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20世纪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具有双重意义:社会革命意义和历史学意义。以往学者们多从社会革命视域论述唯物史观在中国的百年发展历程,对唯物史观之于历史学的发展演变进行系统研究不多。本文以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百年发展和历史学的百年学术变迁为背景,主要从历史学的视角,分析唯物史观在中国百年发展的学术轨迹和变化历程,并力求从曲折发展的历程中,提炼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一些带有规律性的启示。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简要地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与研究旨趋、基本内容、参考的研究成果概述等内容。正文总共分为八章。第一章分析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的历史学背景。20世纪初兴起的“史学革命”,从“新民”“救国”的角度出发,呼吁废除传统的“君史”,建立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民史”。梁启超倡行的“民史”学,主要是把历史学由君王谱牒性质的君史,革新为反映国民生活变化的社会大众的民史。新史学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强调把历史学与科学结合在一起,提出建立探寻“公理、公例”的“科学”史学的观念。唯物史观强调“人民创造历史”,强调历史研究要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从分析社会经济入手,科学地解释社会变化的原因与结构,在某种意义上适应了“史学革命”所要建立的新史学的要求,从而使唯物史观在学术上有了初始的流布空间。第二章评述唯物史观的早期启蒙。在五四时代出现的“唯物史观热”,其主要原因是一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变化促成的,与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和学术思潮演变也具有直接关联。当时的唯物史观传播的主体非常复杂,既有李大钊、李达、陈独秀、杨匏安等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有胡汉民、朱执信、戴季陶、林云陔、廖仲恺等资产阶级革命人士,还有陈博贤、陈启修等无党派爱国知识分子,以及常乃德等学术研究者。除《新青年》等刊物外,《建设》等国民党人创办的报刊都热情地介绍和传播唯物史观,但是,最后对唯物史观从“热情传播”到“坚定信仰”转变的,只有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派思想家和革命家。在早期唯物史观启蒙时代,唯物史观被解读为“社会根本改造的工具”、“社会组织进化论”、“历史之经济的解释”等。这一阶段的主要成就是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及其对社会改造的指导意义在先进知识分子中得到了初步的确认。第三章评述唯物史观思潮在二十年代民主革命中的成长。二十年代唯物史观作为社会革命理论,其影响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宣传和实践中不断扩大,而胡适、梁启超等社会改良论者对唯物史观作为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理论指南的观点提出强烈反对,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为争夺革命指导思想的主导权,提出“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对抗。陈独秀、李达、瞿秋白、蔡和森等在复杂的斗争中继续发展唯物史观,使唯物史观与“经济决定论”或“机械决定论”划清了界线。在二十年代,“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是他们阐释唯物史观的中心点。在历史学领域,学者们逐渐克服了历史“经济决定论”的思想,提出了“历史普遍性规律”问题,初步把唯物史观应用到历史学研究之中。这一阶段的主要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有力地驳斥了马克思主义不是用于中国的论调,在先进知识分子中树立了唯物史观的普遍原理既适用于分析中国现实,也适用于分析中国历史的信念。但是还远说不上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和历史进行系统的阐释。第四章评述二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与唯物史观历史学派的形成。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但马克思主义传播则出现新的高潮。这一时期由于中国革命性质与前途的争论,引发了学术界兴起了空前规模的社会史论战,这次论战促使唯物史观的研究旨趣从注重理论阐释,转向注重分析中国国情和探讨中国历史发展规律。郭沫若、吕振羽等人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中国历史实际进行深入分析,并从中阐释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性,明确地回答了社会史论战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由此形成了唯物史观历史学派。但是部分论著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强调普遍性而忽视中国特殊性的偏颇,出现了“公式化”倾向。第五章分析三四十年代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历史学的变化。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危机加深及民族意识勃兴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开始了中国化进程,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历史学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巨大变化,纠正了“公式化”倾向,注重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本土化”趋向日益明显,而且在探寻这种历史的特殊规律性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与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关系方面,以及在什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方面,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第六章评述建国初期唯物史观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历史学指导思想的建构。新中国成立后,以唯物史观与社会发展史为中心内容,在全国范围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唯物史观的基本理念得到一次大普及。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和阶级分析原则得以确立为新中国历史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历史主义作为阶级分析的补充,也在建国初期被史学界重视。以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为普遍历史规律的历史学新体系建立起来,在这一框架下出现了“五朵金花”等学术争鸣,推动新史学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的关系问题,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与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的关系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前一阶段留下的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与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关系方面,以及在什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问题,也还继续存在着,这在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和争鸣中表现很明显。第七章评述唯物史观历史学被摧残与破坏。1957年后,阶级斗争被主观地扩大化,“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基本路线。史学界反教条主义被反右派运动所取代。1958年的“史学革命”以及随后发生的批判修正主义等学术批判运动,表明唯物史观历史学逐渐偏离正确的轨道,成为政治运动的附庸。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史学界对历史主义批判,引发了对翦伯赞、吴晗等史学家的政治迫害,戚本禹提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在文革时期历史学发展成为具有鲜明主观唯心色彩的“影射史学”,历史学完全成为政治的工具。第八章评述改革开放以后对唯物史观及其指导的历史学的是非得失的再认识。粉碎“四人帮”后,史学界从批判“影射史学”开始,着手唯物史观历史学观念的反思与重建。史学界首先提出“回归历史主义”,否定夸大阶级观点,进而又提出完整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引发了对唯物史观历史学观念的全面反思。“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等问题的讨论,解放了史学家的思想,标志着唯物史观历史观念反思全面展开。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社会理论再认识,推进了对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入探讨。但由此派生出一股否认历史发展规律和否定历史学的科学品格的思潮。这些曲折显示,重新认识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及指导的历史学的科学体系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在结语中,我力图从近百年的发展和演进历程中提炼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那就是,人们对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历史学的科学内涵的认识,必然要因为必须回答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而受到各个历史时代的制约,这既有利于对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历史学的理论认识与时俱进,而一步步地走向深入,逐步地向真理接近,但同时又必然要受到时代的局限,主要表现为人们把关注焦点集中于回答当时的迫切问题而忽略了对唯物史观科学理论体系的深层内涵的解读和阐释,由此导致每一次与时俱进的推进同时又留下了新的困惑问题,呈现出“进两步退一步”、甚至“进两步退两步”的曲折轨迹。其中一种极端的表现是,原来在民主革命时期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要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而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共产党人,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遭遇曲折的形势出现以后,完全抛弃了他们原来就有所存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有的甚至发表长篇文章,宣称唯物史观讲的那套规律和历史必然性是骗人的谎言。唯物史观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发展演进的历史留下的一个深刻的经验和教训是:唯物史观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必须而且必然要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而与时俱进地发展,但在回答新的时代提出的新问题的同时,必须相应地推进科学体系深层内涵的研究、解读和阐释,使它在面对历史和现实中出现的哪怕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也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说服力。这样才有助于尽量减少“进两步退一步”、甚至“进两步退两步”的曲折所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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