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军费是国家应对安全威胁,保障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项经费。合理的军费开支对增强国防实力和提高军事能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经验表明,人类将大量资源耗费在军事方面,当今世界军费开支数额巨大。那么,为什么存在军费?是什么因素决定着一国军费的规模与结构?不同国家的军费规模与结构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有无规律可循?近年来,中国军费有所增加,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那么,中国的军费开支为什么会增加?中国今后应该保持多大规模的军费才能满足其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所需?军费投向投量的重点在哪里?针对这些问题,论文首先从产权与交易费用的视角解释了军费的成因与性质;接着构建了一个新制度主义的均衡军费规模决定模型,并对军费结构的选择进行了分析;然后对美国和中国的军费规模与结构的演变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提出了优化中国的军费规模与结构的几点对策建议。国家之间的主权竞争、一国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权争夺,本质上是要界定主权与政权的权利归属。不论是主权竞争还是政权争夺,原则上都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通过谈判、和平签订政治契约的方式来分配和界定权利。二是通过战争或军事冲突的方式来解决争端。采取契约的办法,相关各方形成谈判意向、建立政治互信、达成政治共识、签订并履行政治契约的过程会存在无可避免的契约成本。采取军事冲突的办法,则会导致相关各方的军费开支增加和其他价值损耗。若政治契约成本为零,契约方式就会被采用,因而就不会有军费。现实世界的政治契约成本往往很高,军事冲突的方式就可能会被采用,这时就会产生军费。军费显然是一种界定主权和政权的政治性交易费用。政府根据防务行为的收益和成本来进行选择,其主要目标是通过竞争控制更大的治理范围以实现租值最大化。政府在决策时受到两个方面的约束:控制治理范围所获得的边际收入和面对的边际成本,政府决策的均衡点是其防务行为的边际收入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的交点。均衡的军费规模就取决于政府控制治理范围的边际收入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的位置和形状。政府的边际收入曲线会发生移动,它主要受到经济发展与税率的影响。政府的边际成本曲线也可能发生变动,它主要受到安全威胁、政府的防务活动生产函数以及防务要素的供给条件的影响。军费结构的变化主要由两种机制导致。即利益需求牵引军费结构变化和防务要素供给条件推动军费结构变化。战争时期,武器装备需求比人力需求增加得更快,战后则比人力需求减少得更快,因此战时装备费所占比例会上升,战后人员费所占比例会上升。由于存在信息费用、要素动员成本等阻滞防务活动自由调整的因素,军费结构不会随需求变化而立即调整。平均动员费用越低,能随需求变化而快速调整的防务要素在军费中所占比例的变化性就越大。动员费用的高低取决于防务要素本身的特性与相关的制度安排。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会引起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这在长期内也会改变军费结构。对美国军费规模变化的实证分析表明,美国的经济实力、税率、安全威胁对其军费规模有正向影响,对外开放度则有负向影响;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的军事人力价格有较弱的正向影响,而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军事技术进步对美国军费规模的影响不明显。对1940~2011年间美国军费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表明,从长期趋势看,美国军费中军职人员费和总人员费所占比例大致呈下降趋势;战争时期人员费所占比例明显下降,而战后人员费所占比例则明显上升。自1973年实施志愿兵役制后,美国军费结构中人员费所占比例出现了一个长达11年的下降期。美国陆军军费所占比例在战争时期较高,在非战争时期相对较低;而海军和空军军费所占比例则是在和平时期相对较高,在战争时期相对较低;陆军军费所占比例的波动性要比海军和空军高。对新中国军费规模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的经济实力、面临的安全威胁水平对中国的军费规模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税率、军事人力价格也具有较弱的正向影响,但对外开放度和军事技术进步则对中国的军费规模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税率、用中国与美苏等大国关系好坏量度的威胁水平对中国的军费负担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而经济实力、对外开放度和军事技术进步则对中国的军费负担具有明显的负向影响。对新中国军费结构的实证分析表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和战后解放军军费结构的变化,验证了人员费占军费的比例在战争时期会下降,战后一段时期内则会上升的推测;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战争时期装备费增长速度快于人员费增长速度的推测。通过预测未来三十年中国可能面临的安全威胁水平、经济发展前景以及国家利益拓展的重点方向,提出了优化中国的军费规模与结构的三条具体对策建议。论文有三个主要创新点。首先是从产权与交易费用视角对军费的成因与性质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指出军费是在存在多国竞争和政治契约成本较高的约束条件下政府必须做出的理性选择。军费在性质上是一种界定主权和政权的政治性交易费用。其次,借鉴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国家理论,构建了一个新制度主义军费规模决定模型。该模型认为,在多国并存与政府竞争的条件下,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在竞争中通过控制更大的治理范围以使自己获得的租值最大化。均衡的军费规模取决于政府控制治理范围的边际收入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的位置和形状。这一模型明显不同于新古典军费开支需求模型。最后,引入交易费用和制度安排,为解释军费结构的变化提供一条新的思路。提出军费结构的变化主要由两种机制导致,即利益需求牵引军费结构变化和防务要素供给条件推动军费结构变化。由于存在信息费用、要素动员成本等阻碍防务活动自由调整的因素,因此军费结构不会随需求变化立即调整。动员费用的高低取决于防务要素本身的特性与相关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