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还政府与国企的本来面目（论文文献综述）
蒋科,付金[1]（2021）在《国外政府董事制度考察及其启示》文中指出政府董事即政府委派或推选至公司董事会中履行公务职责的董事,其功能在于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或其他经济目标。国外基于政府董事的公职身份或其承担的公务职责,对其考评、激励、监督及法律责任等均体现了强烈的公法性。我国的国有股权董事类似于国外的政府董事,但现行法律仅承认其董事的私法身份而否认其公法定位。这使得其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的保护下,与公司内部人形成了利益同盟,削弱了其作为政府董事的基本功能。我国可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将国有股权董事定位为承担公务职责的政府董事,以适应我国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需要。
张剑锋[2]（2021）在《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文中指出腐败是全球性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政治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腐败特点,党和政府针对不同阶段的腐败问题,采取不同的腐败治理政策和措施,取得明显效果,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腐败治理力度不断加大,腐败治理取得新的成效。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学者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由于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时段、研究区域的选择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概括起来,大致包括腐败治理有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不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无相关性等结论。对于中国的腐败治理来说,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了腐败治理力度,腐败治理取得了显着成效,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即由长期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骤然降速,且与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的时间段重合,国内外都出现了“反腐败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论调。所以,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需要进行全面分析和探讨。学界关于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是否影响经济发展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对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认识分歧。十八大以来经济增速放缓似乎证实了“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而主张“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者则似乎刻意回避将之与腐败治理相联系,显示出逻辑论证前后矛盾的窘境。因此,厘清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关系,对于统一思想认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部分:（1）对腐败治理的概念、腐败治理的度量、经济发展的概念、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相关性的内涵等方面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并对国内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此外,还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2）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总体分析。首先,对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主要从腐败治理举措、腐败治理的成效、中国腐败治理在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排名等方面进行分析。其次,对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分析,通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3）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进行模型建构。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入手,考虑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然后考虑主要经济发展要素,重新构建模型,检验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进行了实践分析,并对腐败治理与基尼系数、居民幸福指数的相关性进行分析。（4）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差异化检验。为了验证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时间是否不同,就需要对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差异化分析。选择研究样本与研究变量,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采用合适的检验方法对各个模型进行检验,并且对检验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静态面板的角度还是动态面板的角度,腐败治理均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通过逻辑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相互决定的关系,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对腐败治理有决定作用。经济发展为腐败治理提供了前提和依据,决定了腐败治理的目标和方向,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风建设,为腐败治理的成败提供了客观标准。另一方面,腐败治理为经济发展提供直接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2）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复杂相关性关系主要表现在: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存在直接相关性,也存在间接相关性。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时间累积效应,即不仅会对当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还会对后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到滞后二期时会表现较弱。（3）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即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本文创新点主要有:（1）视角创新。从经济发展视角研究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具有视角创新性。首先,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角度,梳理了中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和理论,并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者关系角度,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初步构建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框架。其次,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结论,紧扣当前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提出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系统性。（2）观点创新。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的观点具有创新性。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有直接相关关系,也有间接相关关系。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作用存在着时间累积效应。中国目前应坚持和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3）方法创新。从实证角度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的方法具有创新性。首先是从整体上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了相关性实证分析,然后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进行了差异化检验,在具体检验时,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等多种模型,选取相关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利用经济学计量方法,用相关数据分析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指数之间的复杂关系。
孔建华[3]（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舆情治理：行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文中研究表明伴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的大众化、普及化、全球化、智能化正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化为民族国家建设与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契机,也潜在地激化了社会矛盾,成为民众情绪宣泄的窗口。网络舆情的出现为公民寻求体制外的利益表达渠道提供了场所,同时也暴露了传统行政管理的缺陷,促使政府为适应现代化治理的需要进行改革创新。网络舆情治理已成为治国理政的题中之义。对网络舆情的治理既是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内容,又是信息化浪潮中我国的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重点研究当代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的行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治理理论对诸多网络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的演变过程及治理方式进行抽象分析和实证考察,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及问卷调查法,探索具有现实解释力与指导力的规律,形成网络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治理的一般路径、模型。全文主要内容如下:1.探讨网络舆情治理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等基本问题,主要是对相关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与综述。从概念界定、构成要素、特征分析、类型划分、形成演变、影响效应、功能作用等方面总结归纳了网络舆情研究的基本视角。从论文年际变化、核心机构、高产作者、期刊分布、关键词分析及研究路径评析等角度,总体性呈现了国内网络舆情治理研究的基本样貌与分析进路。特别是借助cite space等可视化分析软件,利用关键词、主题词等之间的关联,展现了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和主题相关性,并对既有研究的不足和后续研究的发力点进行了评析和展望。2.网络舆情治理相关概念的界定、研究依据与分析框架。对舆情、舆论、网络舆情、网络舆论、舆情管理、舆情治理等几个核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定,用比较的方法分析它们的相互区别与联系;进而从网络舆情问题研究范式转化、治理理论的切入及网络舆情风险的演化机制等三个方面探讨当下网络舆情治理研究的理论依据;继而论述了工具—价值视角下的网络舆情管理、情境—过程视阈中的网络舆情治理、结构—功能框架下的网络舆情危机化解等三种分析框架在当代中国网络舆情治理实践中的具体运用。3.网络舆情的发生机理及表现特征。通过数据调查统计、典型个案描述,分析网络舆情的现状。网络舆情的形成是主观和客观、现实与心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网络舆情形成的现实原因主要包括: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剧增,公共信任危机逐渐增强,西方价值观的渗透蔓延,网络言论控制措施失当,网络非理性表达占据优势。网民的集体无意识和群体认同则构成了网络舆情形成的主要心理动因。网络舆情具有个体同质性与群体共鸣性、观念个性化与媒体导向性、成因复杂化与价值多元化的突出特征。4.网络舆情治理中的行动逻辑。在具体分析国家面临的网络舆情形势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收集舆情信息的科学方式,网络舆情危机研判机制,应对网络舆情的基本规则。从实然和应然两种视角分析和论述了不同层级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行为模式选择及背后的深层逻辑。5.网络舆情治理中的现实困境。探讨的是网络舆情治理的制度环境、网络舆情治理中政府回应失灵的表征及根源。选择网络舆情治理系统工程中的关键一环——政府回应作为问题标靶,进行了深度解剖,以期找到治理的切口。政府部门管理的碎片化、网民权力意识多元化、网络舆情风险扩大化是网络舆情治理面临的新环境。回应不及时、回应效度及信度低、网络舆情生成前以堵为主、网络舆情生成中公关失效、网络舆情危机生成后转移视线等成为政府网络舆情管理行为失当的主要表征。在官僚体制内部,缺少网络舆情的研判能力,在信息收集与监控过程中缺位,回避舆论压力,采取冷处理,回应不及时。官僚制自身的缺陷、官僚体制的惯性、公务员的双重角色困境及自身业务能力和水平等不同程度上造成了政府在网络舆情回应中的行为失当与被动境地,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政府形象和公信力。究其根源,网络舆情治理中政府回应失灵,既有制度性的结构缘由,也有能动性因素。6.构建协同联动、综合治理的路径选择。强调网络舆情治理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多方协同参与,推动政府、媒体、社会组织及公民共同联动。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府依然非常重要,是网络舆情治理的主要角色。提出依然要强调政府作为元治理的角色地位,社会组织是网络舆情治理的辅助力量,新闻媒体是网络舆情治理的主要宣传者,社区组织承担着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重任。从路径选择和政策建议提出实现当代中国网络舆情善治的可行性方略。
曹书[4]（2019）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现代经济体系改革的日益深化,在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过程中,资源型城市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义务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权利间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通过利益补偿机制化解该项“非对称性矛盾”已然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紧迫的现实需求。为此,国家通过资源税改革及中央财政专项拨付等方式为资源型城市提供了纵向补偿,形成了补偿机制“纵多横少”的格局。但是财税体系的纵向补偿因周期性与有限性无法独力扭转资源型城市颓势,还须为资源型城市脱困振兴提供长效性横向补偿机制。201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在“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当中将“健全资源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利益补偿机制”予以重点强调,指出“围绕煤炭、石油及其他矿产等重要资源,坚持市场导向和政府调控相结合,加快完善资源开采、生态治理等外部成本内部化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鼓励资源输入地通过共建园区、产业合作、飞地经济等形式支持输出地发展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加快建立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长效机制。”可见,作为资源输出地的资源型城市获得作为资源输入地的非资源型城市横向利益补偿之正当性已经得到国家认可,资源型城市要避免矿竭城衰的悲剧,必须构建切实可行的横向补偿机制,引导非资源型城市利益回流,让资源红利反哺当地。但在当前,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问题仍停留在战略与指导思想层面,其具体机制的构建问题亟待学界破题。横向补偿研究的滞后主要表现于补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权利义务关系、补偿原则、补偿标准、具体补偿方式等要素尚未制度化、权利化与法律化,一套科学合理的横向补偿法律机制能够为资源型城市的横向补偿提供理论基础与权利依据,以权利结构为指引设计横向补偿技术性措施,并在确权入法中引导和鼓励作为资源输出地的资源型城市与作为资源输入地的非资源型城市间建立约束性横向补偿关系,落实横向补偿效应,从而推动资源型城市利益横向补偿向权利化、法律化及常态化的补偿路径倾斜。截至目前,法学界对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理论研究还很少,无法为操作层面提供有效支撑。本文对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的法律机制展开研究,其目的即是为了从经济法学角度填补这个法律机制短板。因此,该项研究具备一定的理论价值、现实迫切性与实践指导意义。本文主文部分共分为六章,形成递进与总分的逻辑结构。首先以资源型城市补偿机制的演变为开端,指出横向补偿机制对资源型城市的重要意义;随后分析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核心构成;紧接着探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补偿技术;在前三章所述内容的基础上,对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具体方式展开论证,包括横向补偿基金的规则设计、横向补偿PPP项目的引导与规制及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路径三种类型。具体要点如下:第一章——“资源型城市补偿机制的演变”。本章主要讨论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损益间的因果律、资源型城市纵向补偿的不足、横向补偿机制的价值与缺陷,以及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作用。首先,界定资源型城市的基本内涵与外延。尽管人们对“资源型城市”一词早已熟知,但其具体内涵与外延却在随情势变更而不断变动,对其作出限定实有必要。同时,经济发展停滞、社会保障落后及生态环境恶化构成了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障碍。因此,本文在深入探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之前,有必要将资源型城市的基本范畴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阐述清楚;其次,明确横向补偿机制的应有之义。补偿机制在各学科及同一学科不同领域均有广泛且深入的研究与应用,并衍生出众多的研究范畴。究竟是哪一学科最早将补偿机制作为一种专业术语加以使用,现已无从考证,但近些年在法学领域对补偿机制的研究持续升温却是不争的事实。法学的初期研究领域主要在于国家合法行为对公民损失的行政补偿机制,而后开始转向生态补偿机制的各要素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补偿机制开始分化为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纵向补偿与横向补偿等机制类型,各自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丰富、发展与演进。故此,在本文深入研究横向补偿法律机制之前,对横向补偿机制的限定也十分必要;再次,提出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损益间的因果律,找准现有横向补偿机制的症结,为法律机制研究提供价值依据。从现实国情角度看,对资源的大量开发与过度开采,导致资源型城市的迅速崛起,为国民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因资源的有限性与不可再生性,长期开发后的资源型城市也必将面临资源储备量递减甚至枯竭,资源型城市也随之衰落,并引发了产业升级转型、下岗就业与再就业、社会保障不足、生态环境修复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仅靠资源型城市自身是无法承受的,也不该让其独立承担,亟待外部大量的资金、资本及其他带有活力的生产要素投入。相较而言,非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要远高于资源型城市,这些城市在资金、资本及优质生产要素方面具有显着的比较优势,是改革发展成果的实际享有者。因此,本章揭示出资源型城市发展滞后与非资源型城市“受益板块”的高速发展之间存在显着关联性,提出“两类城市的损益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观点,并在梳理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补偿机制之后,发现横向补偿机制的症结所在,为后续法律机制的构建指明了方向。第二章——“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构成”。本章主要讨论横向补偿机制的权利化意义、横向补偿权存在的必要性、生成的可行性,以及横向补偿权的基本内涵、生成逻辑与权利结构等问题。首先,明确由横向补偿机制向法律机制蜕变的路径。法律机制是有关权利与义务的规范工具,法学领域业已关注法律机制在资源型城市补偿实践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对法律机制的含义、机制向法律机制转化的路径以及权利作为法律机制核心的认识等方面仍未深入,只谈法律机制之形,不谈法律机制之魂,造成机制与法律机制混为一谈。因此,在探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具体措施之前,应率先对机制向法律机制转化路径予以界定,并对横向补偿权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以描述出该法律机制权利化的具体形态;其次,证明横向补偿权存在的必要性与生成的可行性。资源型城市的补偿权最早出现于因资源开采引发生态环境问题所进行的补偿实践,但资源型城市能源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等多重保障义务对传统补偿权提出了挑战。考察横向补偿权存在的必要性与生成的可行性,有助于更准确的理顺新型补偿权的内在法律逻辑,指导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具体举措的设计;再次,揭示横向补偿权的内涵、生成逻辑与权利结构。由于资源型城市的横向补偿属于现有行政区域关系的横向化,主要以横向补偿权为核心的法律机制来完成,故而将横向补偿权称为该法律机制的核心构成。此外,与传统生态补偿权不同,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权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且错综复杂,因此在阐述横向补偿权基本内涵与权利结构的基础上,应在不同类型利益关系中界定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第三章——“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补偿技术”。本章主要讨论横向补偿的原则、横向补偿方式的总体设计及横向补偿标准的设定三方面。首先,在进行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时,具体的横向补偿措施与补偿标准应当依据一定的原则设定。资源型城市的横向补偿须遵循区域利益协调、社会福利增加、多元主体参与及比较优势互补四大原则。其中,区域利益协调原则为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机制设计的基本原则,社会福利增加原则为横向补偿措施的评价原则,多元主体参与及比较优势互补则为横向补偿行为的适用原则;其次,总体设计横向补偿方式。基于前述分析,资源型城市确实存在“资金、公共事业与生产要素跨区域补偿”之客观需要,且该横向补偿客观需要具有显着的层次性。⑴资源型城市公共事业横向补偿因主要围绕民生改善,可被界定为满足生存需要的补偿,即生存性补偿方式,其在横向补偿方式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⑵对资源型城市资源价值、生态保护、公共事业及经济可持续的资金横向补偿虽可对资源型城市系统生存与发展各方面予以全面补偿,但无法做到按需补偿,是在保障资源型城市基本生存条件的基础上为其提供发展机会的适当补偿,即兼具生存性与发展性的适当补偿方式;⑶资源型城市经济可持续需要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接续产业的选择,关键在于劳动力、土地、资本、信息、科技及企业家才能等优质生产要素的引入,非资源型城市在良性资产充裕度和优质生产要素活跃度等方面均具有显着的比较优势,这些优质生产要素的跨区域补偿属于发展性补偿方式。本文认为,基金、公私合作PPP模式及对口合作三种制度的功能性与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的客观需要具有一致性。三种制度与具体补偿领域相结合,能够形成横向补偿基金、横向补偿PPP项目和短缺生产要素的对口合作三大横向补偿方式。三大横向补偿方式只有紧急结合,形成合力,方能全方位保障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有效输出、经济可持续发展、民生改善及生态保护等多元任务的落实;再次,设定横向补偿标准。在将经济学外部性理论确定为横向补偿标准的理论依据后,本文深入探讨了横向补偿标准的量化方法、量化障碍与创新路径。第四章——“横向补偿基金的规则设计”。本章主要讨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资金不足问题、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应对思路与缺陷,以及横向补偿基金的修正路径。首先,指出补偿资金不足与补偿需求充裕的矛盾。“资金不足”是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资源型城市的资源价格与价值剪刀差、生态环境的恢复与建设、产业升级与转型及民生福祉的提升均需要大量资金的注入,但资源型城市现有的地方财政收入及中央财政纵向补偿规模与上述事权并不匹配,资金缺口很大,亟需另觅补偿资金来源;其次,归纳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应对思路与缺陷。如前所述,资金缺乏是资源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绝非某类资源型城市所独有。就此而言,中央财政专项划拨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补偿实质上是一种应急措施。早在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评选之前（2007年）,国家就着手设计能够全覆盖各类资源型城市的基础性、长效性的资金补偿筹措机制——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并由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管理试行办法》,希望在2015年中央财力性转移支付结束之季由准备金制度接力,继续对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资金保障。但时至今日,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仍未出台,中央财政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补偿也已疲态尽显。那么,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在理论上如何设计的?是否在实践中已有试点?相关指引迟迟无法出台的原因为何?存在哪些缺陷?上述疑问均须作出准确解答;再次,总结横向补偿基金的修正路径。横向补偿基金具有多元的资金来源、分散的资金用途与多变的资金管理三大典型特征,将有效弥补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缺陷。横向补偿基金与可持续发展准备金既有相同点,又存在显着的差异。二者的相同点体现于资金用途的分散性,即所提取的资金均被用于资源型产业的升级、接续与转型、战略新兴产业的培育、生态环境治理、民生福祉的改善等资源型城市系统问题的解决,而非专门用于某方面问题的风险处置,这是横向补偿基金与可持续发展准备金之间形成合作关系的基础。二者的不同点在于:⑴资金来源方面。可持续发展准备金源于当地资源型企业,准备金的多寡与企业的资源开采数量正相关;横向补偿基金则由原始资金与积累资金组成。其中,原始资金来源于非资源型城市政府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非资源型地区资源使用权市场交易额的提成及经国务院批准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积累资金为原始资金的投资收益,原始资金与积累资金所形成的基金由中央政府集中用于资源型城市系统建设。⑵资金使用方面。总体而言,可持续发展准备金所负担的任务过重,有些任务并非仅凭资金支持即可解决,还须其他方式配套进行。同时,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对政府与市场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分工作出了明确划分,但分配给资源型企业的负担过重,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过轻;横向补偿基金在使用上须明确补偿基金的专用性与适当性,并须强调“哪些问题应该由政府承担、哪些方面要由市场实现”,充分考量政府与市场能力范围的前提下实现其责权利的平衡。⑶资金管理方面。可持续发展准备金不具备增值功能,横向补偿基金则应在保证基金资产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通过投融资市场实现基金资产的保值与增值。总之,正是基于可持续发展准备金与横向补偿基金的异同关系,二者方能相互补充,形成合力,共同保障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资金的充裕。第五章——“横向补偿PPP项目的引导与规制”。本章主要讨论PPP模式的横向补偿品质、横向补偿PPP项目的评审对象及横向补偿PPP项目的锁定期制度。首先,挖掘PPP模式的横向补偿品质。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中,不仅可以通过设立横向补偿基金实现对资源型城市的资金补偿,还可以由非资源型城市优质社会资本方与资源型城市政府间通过PPP项目实现资本补偿,以大幅度提升资源型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质量与公共服务的效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PPP模式的精髓,这一精髓决定PPP模式具有横向补偿的品质;其次,设计横向补偿PPP项目的评审对象。资源型城市能够运用PPP模式在与非资源型城市公私合作中实现资本的跨区域补偿,横向补偿PPP项目可以成为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的主要方式。与一般PPP项目相比较,横向补偿PPP项目更加强调公私合作对资源型城市的补偿效果,这种补偿效果的落实须依赖横向补偿PPP项目评审对象的合理设计,主要包括适用范围及相应合作类型、实施主体、采购方式、特定融资方式及评估方式五个方面;再次,规范与重构横向补偿PPP项目的锁定期制度。作为横向补偿PPP项目的先行者,国有资本应起到样板作用。但是,横向补偿PPP行业有效市场的形成更须充分激发民营资本的参与热情,PPP制度优势才能得以发挥。同时,也应清醒的意识到,由于资源型城市营商环境的恶化、机制体系的陈旧及支付与消费观念的落后,致使非资源型城市民营资本对该区域的PPP项目必将保持更加谨慎的态度。民企的谨慎态度主要源于因股权变更限制所导致的横向补偿PPP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和资本运营效率偏低问题。作为平衡政府与民企对股权变更限制与自由的重要工具,我国PPP模式锁定期制度应发挥消除民企参与横向补偿PPP项目的顾虑,确保横向补偿PPP行业形成有效的市场环境。第六章——“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路径”。本章主要讨论对口合作的源流与横向补偿效应、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思路与缺陷,以及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法制化路径。首先,梳理对口合作的源流,抽象其横向补偿效应。在横向补偿中,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不仅可以通过资金、PPP项目方式对横向补偿权予以具体化,还可以结成对口关系,以对口合作机制促成二者间的横向补偿关系。对口合作源于对口支援,但并非仅限于对口支援的适用范畴,将对口合作机制引入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的结对关系中,能够起到横向补偿资源型城市的效应。其次,指出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思路及缺陷。对口合作横向补偿应然效果以“飞地经济”为理论基础,但其应然状态转化为实然状态还须配备可行性路径。当前,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间对口合作主要以中央积极参与和地方主动对接为主要推动力,但存在“领导力与执行力”不足的风险;再次,设计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法制化路径。法制化能够为资源型省市与非资源型省市政府间对口合作提供稳定的领导力与执行力。法制建设的内在逻辑品质是从实践经验出发,发现规范对象的内在规律性、存在使命与本来面目,不仅要回答“是什么”,还须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只有实然与应然的结合才能够理解法制建设对于资源型省市与非资源型省市协调发展战略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对口合作横向补偿效应的法制化是其“领导力与执行力”的长效来源,但地方立法对“对口关系”方互补共赢的规范力度不足,无法胜任该法制化要求,唯有跨区域经济法制建设才能满足对口合作横向补偿效应法制化的客观需要。为此,须在地方协同立法的基础上,加强国家层面的综合性立法与专门性立法,以便真正落实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间的对口合作横向补偿的实效性。
徐淑云[5]（2019）在《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卫兴华是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杰出代表、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国内经济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卫兴华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60多年来,不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提出了许多有创建的观点。卫兴华还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卫兴华经济思想包含的许多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理论依据,对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本文以卫兴华经济思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提出的主要经济理论观点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卫兴华的主要经济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卫兴华对《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等。论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多角度阐释卫兴华的经济思想,在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总结、概况和评析,并总结了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特点,提出卫兴华经济思想对我国当前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结论:第一,卫兴华教授是我国着名的经济学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奠基者,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研究、创新与发展,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创新独到的政策建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第三,卫兴华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第四,卫兴华教授始终强调的“严谨的治学精神、求真的科学态度”和“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的研究学风,力守“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论证、严谨的学风”的“四严”治学格言,为后来的经济学工作者的培养产生重要影响。
徐晓松[6]（2018）在《国家股权及其制度价值——兼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走向》文中认为从国家所有权到国家股权的变革没有改变国有企业设置的公共利益目标,也不会在根本上改变国家所有权行使的公权方式,但却使得国家股权在重大决策、股份处分以及红利分配等方面表现出与私人股权的差异,成为与私人股权并列的新股权类型,相应的制度建构也因此跳出私人股权制度的简单复制而成为一个新制度的创建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为中国国有企业以及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的持续和深化提供基本平台,也决定着相关制度改革的走向。
黎永红[7]（2017）在《资本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文中指出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资本”的全球化,意味着资本竞争和增值的原则贯彻到整个世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国际资本和市场机制,进行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国家治理出现权力缺乏限制的上层建筑和资本缺乏约束的经济基础等问题,迄今尚未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陷入困境,主要是政府权力控制与资本增值冲动的矛盾和权力崇拜与资本财富追逐的矛盾。困境产生的原因复杂,其历史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残余根深蒂固,现实原因在于地方保护主义阻碍资源流动和垄断行业限制民营资本,但更重要的体制上的原因在于市场体系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彻底,归根结底在于政府与市场关系长期处于被扭曲的状态。国家治理现代化需借鉴国外治理经验。日本灵活实施政府完全统制经济、政府主导经济、限制政府主导经济的策略,实现崛起。拉美主张自由市场机制、全球贸易自由化和资本全球化,反对国家干预,实现经济腾飞,但引发金融危机,落入“现代化陷阱”。亚洲“四小龙”倡导“经济优先主义”,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建立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从国外治理状况来看,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和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经验值得借鉴,但是要警惕新自由主义,防范金融风险,避免跌入“现代化陷阱”。实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维”建构。在理论建构维度上,与以资本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不同,我们要形成“以人为本”的国家治理价值取向,并以此引导国家治理。在实践建构维度上,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我们既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调动人民治理国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要探索现代国家治理的新模式,让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同时还要把握现代国家治理的资本逻辑,把利用资本和超越资本有机结合,限制资本负面影响,使资本利益惠及人民,形成“以人为本”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在制度建构维度上,我们用社会主义制度匡正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活力有机结合,建立有利于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形成有利于“以人为本”的国家治理制度安排。国家治理现代化凸显中国特色,注重三个“坚持”。一是坚持发展完善“以人民为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搭建人民当家作主的平台,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广泛的民主、自由和权利。二是坚持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党不仅是国家治理的领导者、组织者,而且是依法治理国家的坚定执行者,一切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三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我们不仅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要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政府与市场协同发挥作用,最迫切的是深化国家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张俊[8]（2016）在《国家企业权力规制论》文中指出迄今为止,市场经济是被各国发展经验教训所反复证明的一条可行之路。如果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是一种市场经济,那它就应当具备市场主体地位平等、个体权利受保护、政府权力受制约、竞争秩序公平透明、制度规则可预期等市场经济所必备的共通要素。公权力的越位、错位和缺位,是我国改革所要解决的最核心的问题。有效地加强对公权力的约束和控制,是事关我国改革走出“深水区”的关键。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从一定程度上说,国有企业是国家公权力的产物和工具,这种公权力或者来自企业所处的特殊领域和承担的特殊职能,或者来自对企业所经营的国有资产的处分。它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国有企业的某种“特权”,但是究其权力的来源和实质,则是政府代表全民行使的国家权力,是国家公权力的一种特殊形式——国家企业权力,政府实际掌控着国家企业权力实现的范围和程度。在市场体制下,这种权力是政府通过设立国有企业输出权力、国有企业通过行使权利实现权力两者共同完成的,缺一不可。这种包含政府和企业双方行使主体的权力正是国有企业的特殊性所在,也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关键因素。因此,好的国企改革,本质就是要识别和规范这种特殊的国家公权力,从而才能保障个体自由和财产权利,维护市场的公平秩序,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坏的国企改革就是模糊特殊企业和一般企业的界限、公权力和私权利的边界,维持和扩张权力对资源、利益不受约束的控制。既然对公权力的规范是我国改革的核心问题,那么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任务同样是对涉及国有企业运营和改革中的国家权力的规范。规范权力的手段可以有多种,包括道德手段、政治手段、法律手段等。其中,法律规制本应是最主要的手段,因为通过立法的方式,使得这种规制具有民主性、稳定性和反复适用性。它是明确和可预期的,人们可以合理地期望政府对国有企业在设立、运行和退出过程中会如何行为,公共利益包括自己的利益将如何受到影响,也能够依据法律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失范进行纠正。从世界各国来看,实行严格的法律规制也是规范政府管理国有企业的普遍做法。但遗憾的是,我国虽然拥有世所罕有的巨量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它们在整个国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对国家企业权力的法律规制却相当薄弱和有限。这其中既有整体法治水平较低、立法不完善的因素,也有对国有企业性质和功能的模糊和错位,特别是对国有企业转轨性、公权性认识不足的影响。在理论上,我国目前无论是宪法和行政法学界,还是经济法学界,都未对国家企业权力这种围绕国有企业集中体现的特殊国家权力为重点进行研究,致使这一处于交叉、边缘领域的权力几乎成为理论研究的盲区。在实践中,目前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不仅立法层次普遍较低,而且明显地表现出为政府的国有经济政策进行法律语言“翻译转换”的从属特质,缺乏从社会公共立场出发,对公权力进行规制的法治特性和独立价值。只有对国有企业在设立、运行到退出全过程中所涉及的公权力进行全面的清理,清晰地划定国有企业及其背后的政府权力边界,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运行更加健康有序。本文正是基于上述想法,循着“权力是什么”→“国家设立和经营企业是不是权力”→“国家企业权力是什么样的权力”→“国家企业权力应服从什么规制原则”→“国家企业权力应有怎样的规制结构”→“具体如何规制各类不同国有企业的权力”这一思路展开论述。全文除绪论外共分六章。第一章“权力的基本问题分析”,旨在为国家企业权力的论证提供初始定位与宏观定性,可以看作是全文的一个引子,并不直接针对国家企业权力进行研究,但从权力的一般性出发,可以形成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基本方向性关照,并有助于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问题的关键和本质。从权力的概念来看,核心要素是一方的支配与另一方的服从,权力按其性质可分为公权力与私权力,按其主体可分为政府权力、企业权力、社会权力等,按其内容可分为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等。权力的“合法性”是决定权力能否被服从,进而能否稳定维系的关键。现代权力合法性的本质都在于公共性,但权力的特性、人性的弱点、制度的缺陷决定了公权力存在背离公共性的异化风险。在矫正公权力异化的德治、政治、法治三种主要方法中,法治矫正在现实性与效率、效果方面更具优势。第二章“国家企业权力的证成与异化”,本章论证国家企业权力是国家权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一种特殊的公权力,它存在多方面的公共性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但同样权力行使也可能偏离公共性而发生异化。首先,从国家观念和国家权力发展历程来看,主权存在相对化趋势,公共性约束的强化促使国家日益重视社会职能和经济权力,不同类型国家都存在国家权力与企业形式的结合。从历史与现实的普遍现象中,可归纳出国家企业权力概念,即在国有企业的设立、经营、退出中所包含的国家权力,它通过“政府支配企业—企业行使权利”的方式得以实现,具有政府权力和企业权力两个层次,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领域分别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其次,国家企业权力的公共性可从多角度得到理论支持,从交易费用理论看,国家企业权力使得某些具有公共需求,但私人企业和市场交易均无法发生的生产得以实现;从公共物品理论看,国家企业权力因向社会提供准公共物品而使公共经济领域纳入管理;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看,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承担特殊的公共责任。最后,我国国家企业权力实际运行中,在竞争关系、财产关系、交易关系等方面存在公共性的异化,异化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定位不清、公权力法律约束性不足、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变化引起的,而在立法方面则表现为国有企业在性质上未定位于特殊企业、目的上未突出权力规制、方向上未进行科学分类。第三章“国家企业权力的规制框架”,本章针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异化构建整体性的规制框架,从规制的基本理念、规制的客体结构和主体结构三个方面形成体系化思路。首先,应将国家企业权力的规制纳入宪政秩序。在我国关于国有经济的宪法制度中,应确立权利本位、权力法定、权力公开、公共利益原则,作为规范国家企业权力运行的经济宪政基本秩序。其次,在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客体结构方面,可借鉴国际经验,通过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将我国国有企业按其功能和财产属性区分为公共型和商业型两大基本类型,根据两类企业涉及的不同国家权力特征,配置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制资源。最后,在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主体结构方面,规制主体主要有外部主体和内部主体两大类。外部主体主要是立法机关和利益相关者,议会（人大）应对涉及国家企业权力的重大事项拥有最终决定权,应强化人大在我国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结构中的权威,必须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主体对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参与。内部主体主要是政府和企业自身,应改革现行政府规制模式,区分公共型和商业型国有企业实施分类规制,在企业内部也应充分发挥董事会、监事会等的权力制约作用。第四章“公共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规制”,本章基于公共型国有企业是政府实现特殊政策目的工具属性,以及公益性、垄断性的行业特征,对其中的权力规制更多地表现为政府行为规制而非企业行为规制,重点是规范政府设立企业的权力、划定企业经营业务范围的权力、调控企业行为的权力。首先,要对企业设立权进行规制,在公、私法人划分的基础上改革现行法人制度,建立适于公共型国有企业性质的特殊的法人,采取不同于一般企业的设立原则和设立程序。其次,要对企业业务权进行规制,以我国政策性银行为例,论证国有企业业务经营的权力性,业务权的失范及其纠正,包括明确对政策性业务的界定、加强对相关业务的监管及利益补偿规制。最后,要对国家调控权进行规制,以价格调控为例,由于政府身份错位、公共博弈的缺失引起调控“失灵”,为纠正调控权的异化,应通过委员会化努力构建具独立性的价格调控主体,引入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对调控权作适当性限制,在个体诉讼和公益诉讼两个层面探索价格听证程序的可诉化改造。第五章“商业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规制”,本章基于商业型国有企业是发挥国有资本为全民利益增长服务、协调国民经济发展的工具属性,以及竞争性、营利性的行业特征,对其中的权力规制主要体现为对企业国有资本运营的规制,通过人大、政府、企业三级的合理衔接,使政府和企业“代理”全民运营资本的权力受到更全面和有效的监督。首先,企业“内部人控制”和政府监管的滥用使国有资本运营权力产生异化风险,应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合理定位为关键,调整现行国有资本运营体制,使政、企各归其位。其次,将国有资本运营纳入财政预算,是权力规制法治化的根本保证,应在公共财政理念下,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特别是对资本收益权的规制,在收益上缴和支出方向和用途上确保公开、公平的公共决策。最后,要对国有企业的合并权进行规制,国有企业的合并与政府行政权力密不可分,传统的反垄断法规制在这一领域存在失效问题,必须以规制政府权力为中心,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三方面入手,探索破解国有企业合并中的行政垄断。第六章“国家企业权力退出规制”,本章着眼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建立国有企业在民营化过程中的权力退出规制体系。国有企业改革无法回避民营化,它是解决竞争领域企业效率问题和垄断领域市场开放问题的必经之路。首先,要认识到民营化的过程就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权力逐步退出的过程,这种退出本身具有公共性,在退出路径的选择上应选择主动、公开、法治的方式,要通过法律规制实现权力的分类退出、分步退出,并在退出中保护公共利益。其次,在竞争行业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权力退出中,应建立民营化的决策规制和交易规制,在决策主体和方案设计中体现公共意志,在交易过程和收益处置中做到公开透明。再次,在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权力退出中,应重点关注反垄断问题。以我国铁路改革为例,应建立自然垄断行业的独立规制机构,实现与反垄断监管的衔接,形成合理的市场结构规制和对退出中的国家企业权力规制体系,确保新生竞争领域的公平秩序。
叶龙祥[9]（2016）在《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吴宣恭的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吴宣恭主要经济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概括。吴宣恭经济思想主要涉及所有制与产权理论、我国社会的产权关系、西方现代产权理论、所有制改革理论、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价值理论、分配理论、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些重要理论、现阶段重大经济社会关系及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等方面。所有制与产权理论的研究与运用是吴宣恭经济思想的重中之重。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运用唯物辩证法、史论相结合、求实与创新相结合、调查与采访相结合和比较分析等方法,从不同角度、多个方面对吴宣恭的经济思想进行系统而全面的分析研究,提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指导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启示价值的结论。对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价值:第一,吴宣恭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研究吴宣恭经济思想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学习、研究、发展和运用,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和把握;第二,吴宣恭经济思想根植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实际,研究吴宣恭经济思想有助于后学之辈了解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历程和实践运用,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脉络;第三,吴宣恭的严谨治学精神、高度责任感和崇高的品格是广大经济学人终身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动力。
李晓寒[10]（2016）在《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文中认为1978年以来,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这场变革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三十多年来,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经历艰辛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创造了极富价值的改革经验。认真梳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系统总结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深刻把握改革开放的内在规律,无论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还是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代中国改革是一项系统的、复杂工程,从一开始就是从社会主义建设全局出发的,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具体议题或特定领域。因此,回顾改革的历史进程也需要一种全面、综合的视角,展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改革全貌。为此,就必须选取一个研究基点,将三十多年的改革脉络串联起来,生动体现改革进程中认识与实践的相互关系。一方面,这个基点必须是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属于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另一方面,它又必须能够指导新的实践,包含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观目的。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本文从探索改革规律的视角出发,采用文献分析法,通过深入分析党的重大会议记录、政策文件、领导人讲话、回忆录等一手材料,梳理改革的历史脉络,再现改革的历史进程、总结改革的历史经验。根据我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程度,可以把当代中国改革大致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分别对应本文的前三章。第一章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92年2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这是改革的全面探索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了改革开放的正式启动。此后,改革的探索从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全面展开,边试验、边总结,不断把各领域取得的经验教训上升到理论高度,探寻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现路径,故称之为全面探索时期。第二章从1992年2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到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改革的全面推进时期。“南方谈话”掀起了第二轮思想解放的热潮,标志着我们对改革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实践中,我们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进展,相继确立了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领域的改革目标,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在各领域改革目标渐次明确的基础上的全面推进,故称之为全面推进时期。第三章从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至今,这是改革的全面深化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指导思想、主要内容,是指导新时期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部署各领域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第一次在理论上将各领域的改革目标打通与整合,从理论上解决了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实现了改革在理论上和实践性上新的升华与飞跃,故称之为全面深化阶段。第四章总结了改革的七条基本经验。（一）必须不断解放思想、破除思想障碍。必须把握解放思想的特点、本质和功能,针对尚未认清的改革基本理论问题,进一步打破观念禁锢、清除思想障碍。（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三）要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强国富民作为改革的根本任务。（四）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又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加强顶层设计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客观要求,二者统一于能动的实践论。（五）顺应和把握时代潮流,把改革和开放结合起来。改革为开放创造内在条件和体制基础,开放对改革产生倒逼机制和示范效应,必须积极谋划、顺势而为。（六）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平衡点,实现三者的动态平衡。（七）必须牢牢掌握改革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改革启动的前提,也是保证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通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坚持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梳理改革三十多年来的历史进程,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改革是一场前无古人的社会实验,是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程,改革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不止步;只有不断解放思想、破除思想障碍、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推进理论创新,才能确立改革方向、不断深化改革。（2）三十多年的改革总体上走了一条波浪式前进的道路,呈现出一个“整体上行的马鞍形”的发展轨迹。未来,改革仍将伴随短暂的、局部的调整,甚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与某些根深蒂固的旧观念相结合,表现为回归旧体制的“潜流”,这是改革的必经之路。然而,正如改革的调整不可避免,改革向前推进同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改革必然在过程与方向的辩证统一中曲折前进。
二、还政府与国企的本来面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还政府与国企的本来面目（论文提纲范文）
（1）国外政府董事制度考察及其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国外政府董事制度的基础性考察 |
| (一)政府董事的缘起与发展 |
| (二)政府董事的功能 |
| 1.对英美法系国家政府董事功能的考察。 |
| 2.对大陆法系国家政府董事功能的考察。 |
| (三)政府董事的法律地位及其法律责任 |
| 二、国外政府董事具体制度的考察 |
| (一)政府董事的选任 |
| 1.对英美法系国家政府董事选任的考察。 |
| 2.对大陆法系国家政府董事选任的考察。 |
| (二)政府董事的考评 |
| 1.对英美法系国家政府董事考评的考察。 |
| 2.对大陆法系国家政府董事考评的考察。 |
| (三)政府董事的激励 |
| 1.对英美法系国家政府董事激励的考察。 |
| 2.对大陆法系国家政府董事激励的考察。 |
| (四)政府董事的监督 |
| 1.对英美法系国家政府董事监督的考察。 |
| 2.对大陆法系国家政府董事监督的考察。 |
| 三、国外政府董事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
| (一)我国的国有股权董事当为政府董事 |
| (二)我国的国有股权董事当具公私法上双重身份 |
| (三)我国的国有股权董事制度当回归其公法性 |
（2）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与评述 |
| 1.2.1 文献综述 |
| 1.2.2 文献评述 |
| 1.3 核心观点与理论支点 |
| 1.3.1 核心观点 |
| 1.3.2 理论支点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腐败治理 |
| 2.1.2 经济发展 |
| 2.1.3 相关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 |
| 2.2.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 |
| 2.2.3 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借鉴 |
| 2.3 本章小结 |
| 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分析 |
| 3.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三者的互动关系 |
| 3.1.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 |
| 3.1.2 社会结构的层次和层次态发展 |
| 3.2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理分析 |
| 3.2.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分析 |
| 3.2.2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 |
| 3.2.3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1 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举措与成效 |
| 4.1.1 腐败治理的举措 |
| 4.1.2 腐败治理的成效 |
| 4.1.3 基于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中国腐败治理分析 |
| 4.2 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2.1 经济增长状况 |
| 4.2.2 居民可支配收入及消费状况 |
| 4.2.3 投资质量状况 |
| 4.2.4 对外贸易状况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统计检验 |
| 5.1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检验 |
| 5.2.1 平稳性检验 |
| 5.2.2 E-G协整检验 |
| 5.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3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检验 |
| 5.3.1 考虑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因素的腐败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 5.3.2 腐败治理通过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结果分析 |
| 5.4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检验 |
| 5.4.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实践一致性检验 |
| 5.4.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指数一致性检验 |
| 5.5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模型解析 |
| 5.5.1 直接相关性解析 |
| 5.5.2 间接相关性解析 |
| 5.5.3 因果相关性解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差异化检验 |
| 6.1 样本及变量选择 |
| 6.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1.2 变量选择及统计 |
| 6.2 模型设定及检验 |
| 6.2.1 静态面板模型 |
| 6.2.2 动态面板模型 |
| 6.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差异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检验结果 |
| 6.4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时间效应”模型 |
| 6.4.1 模型构建 |
| 6.4.2 时间效应模型检验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采用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 |
| 6.5.2 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 |
| 6.6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对策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 |
| 7.2.2 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 |
| 7.2.3 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7.2.4 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当代中国网络舆情治理：行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提出 |
| (二)选题背景 |
| (三)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网络舆情治理的基础理论述略 |
| (二)国内外网络舆情研究的基本视角述评 |
| (三)网络舆情治理研究现状的可视化展现与进路分析 |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一)研究思路和结构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数据来源 |
| 四、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理论依据与分析框架 |
| 一、概念界定 |
| (一)舆情与舆论 |
| (二)网络舆论与网络舆情 |
| (三)舆情管理与舆情治理 |
| 二、理论依据 |
| (一)网络舆情研究范式的转化 |
| (二)治理理论如何嵌入网络舆情治理 |
| (三)网络舆情的风险生成与内在逻辑 |
| 三、分析框架 |
| (一)工具—价值视角下的网络舆情管理 |
| (二)情境—过程视阈中的网络舆情治理 |
| (三)结构—功能框架下的网络舆情危机化解 |
| 第二章 网络舆情的现状、形成与特征 |
| 一、网络舆情的现状 |
| (一)网络舆情的数据调查及统计分析 |
| (二)网络舆情典型案例分析 |
| 二、网络舆情的形成 |
| (一)网络舆情形成的因素分析 |
| (二)网络舆情形成的现实原因 |
| (三)网络舆情形成的心理动因 |
| 三、网络舆情的特征 |
| (一)个体同质性与群体共鸣性 |
| (二)观念个性化与媒体导向性 |
| (三)成因复杂性与价值多元化 |
| 第三章 网络舆情治理中的行动逻辑 |
| 一、网络舆情引致的形势与挑战 |
| (一)网络舆情影响司法审判 |
| (二)网络舆情演变为群体性危机 |
| (三)网络舆情催生出不稳定因素 |
| 二、政府对网络舆情信息与危机的分析研判 |
| (一)政府收集舆情信息的主要方式 |
| (二)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研判机制 |
| (三)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基本规则 |
| 三、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行为模式 |
| (一)中央层面的控制方式:前瞻性把控 |
| (二)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主动型化解 |
| (三)基层政府的规避之策:顶压式回应 |
| 第四章 网络舆情治理中的现实困境 |
| 一、网络舆情治理的制度环境 |
| (一)政府部门管理碎片化 |
| (二)网民权利意识多元化 |
| (三)网络舆情风险扩大化 |
| 二、网络舆情治理中的政府回应行为失范 |
| (一)网络舆情发生前:以堵为主 |
| (二)网络舆情发生中:公关失效 |
| (三)网络舆情发生后:转移视线 |
| 三、网络舆情治理中政府回应失灵的主要表征 |
| (一)舆情研判不足 |
| (二)信息监控缺位 |
| (三)回应方式被动 |
| 四、网络舆情治理中政府回应失灵的根源所在 |
| (一)制度性根源 |
| (二)能动性因素 |
| 第五章 构建协同联动、综合治理的路径选择 |
| 一、网络舆情治理的纵向体系与合力构建 |
| (一)中央层面 |
| (二)地方政府 |
| (三)基层政府 |
| 二、加强与新闻媒体沟通互动 |
| (一)提升网络宣传平台的引导能力 |
| (二)建立政府与媒体的双向沟通机制 |
| (三)提升信息宣传的适时性和真实性 |
| 三、注重吸纳社会组织协同参与 |
| (一)吸纳社会组织嵌入舆情治理 |
| (二)培育社会组织参与舆情治理 |
| (三)提升社会组织舆情治理能力 |
| 四、引导基层群众进行社区自治 |
| (一)加强网络舆情法律宣传 |
| (二)拓宽网络舆情疏导渠道 |
| (三)创新网络舆情引导方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 |
| 第一章 资源型城市补偿机制的演变 |
| 第一节 资源型城市的范畴与问题 |
| 一、资源型城市的内涵 |
| 二、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分布与类型 |
| 三、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困境与成因分析 |
| 第二节 补偿机制的分析 |
| 一、补偿机制的语义分析 |
| 二、纵向补偿机制与横向补偿机制的区分 |
| 三、本文语境下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机制的涵义与特征 |
| 第三节 我国资源型城市补偿机制辩考 |
| 一、纵向补偿机制的实效与资源型城市的补偿预期不契合 |
| 二、仅靠市场亦或自愿协商无法驱动横向补偿 |
| 三、横向补偿法律机制:对市场与自愿协商“不健全”的法律回应 |
| 第二章 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核心构成 |
| 第一节 由机制到法律机制的蜕变 |
| 一、机制与法律机制的法理界分 |
| 二、权利化: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生成的核心步骤 |
| 第二节 横向补偿权的证成 |
| 一、横向补偿权存在的必要性 |
| 二、横向补偿权生成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横向补偿权的内涵、生成逻辑与权利结构 |
| 一、横向补偿权的含义与特征 |
| 二、横向补偿权生成的宪法逻辑 |
| 三、横向补偿权的权利结构与类型 |
| 第三章 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补偿技术 |
| 第一节 横向补偿的原则 |
| 一、区域利益协调原则 |
| 二、发展成果共享原则 |
| 三、多元主体参与原则 |
| 四、比较优势互补原则 |
| 第二节 横向补偿方式的总体设计 |
| 一、横向补偿基金先行 |
| 二、横向补偿PPP项目筑巢引凤 |
| 三、生产要素的对口合作催动经济振兴 |
| 第三节 横向补偿标准的设定 |
| 一、确定横向补偿标准的理论依据 |
| 二、横向补偿标准的量化方法 |
| 三、横向补偿标准的量化障碍与创新路径 |
| 第四章 横向补偿基金的规则体系 |
| 第一节 补偿资金不足与补偿需求充裕的矛盾 |
| 第二节 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应对思路与缺陷 |
| 一、国内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理论与实践 |
| 二、我国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缺陷 |
| 第三节 横向补偿基金的修正路径 |
| 一、与横向补偿基金相关的立法规范及缺陷 |
| 二、横向补偿基金中原始资金的来源 |
| 三、横向补偿基金的用途 |
| 四、横向补偿基金的运营模式 |
| 第五章 横向补偿PPP项目的引导与规制 |
| 第一节 PPP模式的横向补偿品质 |
| 第二节 横向补偿PPP项目的评审对象 |
| 一、横向补偿PPP的项目范围、合作类型及具体方案 |
| 二、横向补偿PPP项目的实施主体 |
| 三、横向补偿PPP项目的采购方式 |
| 四、横向补偿PPP项目的评估方式 |
| 第三节 锁定期制度在横向补偿PPP项目中的重构 |
| 一、我国PPP锁定期制度的现实缺陷 |
| 二、锁定期制度在横向补偿PPP项目中的修正 |
| 第六章 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路径 |
| 第一节 对口合作的源流及其横向补偿效应 |
| 一、由对口支援到对口合作的演进 |
| 二、资源型地区与非资源型地区间的对口合作 |
| 三、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效应 |
| 第二节 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思路及缺陷 |
| 一、对口合作横向补偿的理论基础 |
| 二、对口合作横向补偿的现实障碍与应对思路 |
| 三、基本思路的缺陷 |
| 第三节 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法制化 |
| 一、省内经济法制的自足与对口区域间协同立法的空白 |
| 二、区域间协同立法的经验借鉴 |
| 三、国家层面立法的应有形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 |
| 一、家庭背景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熏陶 |
| 二、抗日战争年代曲折求学经历 |
| 三、建国初期走进经济学殿堂 |
| 四、任教初期对经济学理论的探索 |
| 第二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发展 |
| 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坚持与发展 |
|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 |
| 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 第三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深化 |
| 一、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的理解 |
| 二、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认识 |
| 三、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内涵 |
| 第二章 卫兴华对《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卫兴华对劳动及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及贡献 |
| 一、对马克思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阐发 |
| 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深化与发展 |
| 三、在争鸣中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 |
| 四、对马克思价值论和财富论的关系探索 |
| 五、对生产劳动论的理解 |
| 第二节 卫兴华对生产力理论及再生产理论的认识与探索 |
| 一、对生产力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 二、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认识 |
| 第三节 卫兴华对《资本论》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 |
| 一、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探究 |
| 二、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认识 |
| 三、对马克思股份制理论的认识 |
| 四、对《资本论》当代价值的研究 |
| 第三章 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 第一节 卫兴华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 |
| 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 |
|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客观必然性的分析 |
| 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的把握 |
| 第二节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 |
| 一、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科学性 |
| 二、阐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
| 第三节 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究 |
| 一、对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与实践成就的分析 |
| 二、阐明实行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依据 |
| 三、对公有制存在形式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辨析 |
| 四、对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认识 |
| 五、主张应扭转公有制为主体向私有制为主体演变的趋势 |
| 第四章 卫兴华对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研究 |
| 一、强调马克思按劳分配思想的基础作用 |
| 二、对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形成与实践的探索 |
| 三、对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探讨 |
| 四、对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认识 |
| 第二节 对贫富分化与共同富裕问题的探索 |
| 一、关于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
| 二、对贫富分化产生的原因考察 |
| 三、提出消除贫富分化,实现公平分配的对策 |
| 第三节 对分配过程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研究 |
| 一、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阐释 |
| 二、对公平和效率提法演变的考察 |
| 三、主张效率与公平并重和统一 |
| 四、对效率与公平问题不同意见的评析 |
| 第五章 卫兴华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研究 |
| 一、对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正确认识 |
| 二、阐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统一的理论依据 |
| 三、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与辨析 |
| 第二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过程的总结和评析 |
| 一、准确把握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的曲折历程 |
| 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和发展过程的探索 |
| 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曲折原由的探析 |
| 第三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 |
| 一、从资源配置视角阐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二、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 |
| 三、对新时代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 |
| 第四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研究 |
| 一、阐释了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内在关联 |
| 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离不开法治保障 |
| 三、强调宪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根本框架 |
| 四、主张以法治引领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
| 第六章 卫兴华其他方面的经济思想 |
| 第一节 关于国有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
| 一、强调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 |
| 二、坚持公有制经济是党的执政基础的观点 |
| 三、主张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
| 第二节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 |
| 一、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
| 二、对贬公扬私、妖魔化国企、主张“国退民进”等观点的辩驳 |
| 三、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要重点把握的问题 |
| 四、强调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加强管理的重要性 |
| 五、落实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环节 |
| 第三节 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理解 |
| 一、从生产力和价值标准相统一的视角把握经济发展问题 |
| 二、强调创新驱动和体制转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
| 三、重视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全问题 |
| 第七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特征 |
| 第一节 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阵地 |
| 一、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 |
| 三、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
| 四、从系统性和整体性方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第二节 勇于对重大经济理论是非问题进行辨析 |
| 一、对错解、误解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观点的批驳 |
| 二、对错解、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观点的辨析 |
| 三、对经济概念的混淆和误解进行澄清 |
| 第三节 紧密联系经济发展实践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
| 一、关注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课题 |
| 二、紧扣经济发展实践,把握时代脉搏 |
| 第四节 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 |
|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 |
| 第八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一、注重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生产力的关系研究 |
| 二、提出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
| 三、厘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
| 第二节 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
| 一、卫兴华提出的许多经济理论观点与中央决策精神相吻合 |
| 二、卫兴华对改革开放实践进行科学评价 |
| 第三节 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
| 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二、教材的编写是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关键 |
| 三、关注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的进展 |
| 四、对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支持 |
| 第四节 卫兴华治学精神对后来理论工作者的启示 |
| 一、严谨的治学方法和严格的治学态度 |
| 二、把教书和育人相结合,传递马克思主义信仰 |
| 三、心系祖国和人民,关注国家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国家股权及其制度价值——兼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走向（论文提纲范文）
| 一、从国家所有权到国家股权:不变的是什么? |
| (一) 国家投资的公共利益目标 |
| (二) 国家股权行使方式的公权属性 |
| 二、国家股权:与私人股权并列的新型权利 |
| (一) 重大事项决策:政企关系调整的法律工具 |
| (二) 国家股份的处分:受公共利益审查限制的权能 |
| (三) 股利分配:与国家财政密切联系的权能 |
| 三、持续深化改革的平台和通道:国家股权的制度价值 |
| (一) 层次多样的政企关系平台 |
| (二) 权责一致的国家股权主体制度 |
| (三) 确立各级人大在国家股权行使中的地位 |
| 结论 |
（7）资本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2章 本文基本概念与理论前提 |
| 2.1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
| 2.1.1 国家基本问题 |
| 2.1.2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 |
| 2.1.3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指导 |
| 2.2 治理理论 |
| 2.2.1 “治理”缘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 |
| 2.2.2 西方治理理论 |
| 2.2.3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 |
| 2.2.4 治理理论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指导 |
| 2.3 现代化阐释: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
| 2.3.1 西方现代化理论 |
| 2.3.2 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 |
| 2.3.3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现代化之异同 |
| 2.4 马克思的资本理论 |
| 2.4.1 资本概念的嬗变 |
| 2.4.2 资本在当今中国存在合理性 |
| 2.4.3 运用国家力量对资本进行控制性使用 |
| 2.5 资本视域: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切入点 |
| 2.5.1 资本: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崭新视域 |
| 2.5.2 资本全球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空背景 |
| 第3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困境 |
| 3.1 政府权力控制与资本增值冲动的困境 |
| 3.1.1 权力控制 |
| 3.1.2 资本增值冲动 |
| 3.1.3 权力控制与资本增值冲动之矛盾 |
| 3.2 权力崇拜与资本财富追逐的困境 |
| 3.2.1 权力崇拜及其批判 |
| 3.2.2 资本财富追逐及其与权力崇拜的矛盾 |
| 3.2.3 资本将公共财富转化为私人财富之批判 |
| 第4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困境之本质原因分析 |
| 4.1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国家治理 |
| 4.1.1 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根深蒂固 |
| 4.1.2 政府排斥市场问题严重 |
| 4.1.3 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干涉企业行为 |
| 4.2 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国家治理 |
| 4.2.1 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市场分割 |
| 4.2.2 地方保护主义损害政府公信力 |
| 4.2.3 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企业发展 |
| 4.3 垄断行业改革滞后影响国家治理 |
| 4.3.1 垄断行业限制民营资本 |
| 4.3.2 垄断行业市场竞争不充分 |
| 4.3.3 垄断行业出现利益集团 |
| 4.4 市场体系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彻底影响国家治理 |
| 4.4.1 市场体系不完善 |
| 4.4.2 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
| 第5章 走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困境的国际借鉴 |
| 5.1 西方发达国家治理的利与弊 |
| 5.1.1 利:资本的文明作用 |
| 5.1.2 弊:“现代病” |
| 5.2 东亚治理模式 |
| 5.2.1 日本国家治理模式特征 |
| 5.2.2 亚洲“四小龙”治理模式特征 |
| 5.2.3 对东亚治理模式的评价 |
| 5.3 拉美国家模仿西方国家治理模式 |
| 5.3.1 治理模式特征之一:引入新自由主义 |
| 5.3.2 治理模式特征之二:落入“现代化陷阱” |
| 5.3.3 对拉美国家治理模式的评价 |
| 5.4 借鉴东亚、拉美国家治理模式 |
| 5.4.1 强力政府主导经济发展 |
| 5.4.2 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 |
| 5.4.3 警惕新自由主义 |
| 5.4.4 防控金融风险与避免跌入“现代化陷阱” |
| 5.4.5 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本位的治理理念 |
| 5.4.6 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 |
| 第6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维”建构 |
| 6.1 理论建构:形成“以人为本”的国家治理价值取向 |
| 6.1.1 以资本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国家治理 |
| 6.1.2 “以人为本”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
| 6.1.3 资本“双重性”的辩证批判 |
| 6.2 实践建构:形成“以人为本”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 |
| 6.2.1 现代国家治理中的人民主体地位 |
| 6.2.2 现代国家治理的新模式 |
| 6.2.3 现代国家治理的资本逻辑 |
| 6.3 制度建构:形成有利于“以人为本”的国家治理制度安排 |
| 6.3.1 用社会主义制度匡正市场经济 |
| 6.3.2 “以人为本”的社会建设 |
| 6.3.3 有利于人全面发展的体制机制 |
| 第7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
| 7.1 坚持发展完善“以人民为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 7.1.1 “以人民为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 7.1.2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石 |
| 7.1.3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 7.2 坚持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 |
| 7.2.1 共产党:国家治理的领导者、组织者 |
| 7.2.2 党依法治理国家 |
| 7.3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
| 7.3.1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 |
| 7.3.2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7.3.3 深化国家治理体制机制改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国家企业权力规制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从我国改革谈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结构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权力的基本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权力的概念和分类 |
| 一、权力概念的多义性与确定性 |
| 二、权力概念的核心要素 |
| 三、权力的分类 |
| 第二节 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
| 一、权力合法性问题的涵义 |
| 二、现代权力合法性的本质——公共性 |
| 三、权力合法性问题的推论 |
| 第三节 公权力的异化与矫正 |
| 一、公权力的异化 |
| 二、公权力异化的原因 |
| 三、公权力异化的矫正 |
| 第二章 国家企业权力的证成与异化 |
| 第一节 国家企业权力的证成 |
| 一、国家观念与国家权力的发展历程 |
| 二、国家权力与企业形式的结合 |
| 三、国家企业权力的定位 |
| 第二节 国家企业权力公共性的理论支持 |
| 一、企业性质理论与国家企业权力的公共性 |
| 二、公共物品理论与国家企业权力的公共性 |
| 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国家企业权力的公共性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企业权力的异化 |
| 一、国家企业权力异化的现象梳解 |
| 二、国家企业权力异化的原因分析 |
| 三、对我国国家企业权力异化的立法反思 |
| 第三章 国家企业权力的规制框架 |
| 第一节 宪政秩序下的国家企业权力规制 |
| 一、国家企业权力问题的宪政张力 |
| 二、宪法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制度安排 |
| 三、宪政秩序下的国家企业权力规制 |
| 第二节 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客体结构 |
| 一、国有企业的域外分类例证 |
| 二、我国国有企业的分类 |
| 三、国家企业权力与国有企业分类改革 |
| 第三节 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主体结构 |
| 一、外部规制主体 |
| 二、内部规制主体 |
| 第四章 公共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规制 |
| 第一节 企业设立权规制 |
| 一、公共型国有企业的法人制度 |
| 二、公共型国有企业的设立原则 |
| 三、公共型国有企业的设立程序 |
| 第二节 企业业务权规制——以政策性银行为例 |
| 一、公共型国有企业的经营领域与业务权力 |
| 二、我国政策性银行的业务权力失范 |
| 三、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业务权规制镜鉴 |
| 四、我国政策性银行的业务权规制路径 |
| 第三节 国家调控权规制——以价格调控为例 |
| 一、国家宏观调控与国家企业调控权力 |
| 二、国家价格调控权力的规制 |
| 第五章 商业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规制 |
| 第一节 国有资本运营体制 |
| 一、国有资本运营的权力性与异化风险 |
| 二、我国国有资本运营体制及突出问题 |
| 三、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体制定位 |
| 四、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权力规制 |
| 第二节 国有资本预算权规制 |
| 一、公共财政的控权功能 |
| 二、公共财政对国家资本权力的预算规制 |
|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益规制 |
| 第三节 企业合并权规制 |
| 一、《反垄断法》规制国有企业合并的落空 |
| 二、国有企业合并规制的本质是规制政府权力 |
| 三、完善国有企业合并规制的进路 |
| 第六章 国家企业权力退出规制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民营化与国家企业权力退出规制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的国有企业民营化 |
| 二、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权力分析 |
| 三、民营化中权力退出的路径与规制 |
| 第二节 竞争行业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权力规制 |
| 一、民营化的决策规制 |
| 二、民营化的产权交易规制 |
| 三、民营化的员工持股规制 |
| 第三节 垄断行业国有企业中的国家权力退出规制——以铁路民营化为例 |
| 一、垄断行业民营化的竞争规制与规制机构 |
| 二、民营化中的竞争性市场结构规制 |
| 三、民营化中的铁路企业权力规制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及有待研究之处 |
| 第一章 吴宣恭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线索 |
| 第一节 吴宣恭学术生涯概况 |
| 第二节 吴宣恭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
| 一、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 |
| 二、在与多种经济思想观点碰撞中形成 |
| 三、在所有制改革实践中发展 |
| 第三节 吴宣恭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阶段 |
| 一、求学时期的孕育阶段 |
| 二、任教时期的探索阶段 |
| 三、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时期的形成阶段 |
| 四、新世纪以来在反思中发展阶段 |
| 第二章 所有制与产权基本理论的研究 |
| 第一节 所有制基本理论的研究 |
| 一、生产资料所有制、所有制与生产关系的内涵 |
| 二、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三、所有制变革的规律 |
| 第二节 产权关系基本理论的研究 |
| 一、研究产权关系方法的探索 |
| 二、产权的定义 |
| 三、产权的性质 |
| 四、产权主体的权能、利益和责任的关系 |
| 第三节 产权体系的内部结构研究 |
| 一、产权关系的“四权” |
| 二、产权统一和分离 |
| 三、所有权与产权关系 |
| 四、归属权在产权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五、产权主体的确认 |
| 第四节 产权与产权制度关系的研究 |
| 一、产权的细分与组合 |
| 二、产权制度的内涵 |
| 三、产权制度与所有制的关系 |
| 第三章 对我国社会的产权关系的研究 |
| 第一节 全民所有制产权关系的研究 |
| 一、全民所有制的产权关系 |
| 二、对全民所有制产权关系争议见解的驳斥 |
| 三、现实影响 |
| 第二节 股份公司的产权关系研究 |
| 一、股份公司的产权关系 |
| 二、运用辩证思维科学地看待股份制改革的利弊 |
| 三、坚持对片面夸大股份制作用进行有针对性地辩析 |
| 第三节 法人财产权的研究 |
| 一、法人财产权的内涵 |
| 二、在质疑中论证公司财产权内涵与实质 |
| 三、现实影响 |
| 第四节 中小企业产权关系的研究 |
| 一、运用辩证思维辨析家庭式企业产权结构的利弊 |
| 二、用质疑眼光追根溯源私营企业发展困境的原因 |
| 三、对中小企业产权制度调整提出科学设想 |
| 第四章 以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评析西方现代产权理论 |
| 第一节 全面比较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与西方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理论 |
| 一、经济界对两种产权理论的研究情况 |
| 二、从总体上比较研究了两种产权理论 |
| 三、社会各界的理论影响和反应 |
| 第二节 西方现代产权经济学基本理论的评析 |
| 一、对“交易费用”理论的评析 |
| 二、对“科斯定理”理论的评析 |
| 三、现实影响 |
| 第三节 对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评析 |
| 一、多角度地批评“企业契约论” |
| 二、对以“利益相关者论”为根据的企业产权理论的评析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企业产权理论的研究 |
| 一、马克思主义企业产权理论 |
| 二、企业内部关系与法人治理结构 |
| 三、搞好企业治理结构 |
| 第五章 产权与所有制理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运用 |
| 第一节 产权分离理论在国有经济改革中的运用 |
| 一、国家所有制的实质 |
| 二、国家所有制产权分离理论 |
| 三、国家所有制改革形式 |
|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所有制结构的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财产和劳动产品的归属关系研究 |
| 一、国有企业劳动产品的归属关系 |
| 二、国有企业股份改制中国有资产的维护 |
| 第三节 国有经济产权制度改革 |
| 一、国有经济产权改革的必要性 |
| 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形式 |
| 三、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问题 |
| 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 |
| 五、现实影响 |
| 第四节 所有制实现形式问题的研究 |
| 一、理论界关于所有制实现形式内涵的学术探讨 |
| 二、多种所有制实现形式出现的原因与作用 |
| 三、中肯地提出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注意事项 |
| 四、现实影响 |
| 第五节 国有产权制度改革需注意的几个方面 |
| 一、改革的方向和坚持的基本原则 |
| 二、国有企业的社会职能 |
| 三、对私有化理论的批判 |
| 四、现实影响 |
| 第六章 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研究 |
| 第一节 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
|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
| 二、理论意义 |
| 第二节 市场经济形成与改革的“市场导向”问题研究 |
| 一、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市场经济的形成 |
| 二、改革的“市场导向”研究 |
| 三、理论意义 |
| 第三节 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有优势 |
| 一、准确论述所有制与计划、市场在社会经济制度中的地位 |
| 二、探寻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有优势的根本途径 |
| 第七章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坚持与发展 |
| 第一节 劳动价值论研究 |
| 一、价值量的决定因素 |
| 二、准确分清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 |
| 三、物化劳动与价值、剩余价值的关系 |
| 四、社会必要劳动决定价值原理的认识 |
| 第二节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关系的研究 |
| 一、价值形成与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作用 |
| 二、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 |
| 三、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在价值实现中的作用及意义 |
| 第三节 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关系的研究 |
| 一、论证价值量的影响因素 |
| 二、劳动生产率对价值量的影响 |
| 三、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 |
|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坚持与发展 |
| 第一节 所有权对分配关系的作用 |
| 一、劳动与产权关系 |
| 二、劳动与价值关系 |
| 三、产权、价值与分配关系 |
| 第二节 对西方经济学分配理论的批判 |
| 一、对西方“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批判 |
| 二、对西方“按要素贡献分配理论”的批判 |
| 三、正确理解“按要素贡献分配” |
| 第三节 对我国现阶段分配关系的研究 |
| 一、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
| 二、我国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和根源 |
| 三、我国当前经济问题与分配不公的关系 |
| 四、解决分配不公的基本途径 |
| 第九章 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 |
| 一、立足现实,探讨如何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 |
| 二、立足现实,探讨促进地区经济迅速发展问题 |
| 三、关于发展企业集群和总部经济的有关问题分析 |
| 第二节 关于世界经济危机根源的研究 |
| 一、中外经济学家进行的各种推断 |
| 二、运用马克思危机理论把脉危机的病根,得出马克思主义结论 |
| 三、从我国当前实际出发,为化解危机提供了科学的药方 |
| 第三节 关于股票市场的研究 |
| 一、研究背景 |
| 二、准确把握中国股票市场的特点和问题及产生原因,为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提出合理的目标模式 |
| 三、为中国股票市场的长远发展提出了有效的实施办法 |
| 第四节 关于住宅建设与经济发展研究 |
| 一、较早地倡议将住房建设列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
| 二、对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出精辟的见解和有益的建议 |
| 三、考察了城市化发展道路,准确把握了加速城镇化进程的前提和关键 |
| 第五节 文化知识经济的研究 |
| 一、把握知识经济发展趋势及其特点,主动迎接知识经济的机遇和挑战 |
| 二、深谙文化的重要性,呼吁协调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
| 第十章 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关系的研究 |
| 第一节 所有制与阶级关系和阶级分析 |
| 一、学界内的不同观点 |
| 二、吴宣恭对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认识 |
| 第二节 对当前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 |
|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内争鸣 |
| 二、从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中,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 |
| 三、为正确领会党的十八大精神提供理论分析 |
| 第三节 提出我国所有制的二元结构,研究经济规律的二元化 |
| 一、创造性地提出新“二元”规律体系 |
| 二、从所有制关系阐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特有经济规律及其影响 |
| 三、倡言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维护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
| 第十一章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写 |
| 一、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
| 二、抓住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系统、完整地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
|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研究 |
| 一、质疑政治经济学以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观点,准确解读了生产方式的内涵 |
| 二、质疑生产方式“中介说”的观点,准确把握生产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 |
| 三、强调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重要性,有利于用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
| 第三节 从生产关系整体的角度分析“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争论 |
| 一、运用经济理论和“否定之否定”原理,强调恩格斯的解释符合逻辑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
| 二、辩析争论中的错误观点,准确分析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主体及其基本特征 |
| 三、肯定争论中的有益观点,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 |
| 四、批判私有化主张,揭穿有人利用争论浑水摸鱼、贩卖私货的真实面目 |
| 第四节 关于政治经济学结构和理论体系的研究 |
| 一、学界内对经济学主线的不同观点 |
| 二、联系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强调我国经济学主线是随着由所有制改革主导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而展开的 |
| 第五节 强调所有制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 |
| 一、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强调所有制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 |
|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呼吁重视所有制理论的研究和应用 |
| 第六节 对经济学错误范畴的批判 |
| 一、学术界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 |
| 二、科学地认识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 |
| 三、科学地认识劳动与劳动力区别及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 |
| 四、揭露西方“人力资本”概念的谬误,维护经济学范畴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
| 第十二章 吴宣恭经济思想的贡献与价值 |
| 第一节 吴宣恭经济思想特点 |
| 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
| 二、坚持理论探索与实践指导的统一 |
| 三、坚持革命批判与理论创新的统一 |
| 四、鲜明的阶级立场与严谨的治学精神的统一 |
| 第二节 吴宣恭经济思想的学术贡献 |
| 一、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积极探索者 |
| 二、国有企业改革“两权分离”路径的倡导者和研究者 |
| 三、中国MBA的首创者 |
| 四、教书育人的巨匠 |
| 第三节 吴宣恭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
| 一、对巩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
| 二、对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启示 |
| 三、对吴宣恭严谨治学精神和高尚品格的弘扬与传承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意义及背景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我国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改革的认识 |
| （二） 既有成果的主要问题 |
| （三） 推进研究的思考 |
| 三、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一）本文的重点 |
| （二）本文的难点 |
| （三）创新点 |
| 四、方法论 |
| （一）当代改革史研究的学术规定性问题 |
| （二）历史分期的标准和历史经验的视角 |
| 五、研究思路 |
| 六、基本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改革的全面探索时期（1978.12-1992.2） |
| 第一节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改革的尝试 |
| 一、提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战略目标 |
| 二、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正确决策 |
| 三、创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
| 第二节 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1978.12-1984.10） |
| 一、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 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 |
| 三、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
| 四、试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 |
| 五、财政管理体制实行“分灶吃饭” |
| 第三节 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探索阶段（1984.10-1988.9） |
| 一、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 |
| 二、实行“利改税”基础上的财政包干制 |
| 三、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拉开序幕 |
| 四、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 |
| 第四节 改革的调整、整顿阶段（1988.9-1992.2） |
| 一、经济形势保持基本稳定 |
| 二、改革开放形势不容乐观 |
| 第二章 改革的全面推进时期（1992.2-2013.11） |
| 第一节 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1992.2-2003.10） |
| 一、“南方谈话”启动了第二轮改革 |
| 二、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 |
| 三、“分税制”改革先行一步 |
| 四、科学界定政府职能，大幅精简政府机构 |
| 五、对外开放形成梯次布局 |
| 第二节 改革的综合推进阶段（2003.10-2013.11） |
| 一、外汇、金融、财税改革稳步推进 |
| 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持续深入 |
| 三、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 |
| 四、文化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
| 五、开放型经济水平进一步提升 |
| 第三章 改革的全面深化时期（2013- ） |
| 第一节 党的十八大吹响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 |
| 一、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
| 二、改革面临诸多挑战 |
| 三、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前进道路上所有问题的关键 |
| 第二节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迎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 |
|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 |
|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
| 三、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 |
| 第三节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新进展 |
| 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谋划落实改革方案 |
| 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
| 三、五大理念引领发展方向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改革的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必须不断解放思想、破除思想障碍 |
| 一、历史的启示：思想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 |
| 二、解放思想的特点、本质与功能 |
| 三、进一步解放思想所需解决的改革基本理论问题 |
| 第二节 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
|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
| 二、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方式 |
| 三、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协调健康发展 |
| 第三节 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强国富民作为改革的根本任务 |
| 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检验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尺 |
| 二、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 三、通过科技创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
| 第四节 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又要加强顶层设计 |
| 一、“摸着石头过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 |
| 二、加强顶层设计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 |
| 三、“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 |
| 第五节 顺应和把握世界大势把改革和开放结合起来 |
| 一、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趋势不可逆转 |
| 二、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
| 三、用好开放主动权，打赢改革攻坚战 |
| 第六节 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
| 一、改革、发展和稳定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关键问题 |
| 二、正确认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
| 三、把改革、发展和稳定结合起来的基本方法 |
| 第七节 牢牢掌握改革的领导权 |
|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的定盘星 |
| 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还政府与国企的本来面目（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外政府董事制度考察及其启示[J]. 蒋科,付金.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21(06)
- [2]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D]. 张剑锋.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3]当代中国网络舆情治理：行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D]. 孔建华. 吉林大学, 2019(02)
- [4]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研究[D]. 曹书.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5]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D]. 徐淑云.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6]国家股权及其制度价值——兼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走向[J]. 徐晓松. 政法论坛, 2018(01)
- [7]资本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D]. 黎永红. 华东理工大学, 2017(09)
- [8]国家企业权力规制论[D]. 张俊. 华东政法大学, 2016(07)
- [9]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D]. 叶龙祥.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6)
- [10]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D]. 李晓寒.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