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严歌苓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海外华人女作家,1979年开始文学创作,1989年赴美留学,现定居美国。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异域,二十九年里严歌苓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迄今为止,她创作了十部长篇小说,五十多部中短篇小说。她的多部小说频频获得中国内地、台湾、美国等地的文学大奖,引起了评论界极大的关注。海外华人女性写作是异质文化语境中少数族裔的女性写作,第三世界公民和女性的双重“他者”身份为海外华人女性写作赋予了独特的魅力和意义。严歌苓的小说注重挖掘女性身上的雌性内涵,以“弱者不弱”的悖论颂扬女性精神,以期改变男尊女卑的父权制性别等级观念,颠覆父权制文化,憧憬对话、和谐、自由共生的生态社会。身处大洋彼岸的严歌苓用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女权主义思想,展现了女性写作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和美感。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阐述严歌苓女性写作中的“他者”形象,以及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并且对于改善人类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关系也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因此,本论文在结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严歌苓目前已经在中国大陆发表的中文小说为研究对象,结合生态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从他者生存、雌性和女性的未来——生态女性主义三个方面对严歌苓的女性写作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探讨严歌苓女性写作的意义和价值所在。第一部分阐述了严歌苓小说中的“他者”生存。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社会里,作为本体性、自主性存在的女性一直是缺席的。女性始终是作为在场的他者而存在。在严歌苓的小说中,无论是在特殊年代还是在异质文化下,父权制社会中的女性始终无法摆脱“他者”的身份和无语的状态。除此之外,严歌苓的小说中也有对西方其他弱势群体的体认。通过揭露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的“他者”生存以及对西方其他弱势群体的体认,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和统治,质疑父权制文化的性别秩序,试图改变女性受压迫的处境,颠覆菲勒斯中心主义文化。第二部分阐述严歌苓小说中的“雌性”主题。通过对雌性的最高层体现——母性、性与爱、雌性的自由绽放三个方面的论述,表现严歌苓独特的女性体验以及生态女性主义的立场。严歌苓颠覆了父权制文化强加于雌性的贬义,赋予了雌性丰富的内涵。雌性不仅体现了女性生物性的本能,更是一种强大、无私、自由绽放的精神力量。雌性的最高体现是母性。母性的无私、善良和宽容使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成为弱者和输者,她们的善良可以被人任意践踏,而她们对践踏者毫无怨愤,只有怜悯。严歌苓认为,“弱者”和“输者”仅仅是父权制社会对于她们歪曲的评价,她们的善良、无私和宽容则使她们达到了人格的完善,她们对践踏她们的人所怀有的女神般的怜悯和体恤使她们优越、强大。这种雌性也体现在性欲的本能扩张与对爱情的忠贞不渝。雌性作为人性中最为原始本真的一部分出现,是女人身上固有的品质,因此,雌性的被压抑和被扭曲通常隐含着人性的缺失,相反,雌性的自由绽放,是体现女人完美人性的最佳方式。第三部分阐述了女性的未来。严歌苓通过她的书写,揭示了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的“他者”生存状态,颠覆了父权制男强女弱的两性关系,她的书写是对经典哲学思维方式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严歌苓通过颂扬雌性,“回归女神”,憧憬以一种和谐、多元、宽容的生态女性文化替代杀戮、剥削、霸权的男性文化。走向生态女性主义,人类的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就能得到缓解,女性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这才是女性所憧憬和期盼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