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知识分子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词汇,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历史中,都有其渊源和前身。知识分子的崛起,事实上同两个因素休戚相关：一是文字的出现。只有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出现了书面的文字,它才需要一种特别的人,一种掌握文字的人来进行记录和书写。因为文字在当时是极少数人才能掌握的符号,具有神圣性,受到大众的崇拜,因此这群懂得文字书写的人便逐渐形成一个特殊阶层,这便是知识分子的雏形。另一因素是哲学的突破。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文化主体最终的形成,是和哲学的突破密切相关的。只有在哲学突破以后,知识分子才获得了自身存在性,即一种体系方式的获得了实现的形式。近代以来,中国屡遭西方列强侵略,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经历深刻变革。一批读书人因家境贫困等原因放弃科举考试,走向开放城市,从事企业经营、新闻记者、自由撰稿人、医生等新兴自由职业,形成了中国近代最初的新知识群体。以最初新知识群体代表人物之一的王韬为例,其个人命运深受国家动荡、文人日益贫困、太平军失败、洋人和传教士广泛出入中国的影响,同时也深受个人学术经历影响,他成为了完全以写作谋生的新知识分子。中日甲午战争后,更多传统士大夫加入新知识群体行列,致力宣传新思想,如梁启超、麦孟华、汪康年等。另有一批新知识群体开始转向现代经济活动,他们开办、经营各种企业。如陈壁、张謇、沈云沛等人。1905年,清朝中央政府废除存在了1000余年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废除的一个深远影响之一,是其推进了中国城乡分离之势。学子无学,是后来传统读书人社会地位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不得不选择其他途径或职业以重新确立读书人在新时代的角色和身份。科举制废除后,留学生人数激增,留学志向也与洋务运动期间派出留学生有很大的不同：科举废除后的留学多以自发意愿为主,出国学习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而非以往的西方科学技术,大多数留学生选择留学日本,他们认为留学日本是学习西方学术最简便的方法。另有一批读书人进入新式学校或从事新兴自由职业,原有士大夫阶层彻底解体,读书人逐渐走向知识化、职业化、专门化,新知识群体得到进一步壮大。1915年,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激起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潮,舆论界连篇累牍的报道与教育界的国耻宣传,使得大众仇日情绪持续得更加长久。新文化运动可以视为1915年反日救亡运动后,新知识群体走向“救民”一途的逻辑发展,新知识群体向社会宣言自身作为代替士大夫的社会阶层,独立登上历史舞台。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考试及清末新政,对近现代东北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东铁路修筑后,沿线城市大面积崛起。在这种大背景下,一大批具有现代知识结构的东北新知识群体应运而生。东北新知识群体不仅包括具有东北籍的新知识群体,也包罗了一批移民新知识群体,后者或由关内移入东北,或是由东北移入关内从事学习、服务等活动。“九·一八”事变对于东北乃至全国具有深远影响。日俄战争后,日本势力渗透“南满”,俄国势力则收缩占领“北满”地区。日本势力逐步渗入东北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如开办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攫取路权,开办学校进行殖民教育等。当东北新知识群体面对“九·一八”事变,他们做出了不同的历史选择。本文即是从“九·一八”事变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东北新知识群体的历史选择,还原其内心世界,展现一幅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东北新知识群体群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