LnUrba不是LnServ的因,拒绝了LnServ不是LnUrba的因的假设,结果表明,服务业发展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Granger因,城市化水平提高不是服务业发展的Granger因。武汉市在1995年至2009年期间,服务业发展带动了武汉市的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反过来武汉市的城市化不是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主要原因。计量结论解释如下：由于服务业的发展,吸引了更多的人口进入武汉市,是武汉市近年来城市化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进入武汉市的就业人口大多数并没有进入服务业部门,更没有带动武汉服务业的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反过来带动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8）基于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指标体系,通过工业化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模型,以2007年和2008年武汉城市圈及其9城市的28项指标数据,进行工业化与城市化和生态环境耦合模式判别,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整体工业化与城市化和生态环境属于耦合协调区；除潜江外,其它8城市工业化与城市化和生态环境属于耦合协调区；潜江工业化与城市化和生态环境在ε取值0.01的情况下属于基本耦合协调区。

论文目录

•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3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框架
• 2 工业化与城市化特征和影响因素
• 2.1 工业化特征和影响因素
• 2.2 城市化特征和影响因素
• 2.3 发达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模式
• 2.4 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模式的探索
• 3 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指标体系
• 3.1 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 3.2 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影响因素
• 3.3 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指标体系的建立
• 4 武汉城市圈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建设的现状与差距
• 4.1 武汉城市圈基本情况分析
• 4.2 武汉城市圈空间集聚分析
• 4.3 武汉城市圈科技创新分析
• 4.4 武汉城市圈节能减排分析
• 5 推进武汉城市圈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对策与建议
• 5.1 发挥人口和产业空间集聚的规模效应
• 5.2 科技进步是武汉城市圈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
• 5.3 调整产业结构,保护生态环境,实现节能减排
• 6 结语
• 6.1 主要结论
• 6.2 尚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