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话语的表述在任何时候都是敏感的指示器,它显示的不是简单的词汇变迁,而是复杂的文化变迁。这也是本论题试图研究商河鼓子秧歌这一项民俗艺术而着眼于它的表述的缘起,从而揭开话语表述背后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与文化变迁之间的关联性。研究对象的选定是基于自己对一项村落民俗艺术——商河鼓子秧歌的田野调查。这一民俗艺术原是流传在鲁北平原上的商河县及附近县域的村落里,在传统年节期间(即春节至元宵节期间)当地群众以自然村落为单位自发组织进行的,有着相对严格的活动程序和组织模式,集伞、鼓、棒、花、丑、戏于一体的大型群众性的民俗艺术活动。一支队伍少者四、五十人,多者几百人,具体花样繁多,颇有“百戏”的特点。本民俗活动最大的特点是在活动时一项都不能少的“礼数”。“闹玩”的队伍挂妆后,到家族祠庙或村庙前先跑一个场,拜神祭祖;再犒劳村里的老少爷们,跑上几场;然后到邻村去“跑村”或“串村”送上几场表演。“跑村”或“串村”的先后次序讲究礼道,有很多说法,要根据两村关系的远近亲疏来决定外出跑村的次序和必须履行的礼数。在当地人看来,“串村”表演的技术高低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整个仪式过程中一个都不能少的礼数,这才是维系两村之间友好关系的关键所在。自晚清以来,国家的主流话语加强了对这一民俗艺术的表述,非常权威地对它重新命名,并对其仪式程序、组织模式、动作节奏、意象主题等进行了场景性的想象、剪裁和重构。使得这一民俗艺术呈现了不同的名称、意象,它由村落里迎春祭祀、自娱自乐被当地的老百姓称为“闹玩”、“跑十五”的乡风民俗,成为民国时期被当地知识精英眼中的地方“陋俗”;也曾被作为翻身解放标志的“群众艺术”用于群众动员;在文革时期曾一度被称批判为“四旧”停演过;也曾被专家们尊称为“鼓子秧歌”推向舞台表演;并被舞蹈学院冠以“北方汉族男子舞蹈代表”,用于民间舞的课堂教学;随后又被国家命名为“民间艺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纳入到国家的强化保护体制中。对这一民俗艺术启用新词汇、新名称的目的不仅是为国家的文艺工作者和政府工作者们提供了方便他们表达世界观和思维习惯的有利工具,但同时也影响了其它表达方式或思想方式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讲,新词的使用排挤了老词的应用范围,也动摇了老词的合法性和独立性,一项民俗活动在被表述的过程中加速了被遗忘的流变过程。本研究就是把这一原为乡土民俗的民俗艺术放置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文化帝国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历史语境之下,考察持不同意识形态的群体是如何描述言说、命名这一民间艺术或曰象征符号和怎样借用这一符号为自己谋取资源;这一民俗艺术在人们的表述中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同时,本研究也旨在探讨商河县这一民俗艺术自清末民初以来,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伴随着乡村社会生活发生变革而变更的民俗体系中,社区的信仰、社会关系、资源分配方式及地方的权力秩序格局是如何变动,或曰,这一民俗艺术文本在被表述下的有什么回应性表述。本研究将对田野调查得来的口头传说、社会记忆、社会活动事项、各种文献书写、各种话语力量的互动和社会知识的生产机制作为文本进行文化批评分析,看这一民间艺术形式从被命名为“闹玩”,到“陋俗”、“秧歌”、“四旧”、“商河鼓子秧歌”,、“北方汉族舞蹈的代表”、“民间艺术”,最后演变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种不同表述的变迁过程,也就是把这一民俗艺术在历史文化语境下,把导致其发生变迁的动因作为文本分析,解读各种文本的内部构成和意图,分析文本产生的不同用法和意义作用的实践。探讨在国家和国际话语场景下,地方民间文化日趋边缘化的过程,国家现代话语和地方性民间知识的互动,并给以历史人类学的讨论。因此,本研究的分析方法既有对这一民俗的实地田野,又要对所有对这一民俗文艺活动相关的学术著作、文学作品、新闻报道、政论、县志等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作为话语文本,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场景中进行分析。在此,文本是在一定的场景下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各种话语表述、书写改编、意义的操纵及活动事件等。因此,本研究对这一民俗文本的分析重点不只是放在对这一民俗文艺的自然描述上,也放在作为表述的表述上,看表述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论文在结构上分为七大部分,导论“一项民俗艺术的被表述及理论方法探讨”主要界定对象、提出问题和和学术回顾和综述。。第一章“乡土艺术的自我表述——迎春祭祀的民俗”主要采用口述史的材料,还原展示了乡土村落民俗艺术的本土表述方式和民俗仪式展演的隐喻意义和逻辑意义。第二章“乡土经验遭遇外来知识”重在说明,从清末民初到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到解放初期,这一民俗艺术从名称、形式到内容、主题上的巨大变化,由此揭示了有着本土地方经验的民俗艺术被现代外来话语表述背后的权力运作。第三章“传统的复兴和回应性的表述”主要讲述当地20世纪80年代国家对地方政治、文化控制放松后为期不长的民俗艺术的多元复兴景象,但很快随着城市化、市场化及大众传媒的发展,而日趋边缘化的现状。在接下来的第四章“民间艺术和传统的再造”阐述了在遗产保护的话语体系下,地方政府承担打造地方文化品牌所进行的民间艺术再造工程,不同利益群体对民间艺术这类文化象征资源的争夺,重在解构和分析民俗艺术被表述背后的知识逻辑。第五章“虚空的家园和本土的新经验”用个案说明了农村传统文化主体虚空的整体状况,并对目前所谓的文化保护措施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同时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文化传统的形成而导致的民俗艺术的另类表述进行了分析,重在探讨实现多元文化互主性对话的可能性。最后,结论“被表述背后”申明围绕民俗艺术被表述这一事实进行主题研究的历史人类学意义,并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对文化传统保护与知识分子书写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反思。总之,自清末民初以来,商河等地的民俗艺术活动“闹玩”或“跑十五”被纳入到现代话语的知识范畴内,被命名为“鼓子秧歌”推向舞台,作为民间文化,成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开始,它就进入到被研究者们审视和挑拣的境地,有的形式、内容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有的形式、内容又被刻意挖掘出来,在新的语境中被重新表述。任何事物的命名、表述和认同是与政治文化语境密切相连的,话语表述作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敏感指示器,显示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和流变。这就是本论题试图研究一项民俗艺术而着眼于它的场景性表述的缘起,由此揭示话语表述背后的意识形态与传统民俗文化变迁之间的关联性,并引发了关于民俗艺术表述问题的历史人类学思考。在此,本论文考察的不只是民俗艺术本身,而是打上了引号的“民间艺术”,或者说,本论文的研究对象着眼于一项民间艺术的表述史,是考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不同的利益或政治群体在不同的文本语境中所表述的“民间艺术”,是作为知识话语范畴的“民间艺术”。本论文力在呈现的不是话语的真实或真理性与否,而是有关“民间艺术”等诸话语知识得以成为可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同时,对知识分子在民间艺术的话语知识建构中的角色扮演进行了反思,探讨了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人们进行话语知识革新和进行话语实践的规则,并促使理解、揭示在作为现代性知识预设的“民间艺术”中哪些思想、内容被删除、忽略或被压抑了,以更好地理解被表述的民俗艺术或作为话语的历史。因此说,本论文是对表述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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