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纵观近代国际政治变革的历程,大国的崛起是导致国际权力格局演化的主要动力,而霸权战争则是实现国际体系转换的基本机制。一战前德国的崛起较为典型的反映了这一历史情形。一战前德国的崛起是通过两个步骤实现的,即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和统一后的发展。德国的统一结束了500多年德意志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局面,为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统一之后,德国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使其与英国的国际权势发生变动。崛起后的德国走上殖民扩张和争夺霸权的道路,推行“世界政策”,为获取“阳光下的地盘”,大力发展大海军。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帝国主义列强为在全世界瓜分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相互结盟,扩军备战,展开激烈的军备竞赛,正是在这一国际背景下,英德矛盾迅速激化,导致一战的爆发。以莫德尔斯基“领导长周期论”和吉尔平“霸权稳定论”为主要代表的国际政治周期论,在考察包括一战前德国的崛起在内的近代国际体系演化的历史基础之上,试图发现国际体系转换的规律,提出了“大国崛起——霸权战争——国际体系转换”的论断。新兴大国的崛起导致国际体系由平衡转向失衡状态,而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国际体系变革的主要机制一直是战争,特别是霸权战争。正是通过霸权战争,恢复了国际体系的均衡状态,实现了国际体系的转换。尽管国际政治周期规律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近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存在真理性的东西。但是,二战结束以来,面对新型的大国关系和国际安全形势,霸权周期论出现了贫困。二战以来,国际体系出现一种有效地和平变革的机制。导致国际体系和平变迁的因素有以下几点:（一）战争非法成为二战后国际体系的体系价值。体系价值是指某种观念或理想,这种观念或理想被体系内的多数国家所接受,以作为引导国际行为的指南。通过《国际联盟盟约》和《凯洛格-白立安非战公约》的反战努力,《联合国宪章》禁止使用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原则的实践,战争非法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二）核武器的出现及其发展使“战争变得不可想象”。核武器具有毁灭性的后果,导致军事手段和战争目标相互脱节,因而核武器的惟一用途就是核威慑。冷战期间,美苏之间之所以能够维持40多年的冷和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恐怖平衡。（三）国际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为持续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有力保障。“相互依存是我们时代的特征”,随着世界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增加,各国交往的频率也就不断增加,这样合作的可能性和冲突的可能性都会随之增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机制可以有效地限制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突出国家之间的利益趋同,取得集体最佳结果。20世纪后期,世界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有利于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总趋势。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国际体系的和平变迁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同时中国的崛起必然引起国际权势的变动,遭遇可能的困境。为此,中国必须消除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信任感,营造宽松的国际环境,构建和平崛起的国家形象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第一,积极融入国际体系,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第二,立足亚太,推行睦邻友好政策。第三,正确处理大国关系,树立合作、负责的形象。第四,树立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的形象,继续寻求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通过考察一战前德国的崛起,评析国际政治周期论,论述二战以来促使国际体系和平变迁的因素,得出如下结论:国际体系的和平变迁机制和当今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相结合,完全可以走出传统的“大国崛起——霸权战争——国际体系转换”的老路,走出一条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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