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户籍制度的松动,我国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他们往返于城乡之间,对城乡社会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发生最深的领域就是他们自身生活其中的家庭。本文以大岭村为调查基点,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的流动形式,把大岭村的流动家庭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家中男性劳动力因各种原因(如进城打工、做生意,工作调动等)季节性外出,妇女、儿童、老人留守,家庭生活重心还在农村,但家庭成员之间长期分离、聚少离多,本文称这种家庭为“半漂式流动家庭”;一种是全部家庭成员因各种原因(如进城打工、做生意,工作调动等)一起进城,家庭生活重心完全转移到城市,但户籍却仍留在农村,家庭各成员之间不用长期分离,本文称这种家庭为“全漂式流动家庭”。本研究重点考察普通家庭变为“半漂式流动家庭”或“全漂式流动家庭”后,家庭关系所发生的变化,即由家庭人员的流动对家庭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和产生的问题。本文把家庭关系区分为家庭内部关系和家庭外部关系,前者主要包括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后者主要指的是亲属关系和邻里关系。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家庭策略的观察和研究视角,系统深入的分析东乡族传统家庭在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同时也通过对“半漂式流动家庭”和“全漂式流动家庭”的细致描述,揭示出不同的生活场景下家庭不尽相同的变化特点。夫妻关系主要从经济关系、权力关系和感情关系方面进行考察。在“半漂式流动家庭”中,妇女在男性外出后,除家务劳动外,开始参与家庭外的生产劳动,经济地位有所提高。而丈夫由于暂时脱离了家庭的日常生活,无法参与全部的家庭决策,部分权力相应的让渡给妻子,妇女在“日常生活开支”和“从事什么生产”两方面的决策力有明显提高。大多数夫妻的感情在丈夫外出前后都比较稳定,外出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在“全漂式流动家庭”中,大多数妇女由于只负责在家做饭、洗衣服等,很少出去打工,也没有农业方面的收入,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丈夫。妻子的家庭权力有所提升,但多集中于“家庭小事”和“私生活”领域,在“家庭大事”领域还是丈夫说了算。夫妻感情在面对外部困难时更加稳固和谐。亲子关系包括对下一代的抚育与对上一代的赡养两个层面的内容。从对子女的抚育方面来说,在“半漂式流动家庭”,由于父亲的缺位,导致父子之间沟通不畅,子女的正常社会化受影响。在“全漂式流动家庭”,本身家庭教育资源缺乏,一些家庭的孩子,还因为各种各样的限制,甚至没有办法在城市正常接受学校教育。在赡养老人方面,“半漂式流动家庭”子女的外出确实使得家中留守老人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可以经常给老人买一些衣物、鸡蛋等日常生活用品等,他们外出后给父母的钱也高过外出前。但是,很多时候,当父母生病时,他们并不在身边,不能陪着父母去看病,也没有办法做到日日在老人身边照顾老人的日常生活,更无法满足老人精神方面的需求。“全漂式流动家庭”中,父辈和子辈基本上都在一起共居同食,因此,多是生活上照料和照顾老人,没有明确的金钱赡养,但是老人因没有城市户口,享受不到城市居民有关医疗方面的各项福利,存在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亲属关系既有建立在父系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关系,又有建立在母系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基础上的姻亲关系等;邻里关系主要是由于地理上的临近而形成的关系。“半漂式流动家庭”和“全漂式流动家庭”对家庭外部关系的选择既有其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不管是生活重心在农村的“半漂式流动家庭”还是生活重心在城市的“全漂式流动家庭”,其对亲属关系都同样倚重,不同的是在农村的“半漂式流动家庭”除了对亲属关系的倚重外,邻里之间的关系在其日常生活中也显现出重要性,而在城市中的“全漂式流动家庭”则更多的是依靠业缘关系、乡缘关系、社缘关系(大岭村同属一社的人走的更近)等。而且,这种家庭外部关系选择的主体还是家庭中的男性,女性的人际关系似乎在丈夫外出后依然隐藏在男性的身后,并没有凸显出来。以往的家庭策略研究,在注重考察社会变迁,主要是制度变迁如何影响和制约家庭的基础上,同时更加关注家庭如何发挥能动性来应对这种变迁以及家庭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然而这种对国家与家庭相互作用的考察,却忽视了国家和家庭之间社区的力量。个人、家庭、社区是国家的三个基本细胞,缺一不可,社区的情理虽然有时候并不一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相符,但却因为符合当地人的传统观念,所以会对生活在那里的家庭和人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在国家和家庭之外,关注社区层面。并且应该在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重新建立社会支持和社区援助,解决“半漂式流动家庭”和“全漂式流动家庭”的难题,保障少数民族人口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