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自“西学东渐”以迄“五四”新文化运动、改革开放,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经历了一个从发现、建构自身到不断调适、重构自身的历程。这一历程呈现出了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的历史轨迹。所谓“再中国化”意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呈现的“回到‘中国’”趋势:一是重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努力;二是贯通古今、对亘古及今的“中国文学”重新整体化、历史化的研究趋势;三是文学研究中对中国本土学术思维和方法的研究和提倡、回归,四是文学创作层面作家对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以及思维方式的借鉴、接续和回归。这一从“去中国化”到“回到‘中国’”的转向本身暗含了解决中国文学研究中诸多难题的答案,即超越中西对立的文化立场,坚持“体用不二”的学术方法,以绵延至今且不断向未来延伸的“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为“体”,以“旧学”(“中学”)和“新学”(“西学”)传统为“用”,在多元共生的全球文化语境中建构“中国文学”的“新体大用”。因此如何在新的文化语境中重新发现、阐释和运用中国传统“体用”思维和学术方法,就成为建构和开创“中国文学”当下和未来新的可能性的有效路径之一。“体用”思维和学术方法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不断调适、重构自身的进程。它萌芽并形成于先秦时期,在魏晋玄学中基本上成熟和定型,此后中国文化的每一次与外来文化的接触和碰撞都受到了这一思维方式的影响。在《周易》关于“道”与“器”、“本”与“末”、“藏”与“显”等话语的讨论中,可以发现“体用”思维的原初形态、辩证逻辑、认知和表达策略以及方法论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