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西方文化疾风劲吹,凭其吹枯拉朽之力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自我检省的时代当口。这一时期的中国学者在思想形成过程中,都不能回避一个共同话题:即对西方强劲的科学技术文化和中国没落的儒家文化的评价与取舍。论文立足于这一基点,厘清早期现代新儒家关于解救国难与长远发展双重目的,进而研究他们科学技术观的历史价值与意义。早期现代新儒家认为,中国脱离贫弱离不开西方近代所形成的科学技术及其为主导的文化,但他们不盲目热衷、迷信西方科学技术所创造的发展盛势,代之以审慎的省察视角对其社会功用予以理性考量。而且,在西化诉求中又主张探求儒家文化源头真谛、辨析其是非优劣,以明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基于早期现代新儒家科学技术观形成的特定历史与现实背景,以此才能明晰他们对近代科学技术社会功用方面形成相类似的认识与评价。通过厘清早期现代新儒家泾渭分明的科学观与技术观,表明他们对科学技术的积极态度,但也不忽略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尤其一些负而影响已经凸显对长远生存利益的威胁,进而消除他们矛盾的科学技术观的误解。早期现代新儒家通过重释儒家文化人文关怀源头真谛,试图将中西文化相济为用作为科学技术发展与应用的准绳。早期现代新儒家力求将中西思想相济为用而作为科学技术发展准绳,有其特定的理论基础。伴随科学技术创造人类空前文明同时,其对人类生存利益的负面作用也日益凸显,西方以生命哲学为主的反思理性、回归感性研究思潮逐步升温并随同其他思想传入中国,进而作为早期现代新儒家认为是贯通中西思想的基础。在早期现代新儒家看来,现代生命哲学与儒家文化从其源头就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相契合,是以直觉方式关注人类良性、和谐的社会关系,它们的人文关怀思想符合长远生存需要。以人文关怀为立足点的早期现代新儒家科学技术观,影响了他们各自的理论体系及其实践操。对比早期现代新儒家各位代表思想主旨与实践方式,可认为他们都关心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正视西方何以能够出现近代科学技术而率先进入现代化,一定要对这个过程能有整体认识并能洞悉西方历史所起的作用。第二,正视中国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几次接触,却何以与西方差距出现反差并被越拉越大的原因。正因为早期现代新儒家以中国乃至人类长远的整体的生存利益为出发点,使其内容体现出既要吸收西方科学技术为主导的功利价值,又要厘清儒家文化以重释其治世价值,形成“亦中亦西”又“不中不西”的独特特征,并深深影响了他们在推广中国现代化的不同实践路径。早期现代新儒家关于西化的态度与对科学持有的立场难被激进西化派认可,关于儒家文化内容的重新阐释与发扬也难被传统保守派赞同。早期现代新儒家虽没有作为成熟的学术流派得到学界认可,但他们在西化浪潮中探求中国未来发展之路,所主张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态度、关注长远发展与生存利益的研究目的而形成相近的思想内容与理论实践路径,通过科学技术观所展现出的人文关怀主旨伴随科学深入发展而逐渐显示出前瞻性与合理性。早期现代新儒家致力于在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之间寻求双向、互逆的融合路径,不仅为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后继学者奠定了研究基调与理论方向,也为思想界如何调和科学技术与人文两种文化关系提供新的研究角度。这种科学技术观突破了儒家文化传统科学技术观,从对科学技术认识方面为儒家文化延续与发展找到新的生长增殖点,并彰显出早期现代新儒家科学技术观超越时空的前瞻意义与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