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抓好党风廉政教育 筑牢思想道德防线（论文文献综述）
张玉玲[1]（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初心如始,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拒腐防变的新路,一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传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和显着优势的监督体系,是能够保持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在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以逐一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的短板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逻辑主线,渐次展开本文的研究与论述。本文总体结构包括三部分:引言、正文、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论文正文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分别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模式。分别从基本概念界定、十大要素的梳理整合和“多维立体协同”监督模式及其特点三个方面,从宏观上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二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分别阐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厘清监督主体、强化问责——“谁来监督”,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从内容逻辑视角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的坚守、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精神内核的继承创新、对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的秉承、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的域外借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分别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分析回答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第四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首先,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其发展历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二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1978-2012）;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2012——）。其次,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分别从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两个方面,阐释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第五章主要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与现实贡献。首先,通过古今中外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显着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优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其次,基于显着优势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现实贡献: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从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第六章主要剖析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成果颇丰,但当前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和国家监督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二是党内监督的短板——“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有待加强;三是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剖析,本文提出新时代应对现实挑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三条对策:一是完善协同监督机制,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协同性;二是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三是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分别从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完善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什么。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宏观提炼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基于以上六章内容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制度密码”。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管住公权力”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研究,协同监督机制研究,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阐释,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
陈海龙[2]（2021）在《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是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宝贵财富,这一思想体系不仅成功地指导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取得了反腐倡廉工作重大成效,而且对当前乃至以后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课题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进行分析和研究,主要包括:文献查阅法、历史分析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绪论部分,明确了课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认真研究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阐述了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总结了自身研究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创新之处,并对反腐倡廉相关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和界定。第二章研究阐述了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理论来源和产生的现实条件。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是基于其丰厚的理论渊源和现实的实践条件不断形成和发展的。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发展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经过一段漫长时间的理论沉淀和反腐败斗争实践的考验逐渐形成的。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萌芽、发展和成熟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第三章详细研究阐述了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一伟大的思想体系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第一,反腐倡廉的价值定位;第二,坚持有腐必惩,建立社会主义廉洁政治;第三,反腐倡廉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第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第五,坚持教育、监督、法制并重的反腐举措。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主要内容为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开展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反腐倡廉工作的有效进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第四章集中研究了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指导反腐败斗争的主要成效。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开展的具体反腐败斗争实践已经证实,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指导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一,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反腐败斗争胜利;第二,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安全稳定发展。该思想自形成以来,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促进改革开放在良好的市场环境中顺利向前进行。第五章全面总结了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当代价值。第一,教育、监督、制度体系有利于反腐倡廉标本兼治;第二,打击经济犯罪从严从重,以“零容忍”惩治腐败;第三,围绕经济建设进行反腐倡廉顶层设计,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不仅有效地指导了特定历史时期反腐败斗争,而且对之后顺利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也具有重要意义。
史向明[3]（2020）在《C市税务系统纪检监察工作提升对策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反腐倡廉持续的高压态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格局正在逐渐形成,在这种高压态势下税务系统纪检监察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工作要求也越来越高。在税制改革的进程中,税务系统如何打造一支“忠诚担当、崇法守纪、兴税强国”的税务铁军,给税务系统纪检监察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和要求。但是税务系统的主要职能是组织财政收入,所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的税收中心工作上,纪检监察工作不能像纪检委等纪检监察机构那么专业。笔者2015年进入C市税务系统工作,在基层税务局监察室工作了四年,切身体会到C市纪检监察工作存在的一些问题,撰写此文是希望通过自己所学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通过研究C市税务纪检监察工作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的提升策略,为提升C市税务系统纪检监察工作提供有益借鉴。本文选取C市税务系统纪检监察工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了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参与观察法对C市税务系统纪检监察工作展开了调研。首先对论文选题的背景和选题的意义进行了阐述,然后整理了国内外对该选题的研究现状,接着对什么是纪检监察、税务系统的纪检监察机构做了介绍,阐述了行政监督理论、和双重分权理论的含义及其内容,同时对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进行了整理。接着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了C市税务系统纪检监察工作现状的数据,并进行分析,肯定其取得的成效,但也发现存在部分干部思想认识不到位、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不完善、税务系统纪检监察体制存在缺陷、纪检监察部门职责定位不清等问题。最后通过对国内外其他地区纪检监察工作的借鉴,提出了建立相对独立的税务系统纪检监察机构、持续深化“三转”改革聚焦主业、加强党风廉政教育、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等对策建议,期望能够为税务系统纪检监察工作的实践提供较为现实的参考依据。
于瑶[4]（2020）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文中提出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国无德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可谓是时代所需、现实所急、党之所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德观及其培育问题,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新时代只有切实做好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境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本文针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在思想基础研究、历史经验反思和现实境遇关照的基础上,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层面系统勾勒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理路,给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问题以积极的理论回应和现实回应。第一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政德及政德观的涵义,政德观培育的要素及特征,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等。本文认为,对政德的涵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从主体维度看,政德是“从政之德”;从内容维度看,政德是“为政之德”;从功能维度看,政德是“用权之德”。政德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主要功能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政德观是对政德的态度和看法,它由一定的政治信仰统摄,通过从政行为表现出来,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对一定政德规范认同、遵循和践履的自觉性。从应然层面看,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政德观培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将应然层面的、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转化为党员领导干部实然的政德观的实践活动。政德观培育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和培育环境等要素,具有意识形态性、人民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助于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第二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思想基础分为“灵魂”、“根基”和“源流”三个层次。新时代培育政德观,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有民族风格和发展眼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新时代培育政德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为灵魂。中国优秀传统官德文化和官德培育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政治智慧的结晶,在传承中积淀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从政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中国话语体系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丰富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第三章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主要梳理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期间政德观培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德观培育逐渐向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经验主要有: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第四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进入新时代,政德观培育在一系列积极举措下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其一,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其二,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其三,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其四,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其五,培育环境在调适中得以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明确的负责部门,存在整体合力不足问题。其二,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尚未对政德教育或者政德观培育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规范和说明,理论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其三,培育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下的低效性弊端问题,单向教条式的灌输难以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口号式”的提要求往往让政德教育流于形式。其四,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选择执行、片面执行、变通执行,甚至不执行等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依然突出。其五,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四风”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新形式主义问题仍旧存在,各种社会思潮错杂交织,滋生出不少干扰性、对抗性、破坏性因素。第五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本文认为,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其内在的逻辑遵循,这种逻辑从理论、现实、实践三个向度展开,表现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三个方面,三者分别构成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明确指导思想,现实逻辑定位目标方向,实践逻辑解锁原则要求,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应当以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目标,遵循主体维度的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内容维度的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方式维度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保障维度的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环境维度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等原则,以实现政德观培育的高质量发展。第六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的政德观培育进行加强和优化。第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之间的互动,要求党组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从顶层设计入手,将政德观要求嵌入干部教育、选任、监督、考核、惩处等各个环节,引导各要素协同向政德观培育聚集。另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与培育对象之间的互动,尊重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性,调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修养政德的积极性。第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培育内容要兼顾“政”和“德”两方面的个性,既要讲求政治性,也不能脱离人文性,本文认为,可以从政治观、权力观和修身观三个维度构建政德观培育内容体系,分别契合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培育目标。其中,政治观反映了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导性内容;权力观反映了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体性内容;修身观反映了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基础性内容。培育政治观,要重点抓好政治理想教育、政治理论教育、政治忠诚教育、政治担当教育、政治纪律教育。培育权力观,重点要抓好宗旨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实干意识教育、法治意识教育、廉洁意识教育。培育修身观,应当重点抓好集体主义道德观教育、传统修身文化教育、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清廉家风教育。第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丰富理论教育形式以充分透彻说理,二是强化政德实践锻炼以力促知行合一,三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以发展线上教育,四是发挥榜样示范效应以消解情感困惑。第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通过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将“以德为先”的干部评价标准贯穿从“入口”到“出口”的全过程,形成政德观培育制度保障的闭环,实现政德观培育与赏罚回报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通过淬炼端正严明的党风政风,多措并举繁荣发展政德文化,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价值观共识,提高全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不断防范、过滤、削减政德观培育环境中的干扰性、破坏性、对抗性因素,以持续净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政德观培育注入场域动力支持。总之,本文认为,政德观培育是一个多要素、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有赖于各环节的整体推进和诸要素的协同发展。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实现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培育环境等各要素的同向而行。
李春艳[5]（2020）在《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所谓“廉政”,顾名思义就是指廉洁政治,这是一种与贪污腐败直接对立的政治现象,因此,强调廉政就必须要坚决反对腐败。当前中国共产党必须严加惩治贪污腐败问题,必须要把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去认知,唱响反腐倡廉的时代最强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1）这里,不仅明确了党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同时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党所面临的执政环境和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为此,党中央多次提出要坚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不断深化标本兼治,努力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通过廉政建设的不懈努力换取“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因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想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就必须深入学习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历届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政思想,厘清该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所遵循的内在规律,挖掘它的现实价值,这样才能对当前建设廉洁型执政党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产生重要的指导性作用。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资源。它包含四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廉政建设要坚持人民至上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要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列宁提出执政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毛泽东提出党拒腐防变的铜墙铁壁是真心实意的群众;邓小平提出廉政工作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造福群众;习近平强调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来保持执政本色,二是廉政建设要坚持制度反腐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打碎旧的国家制度和机器是遏制腐败的根本途径;列宁提出消除腐败必须“用法令指明道路”;毛泽东提出用“党内法规”和制度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要通过法制来保证;习近平强调要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三是廉政建设要纯洁党的组织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要严格党员入口,以保组织纯洁;列宁要求通过开展“清党”工作以维护党组织纯洁;毛泽东提出抓好思想道德建设做“端端正正的官”;邓小平提出完善选人用人标准以确保组织纯洁;习近平提出要通过培养选拔好干部、从严管理干部的方式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四是廉政建设要加强权力监督,反对特权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特权,实现人类解放;列宁提出要“同一切特权作不调和的斗争”;毛泽东提出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邓小平提出搞特权和特殊化“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腐化”;习近平强调必须坚决反对“四风”问题,必须从思想作风上反对特权。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继承性和创新性、时代性和局限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实践,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对当前建设廉洁型执政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经验启示:巩固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紧紧依靠人民,保持执政本色;纯洁党的组织,筑牢战斗堡垒;完善制度建设,防止权力越轨;加强权力监督,确保权力阳光化;严厉打击特权,维护制度公正。廉政建设关系到执政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思想上的纯洁性和组织上的纪律性,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党必须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只有坚持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才能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始终不忘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
张琰[6]（2020）在《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从成立之初到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各个时期,都把惩治腐败作为管党治党的重中之重,积累了丰富的廉政建设斗争经验,经过几代共产党人的实践与思考,系统的廉政建设理论得以形成。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行政体系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腐败问题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由于反腐倡廉体制机制的不完善,相关制度执行地不彻底,腐败问题虽然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是还没有完全根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进新时代的背景之下,面对“四大风险”“四大考验”的严峻情况,习近平以廉政建设为主要抓手,针对当前形势,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廉政建设的重要论述,创造出一系列关于廉政建设的新观点、新理论,从严治党,严法治吏,使得党风政风从根本上得到好转,在全党形成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政建设新格局。本文以研究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为核心,引发对现状的对策思考。内容共包含六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研究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的背景、意义、当今学术界研究现状、研究的思路方法及难点创新点。第二章以时代背景、理论来源、实践基础、个人主观因素作为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基础。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和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历代领导人的廉政建设思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得益于优良的家风教育、艰苦的知青岁月历练以及个人丰富的从政经历,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廉政建设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认为习近平廉政建设重要内容具有完整的框架,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作为战略部署,强调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明确主要任务和政策举措,规范党内制度,推动作风转变,加强思想教育,强化纪律执行,开展法治反腐,加强“裸官”管理监督,实施有效的问责机制和斗争策略,落实党委纪委“两个责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开展了系列主题教育活动,抓好巡视这把反腐“利剑”,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开创了廉政建设新时代。第四章与前面的论述相结合,对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予以定性,认为具有务实性、创新性、人民性的特征,指出其奠定了新时代廉政建设理论基础,营造了良好政治生态,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回应了现阶段矛盾,增强了全党凝聚力和群众向心力,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建设法治国家的思想武器、深化改革的目标方向、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第五章根据廉政建设现状和新时代要求,从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中汲取营养,提出对策思考,有利于廉政建设进一步深化。第六章为结语,是对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整体把握分析对新时代廉政建设的启示进行总体性概括。
杜俊奇[7]（2020）在《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外公职人员中一直存在着腐败现象,而且党外公职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其腐败问题也开始空前凸显,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中,腐败问题还表现的相当严重。党外公职人员分布在各领域、各层级,在各级政府、各个岗位充当重要角色,有职有权,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如何加强对行使公权力的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直面和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相关部门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由于监督机制与现实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监督问题仍然处于薄弱状态。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总体上说,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全面系统的研究尚不充分,对这一群体的腐败程度、形式、原因等实证研究非常不足,具有建设性和应用性的对策建议更是不多。从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这一时代的宏伟大业来看,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问题的研究,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共产党（即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即参政党）互相监督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更是将全面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的迫切需要。本文主体内容分为逻辑紧密关联的五章。逻辑起点首先在理论层面阐发了关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必须厘清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介绍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体内容、制度基础、法理依据和监督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追溯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发展历程,分析目前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继而用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现状、成因和特征;论证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强化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和显着成效;最后,就如何强化、细化、实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特别是政治敏感度和政策性比较强的宗教界、工商联、村委会三个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从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维度提出的若干对策建议。本文的意义在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这一事关我国反腐败成效而迄今很少受到关注的问题做了初步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内调外研获得了翔实的一手数据;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尤其是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从而对国家监察机制改革和推进反腐败事业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陈南南[8]（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决定着我们党的肌体是否健康、执政地位是否稳固、国家政治局面是否稳定。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重拳出击、常抓不懈,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然而,我们党面临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风险挑战,“四种危险”“四大考验”以及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依然存在,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完成新时代的奋斗目标,需要建设好党内政治生态。沿着理论解析—历史探源—现实问题分析—原因解剖—提出推进策略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旨在通过完善和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系统构成要素,实现各要素间的生态联动,促进党内政治生态的协调运行。通过解析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理论,阐述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背景与意义,梳理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思想基础,总结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已经取得的成就与经验,剖析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探索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推进策略,为建设好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提供借鉴。新时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新的发展时期。深刻把握新时代的内涵以及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更加重视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开始走向引领世界的舞台中央等显着特征,系统解析党内政治生态理论,明确党内政治生态的概念、结构要素、功能特征及评价标准,为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奠定基础。创新性地把党的环境系统作为党内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子系统进行考察分析,将党内政治生态看作由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系统、党内行为系统、党内制度系统、党的环境系统等子系统组成的四维体系;归纳出党内政治生态的系统性、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平衡性等特征及服务保障、协调联动、自我修复等功能;把党内政治文化是否健康、人民性是否得到坚持、党内政治生活是否严肃、党内行为是否合乎党员标准、党内政治运行机制是否良好、党内法规制度是否得到执行、党内政治生态系统是否良性运行等作为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优良与否的评价标准。科学阐释新时代与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内在逻辑关联,清晰把握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背景与意义,是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的基本前提。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是党内政治生态面临风险挑战、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重要任务,是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前提,是实现新时代奋斗目标的客观要求,是加强党的内生态与外生态协调运行的现实呼唤。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必须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生态思想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党内政治生态思想以及习近平关于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论述为思想基础,尤其以习近平关于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取得了诸如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反腐败斗争取得显着成效、选人用人风气明显好转、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群关系更加和谐、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常态化发展等主要成就;积累了诸如党中央高度重视与坚强领导、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发展、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注重针对性与实效性相统一等基本经验。然而,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还存在着党内政治文化系统运行不够通畅、党内行为系统运行存在隐患、党内制度系统运行效能不高、党的环境系统运行存在风险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良文化的侵蚀、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不够协调、监督评价机制不够完善、党内协同性原则及治理机制衔接性不足、国家政治生态与国际政治生态问题的影响等。坚持问题导向,在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从党内政治文化系统、党内行为系统、党内制度系统、党的环境系统四个维度出发,提出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规范党内行为、推进制度治党、注重党的内生态与外生态协调运行等推进策略。创新性地把国家政治生态和国际政治生态作为党的环境系统的外生态进行了重点解析,对党内政治生态与国家政治生态及国际政治生态的逻辑关联进行了系统阐释,尝试构建了党内政治生态与国家政治生态及国际政治生态协调运行的理论分析框架。
徐广田[9]（2019）在《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是中国改革走向成功的重要政治前提。中国共产党是新时代各项建设的开拓者和引领者,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领导力量。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审视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综合分析了党内、国家以及国际环境的新情况新问题,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打造坚强的领导核心,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丰富实践,是我们党对执政党治理现代化问题的理论思考与实践回应,集聚了管党治党的新智慧,探索了新时代巩固执政根基的新思路,形成了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的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深入研究这一重要思想,有助于深化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理论认知和规律把握,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世界意义。论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灵活运用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法、系统分析法、辩证唯物主义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为文本研究依据,以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为核心研究对象。首先,界定治党、从严治党和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概念;其次,从理论渊源、实践基础和现实依据三方面剖析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形成;再次,从新定位、新要求、新布局和新方略四个治党核心问题阐释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创新发展,清晰勾勒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全貌;同时深入分析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基本特征;最后,系统论述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理论与实践价值及其世界意义。论文一是着重分析了全面从严治党在治国理政中的新定位,在时代发展中的新要求,在整体推进中的新布局,重点分析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中的新方略,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创新发展;二是总结提炼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四大特征,即体现了治党与治国相统一的大党建思维,强调全面与凸显从严相结合的治党新理念,彰显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的治理逻辑,体现全面从严治党在方法、内容、路径的综合创新;三是从中国视野阐述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即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指导理论,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行动指南;从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深入揭示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世界意义,即它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建设提供发展范例,也为世界政党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荣震[10]（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腐败治理,围绕着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搞好反腐倡廉建设的中心问题,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腐败治理道路,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治理体制。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和经验,把握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新任务新要求,对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为研究对象,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为理论基础,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分析框架包括纵向历时分析和横向要素分析两个维度。以理论分析框架为依托,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演变历程。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每一个历时时期内的分析则以横向要素为依托,从制度环境、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三个展开论述。其中,制度环境主要包括国际和国内环境,制度需求主要是从腐败形势对腐败治理体制提出的治理任务角度切入,而制度供给则包括腐败治理指导思想、组织体系和具体制度规范供给三个内容展开论述。历史演进分析之后,综合运用制度分析范式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历程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在进行透彻的历时演变分析和变迁逻辑分析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特征、基本经验与存在问题进行归纳与总结,最后,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三个层面提出了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基本路径。具体而言,文章共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主要是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在阐释腐败、腐败治理、体制与机制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明确界定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内涵、基本功能与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模式。然后,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三个理论流派主要理论支撑点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包括横向历时性分析维度和纵向要素性分析维度两个组成部分。第二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十八大迈入新时代四个党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史演进划分阶段,结合官方腐败治理体制改革表述话语体系及学术界现有研究的阶段和命名划分,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对每个阶段内腐败治理的政治生态环境、腐败形势、腐败治理体制分别展开论述。第三章主要基于制度分析理论范式对腐败治理体制变迁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第四章是基于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变迁历程和变迁内在逻辑,对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经验、主要特征和存在问题总结与分析;第五章则是在上述四章的基础上,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提出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发展与完善的基本路径。
二、抓好党风廉政教育 筑牢思想道德防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抓好党风廉政教育 筑牢思想道德防线（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价值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
| (二)主要研究领域及代表性观点简介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与结构模式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权力、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权力与腐败 |
| (二)监督、监督制度、监督体系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认识的不断深化 |
| (二)学界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的探讨 |
| (三)梳理与整合:党和国监督体系的“十大要素”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结构模式 |
| (一)“多维立体协同”监督结构模式及其结构分析 |
| (二)“多维立体协同”结构模式的特点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 |
|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 |
| (一)党内监督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 |
| (二)国家监督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打造廉政为民政府 |
| (三)社会监督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筑人民监督网 |
| 二、厘清监督主体——“谁来监督” |
| (一)厘清党内监督多元主体 |
| (二)厘清国家监督多元主体 |
| (三)厘清社会监督主体 |
| 三、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 |
| (一)党内监督对象始终坚持全覆盖和抓“关键少数”相结合 |
| (二)国家监督逐步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 |
| (三)社会监督对象的统一性和全覆盖 |
| 四、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 |
| (一)压实责任,党内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二)强化责任担当,国家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三)依法有序监督,社会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 |
| 一、始终坚守马列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 |
|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监督思想内核的坚守 |
| (二)对列宁社会主义监督思想的继承 |
| 二、始终继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的精神内核 |
| (一)学习借鉴苏联的党政监督模式 |
| (二)党政监督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 |
| (三)重视党政监督法规建设 |
| (四)建立局部政权条件下的行政监察制度体系 |
| 三、始终秉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 |
| (一)对我国传统法治监察思想的传承 |
| (二)对我国传统监察制度体系建设思想的借鉴 |
| (三)对我国传统廉政文化教育的扬弃 |
| 四、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思想的借鉴 |
| (一)各国应在共同反腐中交流互鉴 |
| (二)对资产阶级权力监督思想的批判吸收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 |
| (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制度框架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 |
| (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恢复发展(1978-2012) |
| (三)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发展(2012——)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必须坚持紧扣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和中心任务 |
| (三)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 |
| (四)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 |
| (五)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 |
| 一、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 |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 |
|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优势 |
| (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 |
| 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贡献 |
| (一)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
| (二)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 |
| (三)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 |
| (四)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 |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与完善对策 |
| 一、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 |
| (一)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 |
| (二) “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仍是党内监督的短板 |
| (三)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
| 二、健全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对策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协同监督机制 |
| (二)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同级监督难题 |
| (三)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1.5 相关概念辨析 |
| 1.5.1 反腐倡廉 |
| 1.5.2 反腐倡廉思想 |
| 1.5.3 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 |
| 2 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理论来源及产生的现实条件 |
| 2.1 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理论来源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反腐倡廉的论述 |
| 2.1.2 列宁关于反腐倡廉的论述 |
| 2.1.3 毛泽东关于反腐倡廉的论述 |
| 2.1.4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反腐倡廉的论述 |
| 2.2 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产生的现实条件 |
| 2.2.1 国外教训的总结:苏联模式弊端的反思 |
| 2.2.2 国内现实的需要:反腐倡廉工作的需要 |
| 3 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1 反腐倡廉的价值定位 |
| 3.1.1 反腐倡廉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 |
| 3.1.2 反腐倡廉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 |
| 3.1.3 反腐倡廉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
| 3.2 坚持有腐必惩,建立社会主义廉洁政治 |
| 3.2.1 反腐倡廉以领导干部为重点,强调“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 |
| 3.2.2 坚决惩处腐败分子,强调“刹这个风,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 |
| 3.2.3 反腐倡廉坚持群众路线,强调“依靠群众,但不搞群众运动” |
| 3.3 反腐倡廉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 |
| 3.3.1 反腐倡廉贯穿于改革开放整个过程 |
| 3.3.2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
| 3.4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
| 3.4.1 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
| 3.4.2 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 |
| 3.5 坚持教育、监督、法制并重的反腐举措 |
| 3.5.1 教育是基础,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
| 3.5.2 监督是关键,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
| 3.5.3 法制是保障,筑牢拒腐防变制度防线 |
| 4 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指导反腐败斗争的主要成效 |
| 4.1 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反腐败斗争胜利 |
| 4.1.1 从严从重打击了党员领导干部经济犯罪行为 |
| 4.1.2 遏制了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 |
| 4.1.3 大力纠正了行业不正之风 |
| 4.2 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安全稳定发展 |
| 4.2.1 稳定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
| 4.2.2 加强和完善了党的领导 |
| 4.2.3 赢得了党心民心 |
| 4.2.4 遏制了腐败的发展,扞卫了党纪国法 |
| 4.2.5 完善了党风廉政制度 |
| 5 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当代价值 |
| 5.1 教育、监督、制度体系有利于反腐倡廉标本兼治 |
| 5.1.1 完善教育体系,构建“不想腐”的防腐机制 |
| 5.1.2 完善监督体系,构建“不能腐”的监督机制 |
| 5.1.3 完善法制体系,构建“不敢腐”的惩戒机制 |
| 5.2 打击经济犯罪从严从重,以“零容忍”惩治腐败 |
| 5.2.1 “惩治腐败,处理不能迟” |
| 5.2.2 “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
| 5.2.3 反官僚主义、反特权——防止权力滥用 |
| 5.3 围绕经济建设进行反腐倡廉顶层设计,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 5.3.1 反腐倡廉服务于经济建设,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
| 5.3.2 党员领导干部为反腐重点,有利于权力的合理配置 |
| 5.3.3 “两手抓”为科学方针,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全面进行 |
| 6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研究成果 |
（3）C市税务系统纪检监察工作提升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的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纪检监察 |
| 2.1.2 税务系统纪检监察机构 |
| 2.1.3 税务系统纪检监察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廉政理论 |
| 2.2.2 行政监督理论 |
| 2.2.3 党内法律法规 |
| 2.2.4 双重分权理论 |
| 3 C市税务系统纪检监察工作现状分析 |
| 3.1 C市税务系统纪检监察工作取得的成效 |
| 3.1.1 “三转”工作有序推进 |
| 3.1.2 廉政教育不断深入 |
| 3.1.3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扎实推进 |
| 3.1.4 监督制约工作不断深化 |
| 3.1.5 政风行风建设水平明显提升 |
| 3.1.6 违法违纪案件查处力度加大 |
| 3.2 C市税务系统纪检监察工作存在的问题 |
| 3.2.1 部分税务干部思想认识存在偏差 |
| 3.2.2 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不完善 |
| 3.2.3 税务纪检监察部门体制存在缺陷 |
| 3.2.4 纪检监察部门职责定位不清 |
| 3.3 C市税务系统纪检监察工作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3.1 思想教育效果有待提高 |
| 3.3.2 人员配备不合理、队伍建设不完善 |
| 3.3.3 税务部门纪检监察双重领导体制不完善 |
| 3.3.4 基层税务局“三转”落实不到位 |
| 4 国外与国内其它税务系统纪检监察工作提升的经验借鉴 |
| 4.1 国外反腐倡廉工作概况 |
| 4.1.1 美国:完善的机制体制和制度建设 |
| 4.1.2 德国:超高待遇培养公职人员忠诚度 |
| 4.1.3 新加坡:严格立法促成不敢腐态势 |
| 4.2 国内税务系统纪检监察工作经验 |
| 4.2.1 四川国税:层级监督+片组巡查+上级委派新模式 |
| 4.2.2 吉林税务:将廉政风险防控机制融入纪检监察工作 |
| 5 C市税务系统纪检监察工作提升的对策建议 |
| 5.1 建立相对独立的税务系统纪检监察机构 |
| 5.1.1 探索外派纪检组模式 |
| 5.1.2 创新双重领导制度 |
| 5.2 聚焦纪检监察主业持续深化“三转”改革 |
| 5.2.1 明确纪检监察机构职责定位 |
| 5.2.2 转变工作方法增强监督实效 |
| 5.2.3 转变工作作风加强自身监督 |
| 5.3 加强党风廉政教育工作 |
| 5.3.1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升税务干部思想境界 |
| 5.3.2 加强法律法规教育 |
| 5.3.3 加强廉政警示教育 |
| 5.3.4 推进税务系统廉政文化建设 |
| 5.4 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
| 5.4.1 优化干部队伍年龄、知识、专业结构 |
| 5.4.2 拓展干部选拔任用渠道激发工作热情 |
| 5.4.3 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的自身管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4）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 |
| 一、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相关概念 |
| (一) 党员领导干部 |
| (二) 政德与政德观 |
| (三) 政德观培育 |
| 二、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要素 |
| (一) 培育主体 |
| (二) 培育内容 |
| (三) 培育方式 |
| (四) 培育保障 |
| (五) 培育环境 |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特征 |
| (一) 意识形态性 |
| (二) 人民性 |
| (三) 时代性 |
| (四) 系统性 |
| 四、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 |
| (一) 锻造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 |
| (二) 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 |
| (三) 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 |
| 第二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灵魂 |
|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思想 |
| (二) 列宁的相关思想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 |
| (一) 中国古代官德的主要内容 |
| (二)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方法 |
| (三)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保障 |
| 三、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 |
| (一) 毛泽东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二) 邓小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三) 江泽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四) 胡锦涛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五) 习近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第三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1949-2012) |
| 一、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 (一)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 |
| (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 |
| (三) “左”倾思想影响下的迂回波折 |
|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时期的恢复发展 |
| (二)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时期的积极推进 |
| (三) 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时期的继续发展 |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历史经验 |
| (一) 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 (二)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 |
| (三) 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四) 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
| (五) 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 |
| 第四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 |
| (一) 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 |
| (二) 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 |
| (三) 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 |
| (四) 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 |
| (五) 培育环境在调适中改善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挑战 |
| (一) 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 |
| (二) 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 |
| (三) 培育方式存在低效性弊端 |
| (四) 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 |
| (五) 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 |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 |
| 一、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 |
| (一) 理论逻辑: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
| (二) 现实逻辑: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 |
| (三) 实践逻辑: 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 |
| 二、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目标 |
| (一) 国家层面的目标——明大德 |
| (二) 社会层面的目标——守公德 |
| (三) 个体层面的目标——严私德 |
| 三、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原则 |
| (一) 主体维度: 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
| (二) 内容维度: 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 |
| (三) 方式维度: 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 |
| (四) 保障维度: 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 |
| (五) 环境维度: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 |
| 第六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 |
| 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 |
| (一)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 (二) 重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作用 |
| (三) 建立政德观培育的联动协作机制 |
| 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 |
| (一) 培育政治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 |
| (二) 培育权力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守公德” |
| (三) 培育修身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严私德” |
| 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 |
| (一) 丰富理论教育形式,充分透彻说理 |
| (二) 强化政德实践锻炼,力促知行合一 |
| (三) 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发展线上教育 |
| (四) 发挥榜样示范效应,消解情感困惑 |
| 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 |
| (一) 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 |
| (二) 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 |
| (三) 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 |
| 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 |
| (一)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二) 建设健康积极的社会文化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当前S省领导干部政德状况问卷调查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廉政要坚持人民至上的思想 |
| 引言:人民至上是廉政建设的核心宗旨和价值归宿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廉政建设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 |
| (一)反抗旧制度的卑劣性要发挥“人民要求”的决定性作用 |
| (二)新的无产阶级政权要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
| (三)自由人联合体中“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 |
| 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须依靠人民获得和制约国家权力的思想 |
| (一)坚信无产阶级才是争取政治自由和敌视专制制度的先进战士 |
| (二)无产阶级政党要让人民群众来掌管国家政权和管理国家 |
| (三)执政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 |
| 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廉政工作依靠人民和为了人民的思想 |
| (一)党拒腐防变的铜墙铁壁是真心实意的群众 |
| (二)廉政工作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造福群众 |
| (三)廉政工作关乎人民政权的生死存亡 |
| (四)廉政建设要坚持“三为民”的廉政文化观 |
| 四、对本章的综合分析与评价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制度反腐的思想 |
| 引言:坚持制度反腐是廉政思想和实践的核心要义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腐败的制度根源的分析及其破解 |
| (一)资本主义制度及私有制是腐败的根源 |
| (二)打碎旧的国家制度和机器是遏制腐败的根本途径 |
| (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和罢免制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途径 |
| 二、列宁关于消除腐败必须“用法令指明道路”的思想 |
| (一)建立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来防止权力专断 |
| (二)加强干部管理制度建设以保证党政机关廉洁 |
| (三)建立惩治贪污腐败的监督检查机构 |
| (四)法制建设与提高文化水平合力惩治腐败 |
| 三、中国共产党关于廉政建设必须依靠制度的思想 |
| (一)用“党内法规”和制度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 |
| (二)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要通过法制来保证 |
| (三)通过制度、机制、法律法规完善反腐倡廉工作 |
| (四)加强国家廉政立法,推进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 |
| 四、对本章的综合分析与评价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纯洁党组织的思想 |
| 引言:纯洁执政党组织是廉政建设的基本诉求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确保无产阶级政党纯洁性的思想 |
| (一)廉政之根在党,党之廉政在本 |
| (二)强化理论武装,以保思想纯洁 |
| (三)严格党员入口,以保组织纯洁 |
| 二、列宁关于维护“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的思想 |
| (一)严格党员发展以保证党员质量 |
|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坚定理想信念 |
| (三)开展“清党”工作以维护党组织纯洁 |
| (四)工人阶级执政党要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 |
| (五)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上而下的监督形式和方法”防止权力运行不纯 |
| 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思想 |
| (一)抓好思想道德建设做“端端正正的官” |
| (二)完善选人用人标准以确保组织纯洁 |
| (三)整治不正之风以涵养廉洁之风 |
| 四、对本章的综合分析与评价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反对特权的思想 |
| 引言:特权是破坏廉政建设的政治毒瘤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特权现象所进行的系统性彻底性批判 |
| (一)特权的形成源自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阶级分化 |
| (二)资产阶级废除了封建特权,但它未能完成彻底废除特权的重任 |
| (三)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特权,实现人类解放 |
| 二、列宁关于“同一切特权作不调和的斗争”的思想 |
| (一)对旧社会中特权现象存在的揭露和批判 |
| (二)无产阶级只有消灭旧社会的特权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 |
| (三)俄国共产党并不给予党员任何特权,而只是使党员担负更重的责任 |
| 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克服党内官僚主义和特权行为的思想 |
| (一)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 |
| (二)搞特权和特殊化“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腐化” |
| (三)党员干部“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
| (四)制度面前没有特权、遵守纪律没有特权 |
| 四、对本章的综合分析与评价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的地位及当代启示 |
| 一、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的地位 |
| (一)探索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廉政建设之路 |
| (二)确立了“人民至上”的廉政建设核心理念 |
| (三)指导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和政权建设 |
| 二、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巩固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 |
| (二)紧紧依靠人民,保持执政本色 |
| (三)纯洁党的组织,筑牢战斗堡垒 |
| (四)完善制度建设,防止权力越轨 |
| (五)加强权力监督,确保权力阳光化 |
| (六)严厉打击特权,维护制度公正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6）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思路方法及难点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2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2 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基础 |
| 2.1 时代背景 |
| 2.1.1 深化改革的攻坚期 |
| 2.1.2 多元变革的世界格局 |
| 2.1.3 “四大风险”“四大考验”的严峻党情 |
| 2.2 理论来源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廉政建设思想 |
| 2.2.2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廉政建设思想 |
| 2.2.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廉政思想 |
| 2.3 实践基础 |
| 2.3.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实践 |
| 2.3.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廉政建设实践 |
| 2.3.3 改革开放时期的廉政建设实践 |
| 2.4 个人和家庭因素 |
| 2.4.1 优良家风的培育 |
| 2.4.2 七年知青岁月的锻炼 |
| 2.4.3 丰富的从政经历 |
| 3 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3.1 习近平廉政建设的战略部署和制度安排 |
| 3.1.1 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 |
| 3.1.2 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的制度安排 |
| 3.2 习近平廉政建设的主要任务和政策举措 |
| 3.2.1 规范制度体系 |
| 3.2.2 推进作风转变 |
| 3.2.3 加强思想教育 |
| 3.2.4 强化纪律执行 |
| 3.2.5 开展法治反腐 |
| 3.2.6 加强“裸官”管理监督 |
| 3.3 习近平廉政建设的问责机制和斗争策略 |
| 3.3.1 落实“两个责任” |
| 3.3.2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
| 3.3.3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
| 3.3.4 抓好用好巡视这把反腐“利剑” |
| 3.3.5 “老虎”“苍蝇”一起打 |
| 3.3.6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
| 4 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的特征和价值 |
| 4.1 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的特征 |
| 4.1.1 创新性 |
| 4.1.2 务实性 |
| 4.1.3 人民性 |
| 4.2 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的价值 |
| 4.2.1 理论价值 |
| 4.2.2 实践价值 |
| 4.2.3 时代价值 |
| 5 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践行的途径 |
| 5.1 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
| 5.1.1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
| 5.1.2 强化巡视工作制度 |
| 5.1.3 落实财产公示制度 |
| 5.2 推进反腐倡廉法治建设 |
| 5.2.1 完善廉政建设法律体系 |
| 5.2.2 健全反腐倡廉体制机制 |
| 5.2.3 提高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 |
| 5.3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
| 5.3.1 加强廉政文化教育 |
| 5.3.2 营造廉政文化氛围 |
| 5.3.3 推出廉政文化精品工程 |
| 5.4 完善反腐败监督机制 |
| 5.4.1 拓宽群众监督的有效渠道 |
| 5.4.2 强化社会组织的监督功能 |
| 5.4.3 依法发挥网络平台的监督作用 |
| 6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一)实践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一)国内学界研究状况 |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 (三)对决策层关于统一战线相关文献的解读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实证研究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五、内容与框架 |
| 六、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若干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的概念与构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的概念阐释 |
| (一)“公职人员”的概念 |
| (二)“党外”的概念 |
| 二、党外公职人员来源与构成 |
| (一)我国政治体制中“党外公职人员”的来源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的分类构成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的培养选拔、任用与管理 |
| 一、党外公职人员培养选拔政策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任用政策的历史沿革 |
| (一)建国初期的任用政策 |
| (二)改革开放后的任用政策 |
| (三)进入21世纪后的任用政策 |
| (四)新时代选拔任用的政策 |
| 三、中国共产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管理 |
| (一)对党外公职人员政治引导 |
| (二)优化党外干部管理结构。 |
| (三)选好配强民主党派领导班子 |
| (四)选好选准主委。 |
| 四、党外公职人员从政优势 |
| (一)政治优势 |
| (二)智力资源优势 |
| (三)利益表达优势 |
| (四)社会活动优势 |
| 五、党外公职人员不同时期在体制内的作用 |
| (一)建国初期 |
| (二)改革开放初期 |
| (三)新时期 |
| 六、党外公职人员使用现状 |
| (一)中央越来越重视,阵营越来越壮大 |
| (二)实职正职比例增大,切实保障有职有权 |
| 七、制约党外公职人员培养使用的因素 |
| 第三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内容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二、社会公众与媒体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三、民主党派对担任公职的党内成员内部监督 |
| 四、各级监察委员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第四节 民主党派党内监督概述与成效分析 |
| 一、内部监督内容 |
| 二、内部监督实践 |
| 三、内部监督成效 |
| 四、在内部监督中对腐败问题的处置 |
| 五、内部监督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制度基础和法理依据 |
| 一、制度基础 |
| (一)人民代表大会政体制度 |
|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党制度 |
| 二、法理依据 |
| (一)根本法依据 |
| (二)专门法依据 |
| (三)行业法依据 |
| (四)有关法规依据 |
| 第六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重要意义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必然要求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我国民主监督的重要补充 |
| 三、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要求 |
| 四、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执政要求 |
| 五、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国家监察法的内在要求 |
| 第二章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演变与主要问题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演变 |
| 一、民主革命时期,监督雏形显现 |
| 二、建国初期,监督方针确立 |
| 三、整风反右时期,监督出现挫折 |
| 四、“文革”时期,监督遭受破坏 |
| 五、改革开放时期,监督恢复完善 |
| 六、“十八大”后,监督成熟定型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成效 |
| 一、思想认识不断深化 |
| 二、监督机制逐步完善 |
| 三、监督效果初步显现 |
| 第三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存在的问题与难点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要问题 |
| (一)监督意识不够清晰,监督观念亟待提高 |
| (二)监督机制存在缺陷,监督体系亟待完善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的特殊性给监督带来的难点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界别分布具有特殊性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管理体制具有特殊性 |
| (三)党外公职人员任职情况具有特殊性 |
| (四)党外公职人员廉政意识具有特殊性 |
| (五)党外公职人员政治倾向具有特殊性 |
| (六)政治参与呈现多元化、差异性 |
| 三、特殊领域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难点 |
| (一)宗教界 |
| (二)工商联 |
| (三)村委会 |
| 第三章 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腐败案例与特点分析 |
| 一、不同层级党外公职人员腐败案例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特点的异同分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的共同点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的不同点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的异同分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共同点 |
| (一)个人私欲恶性膨胀 |
| (二)公共权力发生异化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的不同点 |
| (一)内外监督不力 |
| (二)外部环境影响 |
| 第四章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意义与成效 |
| 第一节 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意义 |
| 一、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反腐败斗争的现实意义 |
| (一)为反腐彻底性提供了有力的体制机制保证 |
| (二)为反腐高效性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机制保证 |
| (三)为反腐持续性提供了有力的法理机制保证 |
| 二、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对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 |
| (一)强化了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领导 |
| (二)实现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全面覆盖 |
| (三)法定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权力来源 |
| (四)创新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方法路径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尚需进一步强化和细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 |
| (一)提升政治站位,以大作为彰显监督的权威性 |
| (二)遵循五条原则,以科学性增强监督的实效性 |
| 第二节 监察法对党外公职人员腐败预防和惩治的效用 |
| 一、监察法对全面深入开展反腐败的积极意义 |
| (一)保证了监察机关的独立性 |
| (二)实现了监察范围的全覆盖 |
| (三)界定了监察职能和监察权限 |
| (四)创新了以“留置”措施取代“两规”、“两指”措施 |
| (五)强化了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 |
| 二、监察法对于预防和惩治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特殊作用 |
| (一)统领推进作用 |
| (二)警示威慑作用 |
| (三)法治保障作用 |
| 三、监察法尚需进一步细化对党外公职人员腐败预防与惩处的操作性 |
| 第五章 加强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性思考 |
| 第一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
| 二、坚持问题导向 |
| 三、坚持立体监督 |
| 四、坚持务实管用 |
| 五、坚持理论创新 |
| 六、坚持用权公开 |
| 第二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要路径 |
| 一、加强民主党派队伍建设 |
| 二、加强廉政宣传教育 |
| 三、加强制度机制建设 |
| 四、加强日常监督管理 |
| 五、加强党派本体内部监督 |
| 六、加强反腐统筹协调 |
| 七、加强社会舆论制约 |
| 第三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工作机制 |
| 一、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机制 |
| 二、专项巡察监督机制 |
| 三、谈心谈话机制 |
| 四、失察责任追究机制 |
| 五、廉政诫勉机制 |
| 六、重要情况报告与通报机制 |
| 七、法治制约权力机制 |
| 八、自律约束权力机制 |
| 第四节 对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对村委会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大学习宣传监察法力度,形成“不敢腐”的强大法律震慑 |
| (二)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关紧“不能腐”的权力制约制度笼子 |
| (三)注重思想政治建设,营造“不想腐”的廉政勤政氛围 |
| 二、对宗教界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依法进行政治监督,精准贯彻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原则 |
| (二)依法进行财务监督,对宗教界财务实行规范化管理 |
| (三)依法进行组织监督,确保各宗教团体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高素质宗教界代表人士手中 |
| (四)依法进行思想监督,增进宗教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
| 三、对工商联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强私企腐败监督,填补党和国家反腐综治体系空白点 |
| (二)精准做好考察评价,把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入口关节点 |
| (三)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聚焦严控政商交往活动廉政风险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正文数据表格 |
| 附录二 关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情况的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关于对民主党派内部监督专题调研提纲 |
| 附录四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
| 后记 |
（8）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状况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状况 |
| 1.2.3 简要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理论解析 |
| 2.1 新时代的内涵与特点 |
| 2.1.1 新时代的内涵 |
| 2.1.2 新时代的特点 |
| 2.2 党内政治生态的概念界定 |
| 2.2.1 政治生态 |
| 2.2.2 党内政治生态 |
| 2.3 党内政治生态的结构要素与功能 |
| 2.3.1 党内政治生态的结构要素 |
| 2.3.2 党内政治生态的功能 |
| 2.4 党内政治生态的特征与评价标准 |
| 2.4.1 党内政治生态的特征 |
| 2.4.2 党内政治生态的评价标准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背景与意义 |
| 3.1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背景 |
| 3.1.1 新时代与党内政治生态的逻辑关联 |
| 3.1.2 党内政治生态面临风险挑战 |
| 3.1.3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3.2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意义 |
| 3.2.1 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前提 |
| 3.2.2 实现新时代奋斗目标的客观要求 |
| 3.2.3 加强党的内生态与外生态协调运行的现实呼唤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思想基础 |
| 4.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生态思想 |
| 4.1.1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生态思想 |
| 4.1.2 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生态思想 |
| 4.1.3 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生态思想 |
| 4.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党内政治生态思想 |
| 4.2.1 毛泽东的党内政治生态思想 |
| 4.2.2 邓小平的党内政治生态思想 |
| 4.2.3 江泽民的党内政治生态思想 |
| 4.2.4 胡锦涛的党内政治生态思想 |
| 4.2.5 习近平关于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论述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
| 5.1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主要成就 |
| 5.1.1 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 |
| 5.1.2 反腐败斗争取得显着成效 |
| 5.1.3 选人用人风气明显好转 |
| 5.1.4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
| 5.1.5 党群关系更加和谐 |
| 5.1.6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常态化发展 |
| 5.2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经验 |
| 5.2.1 党中央高度重视与坚强领导 |
| 5.2.2 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发展 |
| 5.2.3 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 5.2.4 注重针对性与实效性相统一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6.1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主要问题 |
| 6.1.1 党内政治文化系统运行不够通畅 |
| 6.1.2 党内行为系统运行存在隐患 |
| 6.1.3 党内制度系统运行效能不高 |
| 6.1.4 党的环境系统运行存在风险 |
| 6.2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问题的原因分析 |
| 6.2.1 不良文化的侵蚀 |
| 6.2.2 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不够协调 |
| 6.2.3 监督评价机制不够完善 |
| 6.2.4 党内协同性原则及治理机制衔接性不足 |
| 6.2.5 国家政治生态与国际政治生态问题的影响 |
| 第七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推进策略 |
| 7.1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
| 7.1.1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
| 7.1.2 坚持思想建党与理论强党 |
| 7.1.3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7.1.4 培育和践行共产党人价值观 |
| 7.2 规范党内行为 |
| 7.2.1 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 |
| 7.2.2 规范选人用人行为 |
| 7.2.3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
| 7.2.4 持续开展反腐败斗争 |
| 7.3 推进制度治党 |
| 7.3.1 完善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 |
| 7.3.2 健全党内政治制度体系 |
| 7.3.3 推进制度治党的“三个结合” |
| 7.4 注重党的内生态与外生态协调运行 |
| 7.4.1 加强党内政治生态与国家政治生态协调运行 |
| 7.4.2 强化党内政治生态与国际政治生态协调运行 |
| 第八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9）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概念阐释 |
| 1.2.1 治党与从严治党 |
| 1.2.2 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建设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3.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4 研究的主要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 |
| 2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形成 |
| 2.1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 2.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学说 |
| 2.1.2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从严治党思想 |
| 2.1.3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吏治思想 |
| 2.2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
| 2.2.1 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严治党实践的丰富经验 |
| 2.2.2 中国共产党对苏联亡党教训的深刻反思 |
| 2.2.3 习近平管党治党实践的经验总结 |
| 2.3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 |
| 2.3.1 深刻变化的世界形势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考验 |
| 2.3.2 全面深化改革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力的考验 |
| 2.3.3 党内突出问题对中国共产党纯洁性的考验 |
| 3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创新发展 |
| 3.1 全面从严治党在治国理政中的新定位 |
| 3.1.1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方略 |
| 3.1.2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核心举措 |
| 3.1.3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
| 3.1.4 巩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
| 3.2 全面从严治党在时代发展中的新要求 |
| 3.2.1 锻造坚强领导核心的战略目标 |
| 3.2.2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时代使命 |
| 3.2.3 全面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的新任务 |
| 3.2.4 强调党内治理整体联动的新思路 |
| 3.3 全面从严治党在整体推进中的新布局 |
| 3.3.1 政治建设摆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首位 |
| 3.3.2 净化思想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基石 |
| 3.3.3 “抓关键少数”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组织保障 |
| 3.3.4 “正风肃纪反腐”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突破口 |
| 3.3.5 “扎牢制度笼子”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 |
| 3.4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新方略 |
| 3.4.1 在精准治标与深化治本中提升党的建设质量 |
| 3.4.2 纯洁性建设与先进性建设协同推进 |
| 3.4.3 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协同治理 |
| 3.4.4 科学治党与从严治党紧密结合 |
| 4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基本特征 |
| 4.1 体现治党与治国相统一的大党建思维 |
| 4.1.1 树立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相统一的全局意识 |
| 4.1.2 强调统筹推进“四个伟大”的战略思维 |
| 4.1.3 坚持管党治党与人民幸福相结合的发展理念 |
| 4.2 强调全面与凸显从严相结合的治党新理念 |
| 4.2.1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 |
| 4.2.2 政治建党统领与纪律治党约束协同配合 |
| 4.2.3 作风治理与腐败治理相互促进 |
| 4.3 揭示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的治理逻辑 |
| 4.3.1 “谁来治理”回答中国共产党治理主体问题 |
| 4.3.2 “治理什么”提出中国共产党具体治理方案 |
| 4.3.3 “治理得怎么样”解决中国共产党治理效果评价 |
| 4.4 体现全面从严治党在方法、内容和路径的综合创新 |
| 4.4.1 坚持问题导向与领导示范相结合 |
| 4.4.2 坚持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相结合 |
| 4.4.3 坚持重点突破与整体协同相结合 |
| 5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当代价值 |
| 5.1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
| 5.1.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 5.1.2 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指导理论 |
| 5.1.3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行动指南 |
| 5.2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理论价值 |
| 5.2.1 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严治党理论 |
| 5.2.2 开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新境界 |
| 5.2.3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新内涵 |
| 5.3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实践价值 |
| 5.3.1 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有效利器 |
| 5.3.2 党有效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法宝 |
| 5.3.3 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建设和世界政党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评述 |
| 三、研究内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可能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四、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相关概念阐释 |
| (一)腐败 |
| (二)腐败治理 |
| (三)体制与机制 |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内涵 |
| (一)腐败治理体制的界定 |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价值及功能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典型 |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构建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的思想 |
| (二)制度变迁理论 |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 |
| 一、腐败治理体制的恢复重建时期(1978-1992) |
| (一)腐败治理体制恢复重建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私利的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蔓延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恢复重建 |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适应性变革时期(1992-2002) |
| (一)腐败治理体制适应性变革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权力寻租、资金密集型领域的多样化腐败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适应性变革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深化改革时期(2002-2012) |
| (一)腐败治理体制深化改革时期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从争夺经济利益到争夺政治权力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深化改革 |
| 四、腐败治理体制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时期(2012—今) |
| (一)腐败治理全面协同深化改革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高层化、群体化、家族化、多元化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逻辑 |
| 一、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 |
| (一)从治标主导到标本兼治的腐败治理战略取向 |
| (二)从权力反腐、制度反腐到系统反腐的核心理念 |
| (三)从反黑色腐败到全方位反腐的腐败治理行动策略 |
| 二、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动力机制 |
| (一)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外生因素 |
| (二)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生因素 |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行动主体 |
| (一)党、政、司法机关为主的专门腐败治理机构 |
| (二)人大和政协等监督机构 |
| (三)社会参与主体 |
| 四、腐败治理体制变迁方式分析 |
| (一)供给强制性腐败治理体制变迁 |
| (二)需求诱致性腐败治理体制变迁 |
| 五、腐败治理体制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分析 |
| (一)权力结构不均衡的路径依赖 |
| (二)腐败治理手段的路径依赖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特征、基本经验和主要问题 |
|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一)中国共产党高度反腐自觉的变迁底色 |
| (二)腐败治理制度体系建构与完善的变迁核心 |
| (三)兼具时代性与历史传承性的变迁历程 |
| (四)党纪国法互联互通的变迁协同 |
|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基本经验 |
|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确保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正确政治方向 |
| (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推动腐败治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
| (三)明确核心理念,锁定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价值导向和目标定位 |
| (四)与中国政治发展环境相适应,保证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时代回应性 |
| (五)寓腐败治理于制度建设之中,促进腐败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 |
| (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腐败治理的公信力和凝聚力 |
| 三、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腐败治理的认识存在误区 |
| (二)腐败治理机构职能协同不足 |
| (三)腐败治理制度规范有待完善 |
| (四)腐败治理体制的社会参与不足 |
| 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现代化治理理念不牢固 |
| (二)体制自主性困境的制约 |
| (三)腐败治理体系不完整 |
| (四)腐败治理能力总体偏弱且不平衡 |
| 第五章 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路径选择 |
| 一、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战略分析 |
| (一)坚持以政党为中心的反腐逻辑支点 |
| (二)坚持法治思维为主导的反腐价值理念 |
| (三)坚持多元主体协同的反腐行为取向 |
| 二、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策略分析 |
| (一)强化反腐倡廉思想教育 |
| (二)推进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 |
| (三)促进腐败治理的社会参与 |
| (四)加强腐败治理的国际合作 |
| 三、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基本着力点 |
| (一)强化腐败治理主体责任 |
| (二)强化反腐制度落实 |
| (三)创新廉政教育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四、抓好党风廉政教育 筑牢思想道德防线（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D]. 张玉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陈海龙. 重庆理工大学, 2021(02)
- [3]C市税务系统纪检监察工作提升对策研究[D]. 史向明.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8)
- [4]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D]. 于瑶. 山东大学, 2020(12)
- [5]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D]. 李春艳.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6]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研究[D]. 张琰. 陕西科技大学, 2020(02)
- [7]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D]. 杜俊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8]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D]. 陈南南. 河北大学, 2019(04)
- [9]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研究[D]. 徐广田.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8)
- [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D]. 荣震.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