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美国对西部的开发看我国西部大开发（论文文献综述）
王秀芳[1]（2021）在《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从莫尔、圣西门、傅里叶,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飞跃,但是从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到苏东剧变的发生,也充分表征了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纵观社会主义走过的五百年历程,其中不乏思想家、政治家为此所提出的真知灼见,但是以科学家视角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理论却少之又少。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钱学森创立的,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观点和主张。这一学说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系统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为方法支撑,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以促进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协调发展和高效管理为重点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钱学森晚年学术思想的精华。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是一个内容极其广泛的理论学说,本论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指导下,以《钱学森书信》及其补编（15卷）以及《钱学森文集》（6卷）等为主要文本依据,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多种方法,从广泛分散在书信、文集、讲话中提取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观点,在全面展现这一宝贵精神财富的真实面貌基础上,对这一理论进行概括总结、演绎分析。钱学森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规划主张始终围绕着三个问题进行:如何实现现代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内部各系统互相服务的问题。世界社会形态和三次社会革命观点,不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学说,深刻揭示了中国与世界发展的不同步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钱学森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进行了深入探索。四大领域九大建设主张对于新时代五位一体建设、教育发展和国防建设,尤其是对于创建健康中国、绿色中国、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等有重要启示与借鉴价值。社会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倡导,对于推进信息革命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从任务能力型到系统效能型转变有重要意义。虽然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不是尽善尽美的理论学说,但至少为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方法、一种路径,而且经过实践的检验,其中的诸多理论学说已经得到了认可并被付诸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虽说其中的有些观点、理论尚存在争议,但依然不能掩盖这一思想所散发的光芒。
吕慧娜[2]（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李杰[3]（2020）在《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文中认为“对口支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基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地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发展水平存在的较大差距,以及地区之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互补性的客观实际,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于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实施并不断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政策、制度。对口支援的实施,在控制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及其破解、“一带一路”的实施与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进行和发力,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为对口支援的创新、完善以及全方位、深层次的有效实施,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提供了新导向和新路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以《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为题,在充分借鉴现有理论成果及其观点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府际关系理论和政策网络理论,经济学区域发展理论以及民族学民族发展理论,展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通过梳理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发展历程、基本类型及其推广应用,明确对口支援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民族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探寻对口支援的价值目标、意图以及功能、作用,并对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绩效进行检视。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政策在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功能和作用。同时,存在着造血功能不足、援助效率不高以及制度激励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一些因素使然:既有政策因素的影响,没有使多元主体形成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以及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又受任务设定的制约,诸如任务扩界、任务累加、任务分配、路径依赖以及利益博弈导致的目标分歧等;还有环境条件的约束,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环境独特以及国际环境条件复杂,等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决定了问题解决的方式及其路径。对口支援中存在的问题,是由政策因素、任务设定以及环境条件等因素所致,这就决定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遵循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等基本原则,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以及探寻其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首先,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包括:一是对口支援目标机制,全面认识对口支援政策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强化“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以及产业支援要帮扶受援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对口支援动力机制,实现“互惠共赢”的利益分享、鼓励援助的“利益补偿”以及强化有关主体“利益共同体”意识等。三是对口支援约束机制,完善相关法律约束制度、建立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以及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等。四是对口支援协调机制,发挥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协调功能、坚持“科学规划”的工作方针以及建立健全“政府——市场——社会”统筹协调机制等。其次,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选择。一是紧紧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加大对口支援的力度和有效性,破解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二是充分借力“一带一路”的实施和推进,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在两个“互联互通”中发挥对口支援的政策功能和作用。三是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围绕人力资源开发,加大教育、卫生、文化对口支援力度;深化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改善投资环境;通过“双向交流”、干部支援、在职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强西部人才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四是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对口支援中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建设的现代化: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且有效发挥制度效能,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提升地方政府能力,促进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良性互动,提高行政效能,优化资源配置。
丁宇[4]（2021）在《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文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山地国家,山地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74.8%,山区人口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5%,山区GDP仅为全国的30%左右。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是影响全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总体走向的重要因素,决定着全国区域发展基本格局的根本改善。自工业化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始终面临着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方式与合理空间组织的挑战。但是,在地理开发条件的限制下,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效益的改善和提升极为迟缓,以致我国西部内陆山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发展理念和城镇化路径的转变成为山地可持续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由于地理环境差异而造成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从美国“锈带（Rust Belt）”的治理到中国西部内陆地区的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均反映出同样的现实需求:怎样依据“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的原则,突破地理开发条件的制约,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环境的根本改善。这一问题不仅是现代经济学发展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而且更是现代国家治理必须直面的一项重大挑战。本文以我国西南地区为研究对象,研究资源环境基础、地理开发条件和社会发展需求三者对山地城镇化发育的影响,评价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条件对人口、经济要素集聚及城镇空间发育的作用机制,揭示影响山地城镇经济运行效益最大化的关键制约要素,为探索山地城镇化合理的发展路径、化解我国现代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矛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论文的研究成果表明:第一,山地城镇化是西部地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建国以来,我国山地现代城镇化起步较晚,与东部地区相比,一方面由于以传统二三产业为主的经济城镇化发育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发育;另一方面由于城镇自身产业结构演进失衡,社会生产创新能力不足,结果导致山地城镇化发育水平长期滞后。只有通过山地工业化和城镇化两者演进的有序和良性互动,建立适宜当地资源环境开发的城镇集聚经济活动空间组织体系,才是解决区域之间及区域内部多层次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西部山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有效手段和基本途径。第二,山地的特殊地理开发条件是实现当地资源环境大规模工业化开发效益最大化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广度和深度持续扩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生产要素流动和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越来越突出。但因人口过快增长和开发方式粗放,山区的人地关系已进入相对紧张阶段,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在地理开发条件的限制作用下,居高不下的资本投入和运行维护成本使得交通基础设施无法承受传统资源性产品社会生产及其空间集聚活动的增长压力,以致赶超式大一统开发模式难以为继。第三,低运价比和绿色环保的社会商品生产体系建设是改善和提升山地城镇经济运行效率的有效路径。在改善山区劣势的地理环境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要实现山地资源开发价值最大化还需通过经济内外在发展要素的有效联动。换言之,西部山区转型发展亟需从山地工业化、运输化和城镇化三大系统的合理时空协调中寻求出路。坚持产业生态化,建立以特色终端产品制造为中心的社会生产体系,培育多功能支撑、多元化推进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此满足日益多样化的资源开发与市场发育需求,实现山地经济发展有效性和持续性的全面提升。第四,政府主导的长期“输血型”发展模式不能解决山区发展潜能激活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证研究及案例分析表明,现代山地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从山地资源环境开发的实际条件出发寻求地域环境有别、发展方式多样化的发展战略。只有选对山地城镇化的合理路径,才有可能超越社会生产投入成本（运输和环境成本）的约束,改变生活方式进而改变生产方式,从而形成市场主导的内生式发展机制,真正实现效益与公平有机结合原则下国家区域协调发展从“被动输血”方式向“主动造血”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本文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构建“自然地形、交通运输与山地城镇化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基于资源环境基础与地理开发条件综合评价,分析复杂地理环境下交通运输对山地城镇经济运行的影响,进而揭示山地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三者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规律,以此把握决定西部山区人地关系的内在协调机理,为山地城镇化路径选择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二是依据我国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及其压力的测算,确定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强度及总体特征,以此判断未来区域资源环境保障体系建设的基本走向与生态文明发展的目标选择;三是改进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验证了地理环境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揭示出西部内陆山区社会生产投入成本居高不下的成因,从而确定城镇化发展模式个性化选择的必然;四是基于我国山地工业化时期的人地关系特征,探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修改的合理性,提出了适合山地城镇化的路径及对策建议。
高军[5]（2019）在《要素空间配置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是,由于市场化改革和日益扩大的对外开放,以及特定时期下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生产要素大量向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形成了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中心”、中西部地区为“外围”的经济地理格局,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习近平同志在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重新定义,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将是新时代我国所面临的重要挑战。运用政治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生产要素空间配置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影响的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历史和现状的分析,采用空间计量和系统GMM等计量方法,通过对我国生产要素空间配置的规模和效率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关系开展实证研究,探讨我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机制、规律和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如何优化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以推动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提出可供参考的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生产要素具有空间集聚效应和空间扩散效应,在生产要素的集聚和扩散过程中,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规模和空间配置效率,对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在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市场竞争中形成了生产价格,使得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如果哪一个部门、行业或地区的利润率高于平均水平,经济状况出现了不平衡,资本就会持续流向那个部门、行业或地区,使得资本的利润在部门、行业和地区之间平均化,从而使经济恢复平衡。在社会主义市场竞争中,资本运行也遵循同样的规律,资本总是会或快或慢地流向收益水平高的地区,并带动着劳动力等要素一起流动。正是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本文通过运用数理模型推导,对资本和劳动力的空间流动规模及配置效率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关系开展实证研究,分析我国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及其影响。当一个地区的要素收益率提高即要素配置效率提高时,要素就会在该地区聚集从而推动产业的集聚和发展,形成要素的集聚效应。但是,当该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要素收益率的递减,于是,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就会向其他地区流动,形成要素的空间扩散效应。在要素的空间集聚和扩散过程中,会造成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当要素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了合理而自由的流动,要素在各个地区都能达到较高的配置效率时,就可以在较高水平上实现区域经济新的平衡发展。这就是要素空间配置影响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机理。（2）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实现高速增长,同我国政府相继实施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政府在推动农村改革的基础上,实施了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放优先发展的战略,使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聚集,形成了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为“中心”、中西部地区为“外围”的经济地理空间格局。其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针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带来的种种问题,我国政府从本世纪初开始采取“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措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通过对我国2000-2015年间各省区市经济总量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各省区市之间经济总量的绝对差距在持续扩大。但从我国各省区市经济总量的相对差距来看,从2006年开始出现了从发散到收敛的转变,这种转变呈现出先加速收敛,其后收敛速度较为缓慢的特征。到了 2013-2015年,各省区市经济总量的相对差距基本保持稳定,说明我国区域经济开始步入平衡发展的轨道。（3）我国区域经济从不平衡发展转向平衡发展,同要素空间配置的规模和效率密切相关。本文以2000-2015年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对要素空间配置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发现:首先,从要素空间配置的规模看,2004年东部地区开始呈现持续的资本净流出,中部地区资本从净流出转为净流入且增幅较大,西部地区从2006年开始资本从净流出转为净流入。2009年后中西部地区呈现稳定的资本净流入态势,而东部地区在2009年之后资本持续净流出。在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方面,东部地区在2009年之前呈现劳动力持续大规模的净流入,之后其流入规模出现大幅的下降,而中部地区在经历了长期的劳动力净流出之后,于2012年开始劳动力流出数量持续减少,到2015年流出与流入劳动力数量基本持平;西部地区从2009年开始劳动力流出数量开始减少,到2012年开始出现少量的劳动力净流入。从要素空间配置效率来看,东部多数省份的要素配置效率较高,中部和西部地区除安徽、湖北、湖南、云南、四川和重庆外的多数省份效率较低,其中青海、甘肃、宁夏和贵州等西部省份的效率值始终位居最低水平。从要素空间配置效率来看,其对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有着显着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或空间溢出效应,也就是说要素空间配置对我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4）既然要素空间配置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需要研究影响要素空间配置的主要因素和改善及优化要素空间配置,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需采取的对策措施。本文通过对影响我国要素空间配置主要因素的实证分析,认为我国市场竞争的不充分,要素市场的不完善,产业结构不合理,区域之间的贸易障碍,以及垄断和政府干预不当等,是造成要素空间配置效率低的主要因素;而界定政府职能、引进和利用外资、扩大对外贸易,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开发及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则对要素空间优化配置起着较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为加大生产要素的空间可流动性,实现要素空间配置的优化,应采取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大要素市场改革的力度、正确界定和发挥政府职能、消除区域壁垒、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开发,加强引进利用外资,扩大对外贸易,加强对外投资的管理,加强法律制度建设等对策措施,以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的平衡、协调、健康及可持续发展。
冯雪芬[6]（2018）在《从国外欠发达地区发展经验看我国西部大开发》文中研究说明一个国家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走向。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西部地区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与发达地区尤其是在经济方面的差距仍较大。作为目前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缩小西部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关系到国家的整体协调发展。对照国外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状况,借鉴其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进行开发和研究意义重大。
李嘉莹,刘国华[7]（2017）在《中美西部大开发时期公共关系方式的比较》文中研究说明中美两国西部大开发进程中的公共关系在传播、形象塑造、舆论引导以及关系建立和管理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国情、时代和文化等方面的不同,中美两国西部大开发公共关系活动呈现各自不同特点。从西部大开发背景、公共关系推动力、公共关系方式等角度,对中美两国西部大开发中的公共关系进行对比,阐释中美西部大开发公共关系活动的各自特点,探讨中美西部大开发公共关系活动的长处和不足,总结两国的经验,为中国西部大开发第2阶段和第3阶段提供参考。
倪浩[8]（2015）在《西部大开发财税政策的效应分析及调整对策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全面设计改革开放的各项公共政策,对区域发展战略进行了大幅调整,加快实施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为重点、追求经济效益为目标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但同时也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西部地区的发展成为力求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瓶颈和关键。深入实施和推进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属于国家区域公共政策制度,也是长期浩大的系统工程,西部大开发财税政策作为配套的公共经济政策,是西部大开发战略部署和公共政策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大开发财税政策所包含的内容及其执行的情况、所带来的效应及其评价、所存在的缺陷及其成因、所需要的优化调整及其制度设计都有待进行梳理、分析、研究和总结。本文在对西部大开发财税政策所应发挥的功能和执行情况汇总梳理的基础上,对西部大开发财税政策的政策效应进行了评估分析,通过效应分析,政府在市场主导前提下加大财政投入和税收优惠的政策制度安排使得西部大开发地区经济社会有了较快发展,东西部地区之间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得以控制,以增长率为标志的相对差距有所缩小。但由于历史原因及部分财税政策并不适合西部大开发的需要,东西部地区的绝对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经本文研究分析,原有的西部大开发财税政策存在很多现实困难和运行缺陷,需要进行优化和调整,财税政策的研究探索远未终止,需要从理论上深入探讨可行路径,根据西部地区特点和不同发展阶段要求,构建更加系统、完善的更有利于促进西部地区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本文在对西部大开发财税政策进行效应评价和政策缺陷的成因分析的基础上,从目标模式和路径选择上提出了西部大开发财税政策的优化对策和制度设计,提出西部大开发应遵循目标、法治、长期、系统和比较优势的原则,并在理论上设计修正了原来存在缺陷的财税政策,并创新或借鉴了其他经济政策工具,形成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特殊辅助政策有机统一的西部大开发财税政策体系,为西部大开发顶层设计的决策提供了参考,也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提供了建议。
李树泉,谢文雄[9]（2014）在《西部大开发十年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说明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总揽全局,在分析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基础上,为改变中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局面,进一步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和实施,西部大开发的相关课题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受到持续关注,并产生了一批有见解的成果。综观十余年西部大开发的研究,大体呈现两个特点:一是持续性,即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后就受到学者的关注;二是两头热,即西
韦伟[10]（2013）在《中美西部开发中政府作用的比较研究》文中提出西部大开发是我国世纪之交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新世纪中国政府的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前景,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美国曾经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从19世纪初开始西进运动,走上了拓荒西部、开发西部、发展西部的道路,通过成功的西部开发,为美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西部开发的成功,就不可能有现在全面繁荣的美国。在这个开发西部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工具,就西部开发而言,可供指导的理论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梯度理论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尤其是后者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又包括增长极理论、点轴开发理论、网络开发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们分析中美两国的西部开发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中国历代统治者,在国力许可的情况下,都会致力于西部地区的建设与巩固。但是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始终未能达成美国那样的成就。尤其是到了近代以来,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已经大大落后于东部地区。在我国近代与现代史上,曾经出现过若干次政府主导下的西部开发的热潮,但都未能促成西部经济持续发展,更未解决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区域经济开发史上,中、美两国的西部开发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注意。本文就中、美两国的西部开发进行横向比较,从政府这个层面作为切入点,抽丝剥茧分析两国政府的异同点,对于厘清我国西部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全面提高理性认识,开阔视野,从而走出一条既借鉴西部开发的国际经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西部大开发之路,具有重要的意义。中美两国国情不同,但是政府在各自西部开发过程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对基础设施建设和移民的重视程度上,存在着许多共同点。但是两国政府更多的是不同点,这些差异性因素包括政府开发自然资源的不同方式、政府对外政策的差异、开发主体的差异、体制上的区别以及对文化影响的不同。由于两国国情不同,存在的这些差异对于两国西部开发的路径选择产生了直接影响。从美国西部开发史来看,政府在推动西部开发过程中有宝贵的经验,重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政府推出优惠政策,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取得了显着的效果。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其开发过程中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诸如环境问题、基建中的浪费、城镇的盲目建设等,这值得我们参考并引以为鉴。在中国现阶段的西部开发过程中,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有助于我们避免重走弯路,对于我国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西部开发之路将起到促进作用。
二、从美国对西部的开发看我国西部大开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美国对西部的开发看我国西部大开发（论文提纲范文）
（1）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意义、不足 |
| 第一章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发展轨迹 |
| 第一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逻辑 |
| 一、资本主义的入侵催生了近代国家观念和科技救国思潮的产生 |
| 二、二十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
| 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 |
| 第二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与影响因素 |
| 一、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 |
| 二、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形成过程 |
| 一、萌生阶段(1930-1955):在救国思想主导下,初步接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努力掌握专业知识 |
| 二、发展阶段(1956-1981):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系统工程思想逐步成熟 |
| 三、成熟阶段(1982-1996):在邓小平理论的影响下,开始用社会工程思想思考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
| 四、完善阶段(1997-2009):在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影响下,以“钱学森之问”为标志继续思考国家重点领域的发展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钱学森关于时代发展特征的分析 |
| 第一节 对时代发展特征的把握分析(一):“科学技术”视角 |
| 一、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不断发展 |
| 二、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呈现“大科学”发展态势 |
| 三、把握产业革命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发展 |
| 第二节 时代发展特征的把握分析(二):“世界社会形态”视角 |
| 一、世界社会形态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信息革命时代的阶段性特征 |
| 二、信息化、差异化、资本化是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 |
| 三、钱学森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解读 |
| 第三节 对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重大任务的认识 |
| 一、第一次社会革命奠定了当前中国发展的制度优势、思想优势 |
| 二、第二次社会革命亟需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协调发展的问题 |
| 三、主动为第三次社会革命作准备 |
| 第四节 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战略对策 |
| 一、 “时代差”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 |
| 二、科技立国重要性日益凸显 |
| 三、用系统视角分析时代问题 |
| 第五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总体内容 |
| 一、基本理念与创新主张 |
| 二、方法支撑和具体运用 |
| 三、主要框架及基本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钱学森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 一、瞄准新兴产业革命推动国家产业不断升级 |
| 二、加强三大经济学研究助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
| 三、运用系统工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 |
| 四、创造性地提出人民体质建设主张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一):大力开展“科技经济建设” |
| 一、科技是21 世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核心 |
| 二、发挥社会主义国家优势大力推进科技经济建设 |
| 三、建设主动型“宏观控、微观放”的科技经济管理体制 |
| 四、依靠伦理、管理、法理规约科技经济行为 |
| 第三节 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二):重视发展“人民体质建设” |
| 一、从整体的角度规划人民体质建设 |
| 二、深入研究人体科学 |
| 三、推进医学改革 |
| 四、关心重视老龄人口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 一、钱学森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及必要性 |
| 二、钱学森论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
| 三、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思想建设是“主观表现” |
| 一、思想指导: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 |
| 二、 理论研究:思维科学、系统科学、社会科学加行为科学是关键 |
| 三、技术手段:思想政治社会工程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客观表现” |
| 一、 “中国文化是强大的国力” |
| 二、传统文化的扬弃主张 |
| 三、建设21 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
| 四、21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钱学森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 一、较早进行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研究 |
| 二、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主张 |
| 三、主张建立行政科学理论体系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一):政体建设 |
| 一、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看法与主张 |
| 二、行政机构必须因时因事进行调整 |
| 三、建立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行政工作体系 |
| 四、总体设计部:现代国家智库建设的雏形 |
| 五、中央科学技术委员会:加强科学技术的综合管理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二):法律建设 |
| 一、法治以实现对社会和国家的最佳治理为目的 |
| 二、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系统工程 |
| 三、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系统工程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三):民主制度建设 |
| 一、为完善基本民主制度献计献策 |
| 二、探索落实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路径 |
| 三、开展人民政协学研究助力协商民主 |
| 第五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四):党的建设 |
| 一、钱学森对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建议和主张 |
| 二、钱学森关于领导科学及领导干部的培养主张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钱学森关于地理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钱学森提出地理建设的过程及基本主张 |
| 一、钱学森提出地理建设的过程 |
| 二、地理建设的主要内涵 |
| 三、地理建设的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基础设施建设:国土工程 |
| 一、把交通建设作为地理建设之本 |
| 二、在“尊重”和“创造”基础上开展水利建设 |
| 三、发展沙产业、林产业、草产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 |
| 四、加快现代城市建设 |
| 五、推进重点地区发展 |
| 第三节 地理建设(二):生态环境保护 |
| 一、国家再生资源委员会:规划资源回收利用 |
| 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
| 三、灾害学研究:科学防治自然灾害 |
| 四、城市学研究:山水城市发展主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钱学森关于教育、科技、外交、国防发展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加快教育事业发展 |
| 一、教育是第一位的大事 |
| 二、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 |
| 三、进行全面的教育改革 |
| 四、开展大成智慧教育 |
| 第二节 推动科学技术发展 |
| 一、党要不断提升科技领导力 |
| 二、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 |
| 三、面向群众开展科普宣传 |
| 第三节 积极践行和平外交政策 |
| 一、平等是外交的基础 |
| 二、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
| 三、贯彻世界范围内的群众路线 |
| 四、大力维护国家安全 |
| 第四节 推进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 |
| 一、认真研究21世纪国防建设重点问题 |
| 二、加强战略战术运用确保打赢现代战争 |
| 三、顺应国际军事变革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总体评价与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贡献 |
| 一、以系统理论创新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问题 |
| 二、深入阐明了科学技术推动国家进步发展的作用机理 |
| 三、为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的难点和热点献计献策 |
| 四、解读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的某些重要论断和观点 |
| 五、提出并尝试破解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发展问题 |
| 第二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特点 |
| 一、科学家的理想性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
| 二、技术方法的科学性与具体场景的适用性 |
| 三、学理上的逻辑性与实践中的有限性 |
| 第三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评价 |
| 一、性质上:它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阶段性:它是还不成熟、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
| 三、实践上: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
| 第四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教育启示 |
| 一、树立求真求实态度,认真研究国家发展中的各类问题 |
| 二、汲取人物思想智慧,助力推动思政教育创新发展 |
| 三、注重资源开发利用,挖掘展现先进群体精神风貌 |
| 四、贯彻立德树人方针,实现高等教育道德性与知识性逻辑的统一 |
| 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强化科学家队伍的国家观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 一、援助的内涵 |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 一、援助对象 |
| 二、援助方式 |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 一、成文法层面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欧盟 |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R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梳理与述评 |
| 一、文献梳理 |
| 二、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研究准备: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基本认识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对口支援 |
| 二、西部民族地区 |
| 三、府际关系 |
| 四、财政转移支付 |
| 第二节 理论资源准备 |
| 一、区域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二、府际关系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三、政策网络理论及其适用性 |
| 四、民族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第三节 对对口支援的科学认识 |
| 一、政策地位:对口支援已是事实上的国家战略 |
| 二、政策价值:对口支援是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 |
| 三、政策本质:对口支援是地方政府间的帮扶与合作 |
| 四、实施结果:对口支援使中央实现对地方治理的嵌入 |
| 第三章 历史考察: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化历程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的历史图卷 |
| 一、孕育与萌芽阶段 |
| 二、提出与实施阶段 |
| 三、发展与检验阶段 |
| 四、完善与提高阶段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重心的转换 |
| 一、重政治功能、轻经济功能 |
| 二、重经济功能、轻政治功能 |
| 三、政治、经济、社会功能并重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意图 |
| 一、维护边疆稳定 |
| 二、培育市场经济 |
| 三、协调区域发展 |
| 四、促进民族发展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拓展 |
| 一、重大工程建设 |
| 二、重大灾害救助 |
| 三、东西扶贫开发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
| 第四章 制度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文本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法律依据 |
| 二、对口支援的行政依据 |
| 三、对口支援的政策配套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主体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主体结构 |
| 二、对口支援政策中的府际关系 |
| 三、对口支援政策中主体利益的实现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的运行机制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动力机制 |
| 二、对口支援的工作机制 |
| 三、对口支援的协调机制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政策的功能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现实功能 |
| 二、对口支援的根本功能 |
| 三、对口支援的价值功能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制度的可能性 |
| 第五章 实践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绩效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状况 |
| 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作概况 |
| 二、对口援疆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三、对口援藏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对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一、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三、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
| 一、造血功能不足:受援地自主发展能力不强 |
| 二、援助效率低下:资金的投入——产出比不高 |
| 三、制度激励不足:支援方的援助积极性不高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实践的现实需求 |
| 第六章 制约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绩效的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政策因素: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制度不完备 |
| 一、政策主体:没有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 |
| 二、运行机制: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 |
| 三、政策工具:没有形成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 |
| 第二节 任务设定: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任务繁杂 |
| 一、任务扩界:政策实践不能承受的“任务之重” |
| 二、任务累加:支援方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 |
| 三、任务分配:结对关系固化造成“厚此薄彼” |
| 四、路径依赖:对口支援使中央“责任感下降” |
| 五、目标分歧:利益博弈导致工作“敷衍了事” |
| 第三节 环境约束: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复杂 |
| 一、政治环境: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 |
| 二、经济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
| 三、社会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独特 |
| 四、国际环境:西部民族地区国际背景复杂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七章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与路径优化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基本原则 |
| 一、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 |
| 二、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 |
| 三、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 |
| 四、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 |
| 一、构建合理的对口支援目标机制 |
| 二、构建有效的对口支援动力机制 |
| 三、构建严格的对口支援约束机制 |
| 四、构建完善的对口支援协调机制 |
| 第三节 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优化 |
| 一、新背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
| 二、新机遇:借力“一带一路”倡议 |
| 三、新定位: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 |
| 四、新路径:走“现代化治理”之路 |
| 结语 |
| 一、本项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本项研究的特色与创新 |
| 三、本项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有限理性假设下对口支援府际关系的动态演化 |
| 附录二:基于“合成控制法”对援藏、援疆工作经济性产出的测算 |
| 附录三:对口援藏重大项目情况 |
（4）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1 问题的提出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基本概念 |
| 1.3.2 研究范围 |
| 1.3.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技术路线 |
| 2 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及研究综述 |
| 2.1 相关理论 |
| 2.1.1 区位理论与集聚经济 |
| 2.1.2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1.3 新经济地理空间集聚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理论 |
| 2.2 相关研究 |
| 2.2.1 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 |
| 2.2.2 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 |
| 2.2.3 促进山区发展的对策研究 |
| 2.2.4 研究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3 自然地形、交通运输与山地城镇化作用机制 |
| 3.1 经济基础与山地城镇化的关系 |
| 3.1.1 区域经济发展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1.2 区域发展战略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2 自然地形与山地城镇化的关系 |
| 3.2.1 山地地理环境的主要特征 |
| 3.2.2 自然地形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3 交通运输与城镇化相互作用机制 |
| 3.3.1 交通运输对城镇化的影响 |
| 3.3.2 城镇化对交通运输的影响 |
| 3.4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作用机制 |
| 3.4.1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 |
| 3.4.2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演变 |
| 3.5 本章小结 |
| 4 西南地区经济基础与山地城镇化发育特征分析 |
| 4.1 经济基础综合测度 |
| 4.1.1 经济发展历程 |
| 4.1.2 工业化发展阶段 |
| 4.1.3 竞争能力测度 |
| 4.1.4 影响因素分析 |
| 4.2 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 |
| 4.2.1 人口城镇化 |
| 4.2.2 经济城镇化 |
| 4.2.3 整体城镇化 |
| 4.2.4 城镇空间拓展 |
| 4.3 城镇等级结构变化分析 |
| 4.3.1 人口规模等级结构 |
| 4.3.2 城市经济等级结构 |
| 4.3.3 城市空间等级结构 |
| 4.3.4 城市消费等级结构 |
| 4.3.5 城市职能和类型多样化 |
| 4.4 本章小结 |
| 5 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及压力评价 |
| 5.1 资源环境要素构成及特征 |
| 5.1.1 资源环境要素构成 |
| 5.1.2 资源环境本底特征 |
| 5.2 资源环境要素供需状态评价 |
| 5.2.1 土地资源 |
| 5.2.2 淡水资源 |
| 5.2.3 矿产与能源 |
| 5.2.4 森林与草地资源 |
| 5.2.5 资源开发压力评价 |
| 5.3 资源环境开发对城镇化影响评价 |
| 5.3.1 “地—地”关系评价 |
| 5.3.2 “人—地”关系评价 |
| 5.3.3 资源开发的负面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6 交通运输对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1 交通运输主要特征 |
| 6.1.1 运输网络发展 |
| 6.1.2 专业化程度 |
| 6.1.3 运输距离 |
| 6.1.4 运输成本 |
| 6.1.5 运输能耗 |
| 6.2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的测度 |
| 6.2.1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
| 6.2.2 平稳性及协整检验 |
| 6.2.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6.2.4 VAR模型的估计及脉冲分析 |
| 6.3 交通运输对山地城镇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实证模型选择 |
| 6.3.2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6.3.3 实证过程及实证结果 |
| 6.3.4 基于实证结果的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我国山地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与对策建议 |
| 7.1 山地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困境 |
| 7.1.1 对区域发展差异与不平衡问题的再认识 |
| 7.1.2 对效率与公平抉择问题的再认识 |
| 7.2 国内外典型案例研究 |
| 7.2.1 瑞士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 |
| 7.2.2 贵州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 |
| 7.3 山地城镇化发展思路与措施 |
| 7.3.1 总体发展思路 |
| 7.3.2 发展路径选择 |
| 7.3.3 主要措施及建议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要素空间配置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二、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决定因素研究的回顾 |
| 三、中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问题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可能的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国外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马克思的资本理论 |
| 第二节 要素空间配置的主要理论观点 |
| 一、劳动空间流动的“核心—边缘”理论 |
| 二、资本空间流动的“战斧”理论 |
| 三、企业家空间迁移的拟“核心—边缘”理论 |
| 第三节 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相关理论 |
| 一、佩鲁的增长极理论 |
| 二、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 |
| 三、区域经济发展的倒“U”型理论 |
| 四、比较优势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 |
| 五、简要的评述 |
| 第四节 国外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
| 一、美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经验 |
| 二、欧盟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经验 |
| 三、日本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经验 |
| 四、国外经验的启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要素空间配置影响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机理 |
| 第一节 要素空间集聚效应与空间扩散效应 |
| 一、要素空间集聚效应 |
| 二、要素空间扩散效应 |
| 第二节 资本空间配置影响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机理 |
| 第三节 劳动力空间配置影响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机理 |
| 第四节 要素空间配置效率影响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机理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要素空间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 |
| 第一节 1949-1978年以生产力布局为重点的平衡发展时期 |
| 一、“一五”时期 |
| 二、“大跃进”时期 |
| 三、“三线建设”时期 |
| 第二节 1978-2000年以效率优先为指向的非均衡发展时期 |
| 一、建立经济特区 |
| 二、确定沿海开放城市 |
| 三、设立沿海经济开放区 |
| 四、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评价 |
| 第三节 2000年至今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时期 |
| 一、“西部大开发”战略 |
| 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战略 |
| 三、“中部崛起”战略 |
| 四、“4+3”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战略 |
| 五、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效应评价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要素空间配置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要素空间配置规模对我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影响 |
| 一、资本空间流动数量的测度 |
| 二、劳动力空间流动数量的测度 |
| 三、要素配置数量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空间效应分析 |
| 第二节 要素空间配置效率对我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影响 |
| 一、我国区域要素空间配置效率的测度 |
| 二、要素空间配置效率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影响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优化要素空间配置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
| 第一节 影响我国要素空间配置的主要因素 |
| 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
| 二、地方政府干预程度 |
| 三、市场的不完全竞争 |
| 四、对外开放水平 |
| 五、技术进步 |
| 六、金融发展水平 |
| 第二节 我国要素空间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一、资本和劳动配置效率的测算与分析 |
|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三、模型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优化要素空间配置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对策建议 |
| 一、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消除要素流动障碍 |
| 二、加快供给侧改革,优化产业结构 |
| 三、转变政府经济职能,营造公平有序竞争环境 |
| 四、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 |
| 五、完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
| 六、健全法律制度,保护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合法权益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从国外欠发达地区发展经验看我国西部大开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一、国外欠发达地区发展经验与启示 |
| (一) 美国西部大开发 |
| 1. 在政策上给予优惠与扶持, 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开发 |
| 2. 对铁路建设予以重点扶持, 创造良好的西部交通条件 |
| 3. 以产业建设为突破口, 促进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 |
| (二) 日本北海道的开发 |
| 二、我国西部大开发的路径选择 |
| (一) 结合可持续发展要求,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
| (二) 寻求自然资源开发新亮点, 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 |
| (三) 加强立法管理与监督, 始终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为先 |
| (四) 加强东西部之间的合作,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
（7）中美西部大开发时期公共关系方式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1 中美西部大开发背景比较 |
| 1.1 美国西部大开发背景 |
| 1.2 中国西部大开发背景 |
| 2 中美西部大开发公共关系推动主体比较 |
| 2.1 美国西部大开发公共关系推动主体 |
| 2.2 中国西部大开发公共关系推动主体 |
| 2.3 公共关系推动主体对比 |
| 3 中美西部大开发公共关系方式比较 |
| 3.1 美国西部大开发公共关系方式 |
| 3.1.1 传播手段 |
| 3.1.2 形象塑造 |
| 3.1.3 社区关系 |
| 3.2 中国西部大开发公共关系方式 |
| 3.2.1 传播手段 |
| 3.2.2 形象塑造 |
| 3.2.3 社区关系 |
| 3.3西部大开发公共关系方式对比 |
| 4 中美西部大开发公共关系实践模式比较 |
| 4.1 美国西部大开发公共关系实践 |
| 4.2 中国西部大开发公共关系实践模式 |
| 4.3 公共关系实践模式对比 |
| 5 结语 |
（8）西部大开发财税政策的效应分析及调整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研究综述 |
| (四) 基本框架和研究思路 |
| (五) 研究方法 |
| (六) 几点说明 |
| 一、西部大开发战略与财税政策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理论分析框架 |
| 1. 区域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实践和运用 |
| 3. 区域经济政策的理论分析 |
| (二) 财税政策实施效应 |
| 1. 资源配置功能 |
| 2. 促进引导功能 |
| 3. 控制调整功能 |
| 二、西部大开发财税政策及执行情况 |
| (一) 财政政策 |
| 1. 一般性转移支付情况 |
| 2. 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
| (二) 税收政策 |
| 三、第一轮西部大开发东西部地区相对差距比较分析 |
| (一) 基础设施建设 |
| (二) 环境能源保护 |
| (三) 国民经济指标 |
| 1.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分析 |
| 2. 经济总量占比增长分析 |
| 3. 人均GDP增长分析 |
| 4. 财政收支增量分析 |
| 5. 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
| (四) 民生服务发展指标 |
| 1. 就业机会 |
| 2.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 |
| 3. 教育事业发展 |
| 4. 公共卫生建设 |
| (五) 小结 |
| 四、第一轮西部大开发东西部地区绝对差距比较分析 |
| (一) 相关指标分析 |
| 1. 经济发展差距 |
| 2. 经济结构差距 |
| 3. 人均收入差距 |
| 4. 财政收支差距 |
| 5. 城市化差距 |
| 6. 公共服务差距 |
| (二) 以云南省为样本的经济效应分析 |
| 1. 与全国对比分析 |
| 2. 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选取标本的比较分析 |
| 3. 与西部地区的选取标本的比较分析 |
| (三) 小结 |
| 五、西部大开发财税政策存在的缺陷及其原因分析 |
| (一) 政策目标导向问题 |
| 1. 西部大开发财税政策实施缺乏长期性 |
| 2. 目标定位不准确 |
| (二) 政策体制对西部而言欠缺公平 |
| 1. 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加剧地方财力分配不均 |
| 2. 保障和补偿税制缺位导致西部地区对基本要素无偿提供 |
| 3. 总部经济进一步削弱了西部大开发区域的财力 |
| 4. 产业税收差异导致税源背离 |
| (三) 现行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存在明显缺陷 |
| 1. 缺乏比较优势 |
| 2. 覆盖面过窄 |
| 3. 方式过于单一 |
| 4. 存在调节逆向 |
| 5. 缺乏针对性 |
| (四) 小结 |
| 六、“西部大开发财税政策”的优化对策及制度设计 |
| (一) 西部大开发财税政策的目标模式 |
| 1. 目标导向 |
| 2. 税收法治 |
| 3. 长期性和系统性 |
| 4. 比较优势 |
| 5. 区域普惠和多极增长结合 |
| (二) 西部大开发财税政策路径选择及制度设计 |
| 1. 财政政策方面 |
| 2. 税收政策方面 |
| 3. 针对西部的特殊财税政策 |
| (三)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西部大开发十年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演变 |
| 二、关于西部大开发如何借鉴古今中外的历史 经验 |
| 三、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意义 |
| 四、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年的评估及建议 |
（10）中美西部开发中政府作用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的回顾与评论 |
| 1.3 论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 注释 |
| 第二章 西部开发的理论探索 |
| 2.1 可持续发展论 |
| 2.2 梯度理论 |
| 2.3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注释 |
| 第三章 中美两国政府主导的西部开发 |
| 3.1 美国政府推动的西进运动 |
| 3.2 西部开发对于美国的意义 |
| 3.3 我国政府主导的西部开发史 |
| 3.4 新中国建国以来的西部开发 |
| 3.5 西部大开发10多年来的发展 |
| 注释 |
| 第四章 中美两国政府主导西部开发中共性因素的对比 |
| 4.1 中美西部开发演进历史中政府作用的比较 |
| 4.2 中美西部开发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比较 |
| 4.3 中美西部开发政府人口迁移政策的比较 |
| 注释 |
| 第五章 中美两国政府主导西部开发中差异性因素的对比 |
| 5.1 中美西部开发政府在开发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 |
| 5.2 中美西部开发政府在利用国际环境方面的比较 |
| 5.3 中美西部开发主体的比较 |
| 5.4 中美西部开发政府体制环境的比较 |
| 5.5 中美西部开发中政府对文化传统的影响比较 |
| 注释 |
| 第六章 结论 |
| 6.1 西部开发的政府思想 |
| 6.2 西部开发政府的经验 |
| 6.3 西部开发政府的经验和教训 |
| 6.4 西部开发史对当代政府的启示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从美国对西部的开发看我国西部大开发（论文参考文献）
- [1]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D]. 王秀芳. 兰州大学, 2021(09)
- [2]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3]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D]. 李杰.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4]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D]. 丁宇.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6)
- [5]要素空间配置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研究[D]. 高军. 云南大学, 2019(09)
- [6]从国外欠发达地区发展经验看我国西部大开发[J]. 冯雪芬. 济南职业学院学报, 2018(05)
- [7]中美西部大开发时期公共关系方式的比较[J]. 李嘉莹,刘国华. 上海管理科学, 2017(02)
- [8]西部大开发财税政策的效应分析及调整对策研究[D]. 倪浩. 云南大学, 2015(09)
- [9]西部大开发十年研究述评[J]. 李树泉,谢文雄. 北京党史, 2014(01)
- [10]中美西部开发中政府作用的比较研究[D]. 韦伟. 复旦大学, 20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