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之书评

《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之书评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081)

摘要:人类历史伴随着国家兴衰、文明更替。几乎每一位史学家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经历想要解开国家兴衰这个谜题。《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这本书也是基于这一问题,在制度经济学范畴进行了一些尝试性回答。本书通过对制度范畴、制度的起源与严演进及功能的深入分析,借助了“制度非中性”及“狐兔原理”等理论,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制度对人的行为进而对国家兴衰的影响。

关键词:制度演化;制度经济学;国家兴衰

一、引言

国家也好,文明也罢,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兴衰荣败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人们或出于好奇,或出于使自己所处的国家或文明免遭衰败之厄运的愿望,或出于使本国蓬勃发展的热情,开始了对导致国家之兴衰原因的探寻。

不同的学者在不同角度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不同的阐释,解释的关键点都在于对兴衰得以产生、正在出现或者将要显露做出解释、说明和预测。奥尔森用共谋分析解答了引起滞胀的谜,但没有对制度本身的决定意义给出一般性的和充分的阐述;李约瑟的制度可理解为广义的制度,但本书所讨论的制度还包括规则和习惯;刘易斯和诺思都明确强调了制度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刘易斯除了强调保护个人物质利益、促进贸易与专业化和确立经济自由的经济制度外,还将资本积累和人口、政府等作用纳入分析之中,而诺思则更多分析产权制度;熊彼特侧重于研究企业家还十分注重信用制度和实现创新的联系。刘易斯、诺思和李约瑟所关注的领域虽相差很远,但三者理论中却有一定的同构性,即制度对人们的激励与约束,从而对人的目标和行为实施了重大影响。

本文作者对于本书的核心问题----制度在国家兴衰过程中有何作用,开展了如下的讨论:第二章,集中讨论方法论的问题,这是本书进行逻辑推理和经验说明所依据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详细讨论了有关于人的行为假定问题和制度的范畴;第五章和第六章讨论了基本的制度起源的条件和途径;第七章则重点在制度功能的分析上。作者运用以上方法都是围绕着自己对于国家兴衰之谜的尝试性回答,即良莠不齐的制度决定了国家的兴衰。

二、作为分析前提的制度范畴

本书的中心思想说起来十分简单,即力图通过探求国家兴衰之类问题的答案,来开展对制度的经济分析,并由此来论证制度在其中所拥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分析集中于对制度的起源、演进、功能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人的行为假定等问题之上。

本书作者认为任何一门学科都是由下述七要素构成其基本的理论框架的,这七要素是:基本假定、概念、现象范围、特定理论、问题、检验方法和价值观念。这七要素分析法中谈到的假设、理论和检验,实际上就是本书的基本方法,即“假设-演绎-检验”的实证分析方法。作者认为,方法论的内容十分丰富,本文基于作者的思考归纳精简,所讨论的各种方法论问题之间有一个层次的问题。

(一)人的行为及其他假定

经济人假定是当今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并被广泛的使用,其含义为消费者使自身效用最大,厂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等等。作者对于经济人的理解不同于主流经济学,他认同西蒙“有限理性”这一说法,作者认为:关于经济人与的之前要加上一系列定语。每个人都是目的很强的经济人,每个人都在特定的并且是不断变化的约束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计算以寻找并借助于最优途径来达到他们自己认为能够获得的最理想的预期效果;说的绝对点,人的行为是时时处于最优的,人的行为乃至其结果和偏好既受他人行为的影响,同时又受现行制度的影响,同时制度也是众“经济人”的选择后果之一。[1]

绝大多数经济学理论实际上都是以稀缺性的存在为前提的:土地是稀缺的,资本也是,信息也是,而且人力资本也是。此外,本文还有一些辅助性假定,如个人偏好及能力的差异、作为比较利益者的个人、规模效益、外部性普遍存在和不确定性永存等。

(二)对国家兴衰问题的重新审视

作者通过对蝴蝶效应、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循环积累因果说和相对福利理论的分析,再加上制度本身所具有的非中性、信息不完备性以及外部性等,回答了本书提出的国家兴衰之谜:是制度稀缺及“制度悖论”现象的存在,才使国家趋于衰败;相反,是由于选择了适宜制度,国家才得以昌盛。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至少是起着主要的和根本性的作用的。作者在科斯定理以及帕累托最优标准的基础上,采用适宜制度的概念。将偏离适宜制度所处状态的远近构成了评判制度优劣的观念性的标准。

三、对“制度悖论”的理解

作者将制度悖论定义为人们本着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所选的制度,导致了逐渐偏离资源有效配置的状态。[2]换言之,它指的是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下的人的最优行为的结果并未与适宜制度所对应的结果相吻合。以此观之,人们之所以选择了对自己不利的制度安排,其实都是不情愿的,并非出于自己的本意,甚至压根就不是自己选择的结果。那么,人们难道真的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制度安排吗?

(一)来自囚徒困境的解释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著名的一个博弈模型,历来被认为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对立。其中的博弈双方都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甚至他们选择的策略(坦白)都是占优策略(无论对方选择什么,坦白都比不坦白强),可是得到的结果并不符合帕累托效率,而是两败俱伤;而且他们很有可能被长期锁定在在这个状态下——因为这是一个纳什均衡解(虽然是一个较差的解),任何人单方面改变自己的策略选择都会招致福利水平下降。在这个模型中,双方做出选择之前,他们对于其选择结果的信息就已经是完全的、对称的,应该说不存在所谓“理性的无知”,也没有对自己选择后果的不确定;他们的支付矩阵也是对称的;两人在博弈中的地位也是对等的,不存在谁强迫谁的问题,因此可以被认为是自愿的选择,但是在完全信息之下的选择结果却仍然违背了这些“理性人”的理性——他们都得到了一个相对低效率的结果,完全信息也同样会捉弄人。如果将此模型运用于制度博弈,我们可以认为,在“囚徒困境”中,参与者自愿地选择了对自己不利的制度。

“囚徒困境”的情况与作者提到的由于“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及积累效应”或者“理性的无知”而产生的违背初衷的选择是存在着本质不同的,前者具有完全信息,而后者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信息不完全造成的始料不及。博弈双方既然在选择之前就已经具备了完全信息,那么他们的选择结果怎么会是低效率的呢?应该说,他们的选择之所以会违背理性,主要在于通常该模型假定他们在决策时只关心自身的利益,而游戏参与者之间的行动是相互影响的,他们的选择结果也是相互影响的,所以虽然他们对于选择的后果——支付矩阵具有完全信息,但是仍然会理性地选择对自己不利的结果。

(二)新制度经济学与博弈论结合的说明

Bromley(1989)试图从一般意义上研究制度的变迁问题。他提出四种不同的制度交易形式:增加生产性效率的制度交易;再分配收入的制度交易;重新配置经济机会的制度交易;重新分配经济利益的制度交易。他认为以效率驱动来解释制度变迁的观点主要集中在第一类型中,而忽视了对其他类型的考虑。那些明显用以对收入重新分配的制度交易,可能来自于对相对收入份额的新的集体态度。他认为构成现代福利国家的各种社会保障措施可能被解释为其反映了对于相对收入份额的新的集体关注。而这种类型的制度变迁确实在历史上发生过,如果试图以效率范式解释它们是非常不合适的。

本文作者认为追求效率并不是制度创新或者制度变迁的唯一动因,人们不仅仅追求自身的绝对福利水平,还关注着相对福利水平,特别是人们往往对相对福利水平的关注程度甚至还超过了对绝对福利水平的关注。当这两种利益存在矛盾时,人们就很有可能选择了表面上看起来对自己不利(指绝对福利水平)的制度,而实质上并没有违背“理性人”假定,因为他们此时考虑的更多的是其相对福利水平。

国内学者姚洋也在其研究中指出,如果在一个一般化的经济环境模型下将政治过程引入制度变迁的分析中,考察制度变迁的效率,会得到一个否定的答案,即不存在一个能够实施效率假说的政治过程和新的制度,因为效率假说遵循的是功利主义的原则,它只是最大化个人福利的总和而忽略了不同个人之间的福利分配。[3]

总之,在制度选择中人们并不是仅仅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这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他们可能更加看重与其他人比较而言的相对福利水平;另一方面,他们可能还要考虑到政治市场的因素。

五、总结

制度通过对人类行为的作用,进而对结果施加虽是间接、但却是决定性的影响。作者对于国家兴盛之谜的解释是:制度稀缺及“制度悖论”现象的存在,才使国家趋于衰败;相反,是由于选择了适宜制度,国家才得以昌盛。

但是试图在一本书中彻底解决类似国家兴衰过程中制度的作用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总有一些还需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比如:对制度的优选分析或者择优的分析,意在如何实现适宜制度。一旦我们认同了制度决定论,并且确信适宜制度的实现与否最终会关系到国家的兴败,那么对制度的择优分析便是不可缺少。同时,政府在国家兴衰过程中地位和作用是制度理论要认真加以对待的一个基本问题。政府作为一种最为关键的生产性资源,作为制度的化身,其产出或供给不足或剩余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参考文献

[1]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第58页

[2]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第202页

[3]BROMLEYDW.Economicinterestsandinstitutions:theconceptualfoundationsofpublicpolicy[M].Oxford:Black·well,1989

[4]姚洋.政治过程与有效制度变迁[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3,(1)

[5]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6]BROMLEYDW.Economicinterestsandinstitutions:theconceptualfoundationsofpublicpolicy[M].Oxford:Black·well,1989

[7]闫大卫.人们为什么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制度安排——对张宇燕、盛洪先生的补充和发展[J].经济学家,2005(06):81-86.

[8]姚洋.政治过程与有效制度变迁[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3,(1).

[9]蒙本曼.道性哲学观与"李约瑟之谜"[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10(3)

[10]陆志明.从科斯到诺思看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J].中州学刊,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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