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La porta （1999）指出现代企业股权结构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大股东持股,股权高度集中,而大股东可能以牺牲其他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掏空”（Tunneling）公司来追求自身利益,由此也就导致了新的代理问题的出现,即“大股东----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我国上市公司绝大多数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并且股权高度集中,在我国发审制度、股权分置等制度背景下,大股东有动力并且有能力通过资金占用、现金股利等手段“掏空”公司,获取私利,而近年曝光的粤金曼、*ST猴王、*ST南华、三九医药、莲花味精、科龙、中捷、九发等大股东“掏空”公司的丑闻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大股东“掏空”公司并非中国上市公司的个别现象。大股东的“掏空”行为不仅影响了公司的绩效,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使得投资者缺乏投资信心,也严重破坏了我国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进一步扭曲了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影响了公司价值和治理绩效,不同的股权结构可能会影响公司委托代理问题的类型。股权分置改革后,非流通股通过支付对价获得了流通权,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有所下降,公司的股权结构由此也发生了变化,本文试图从股权结构这一角度着手探讨股权分置改革后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即股改后,股权结构与大股东“掏空”行为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本文以实证分析为主,在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遵循理论分析、实证分析以及政策建议这个基本框架,从股权集中、股权制衡、股权性质这三个维度分析股权结构与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关系。本文从内容上共分为六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1、绪论。作为本文的起点,本章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与目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论文的结构安排、论文的特点。2、文献综述。本章主要是回顾及评述国内外关于股权结构与大股东“掏空”行为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从股权集中、股权制衡、股权性质这三个方面分别进行梳理,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作者的四点疑惑：（1）不同的“掏空”方式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2）股权集中程度与不同的大股东“掏空”方式之间是否存在不同的影响关系；股权集中程度是否会影响大股东“掏空”方式的选择,甚至可以说大股东是否存在“掏空”方式选择上的偏好；（3）其他大股东的存在究竟如何影响第一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其他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之间的关系是单一的制衡或者合谋作用,还是制衡与合谋的关系并存；如果其他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之间是制衡与合谋的关系并存,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其他大股东倾向于制衡第一大股东的“掏空”行为,什么情况下倾向于与第一大股东共谋；（4）股改后不同股权性质公司的大股东在不同的“掏空”方式的选择上是否存在不同的偏好。而后文将从这四个方面展开分析讨论。3、制度背景与现状描述。本章首先分析了导致我国出现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制度背景,主要包括我国特殊的发审制度、股权分置、政府干预、内部治理结构、外部监管环境等背景因素。然后,本文以2007-2009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描述分析我国股权结构的现状,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超过半数的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性质,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超过50%,且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略大于第二大至第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之和。最后本文从资金占用、现金股利两方面描述了大股东“掏空”行为的现状,大股东资金占用的情况在2006年后有所好转,但2008年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2007-2009年三年间,近半数的公司未分配现金股利,每股股利较为稳定,而股利分配率波动较大。4、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本章是进行实证分析的前提,本章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H1,资金占用与现金股利二者是互补的,存在着负相关性；H2,若股权集中度越低,大股东越倾向于使用资金占用“掏空”公司；H3,若股权集中度越高,大股东越倾向于使用现金股利“掏空”公司；H4,大股东利用资金占用“掏空”公司资源程度与其他大股东对其的制衡能力呈U型关系；H5,大股东利用现金股利“掏空”公司资源程度与其他大股东对其的制衡能力呈倒U型关系；H6,非国有股大股东倾向于利用资金占用方式“掏空”公司；H7,国有股大股东倾向于利用现金股利方式“掏空”公司。并以2007-2009年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当年股利分配率小于等于0、其他应收款等于0、当年未完成股改以及存在数据缺失的公司后,最终确定了2284个研究样本。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确定了各替代变量,研究模型,为之后的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5、实证分析。本章为本文的重点章节,首先对各研究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然后利用单因素分析法检验了股权性质对大股东“掏空”方式的影响,结论支持了假设H7,拒绝了假设H6；接着,本文利用多因素分析法检验了股权集中、股权制衡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以及资金占用、现金股利这两种不同“掏空”方式之间的关系,结论支持了假设H2、H3、H4、H5,拒绝了假设H1；最后,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通过检验发现上述结论是稳健的。6、研究结论与建议。本章首先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然后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对遏制和降低我国大股东“掏空”行为提出建议,最后提出了本文的不足之处,并对进一步研究进行展望。根据本文实证部分的研究结果,对目前我国股权结构与大股东“掏空”行为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资金占用与现金股利这两种“掏空”方式之间确实存在相互影响关系,但是并非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大股东的资金占用情况呈负向的线性关系,与公司的现金股利呈正向的线性关系；这也表明了股权集中程度确实会影响大股东“掏空”方式的选择,甚至可以说是大股东存在“掏空”方式选择上的偏好,即持股比例较高的大股东偏好于现金股利这一“掏空”方式,而持股比例较低的大股东则偏好于资金占用这一“掏空”方式；（3）大股东利用资金占用“掏空”公司资源程度与其他大股东对其的制衡能力呈U型关系,大股东利用现金股利“掏空”公司资源程度与其他大股东对其的制衡能力呈倒U型关系；这反映出其他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之间既存在制衡的关系,但同时也存在合谋的关系,当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能力较强时,他们与第一大股东之间有较高的谈判资本,两者之间的关系易变为合谋关系,共同实施“掏空”公司的行为；但是当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能力下降时,他们与第一大股东之间的谈判资本在降低,他们更多的是制衡第一大股东的“掏空”行为。（4）国有股大股东与非国有股大股东在利用资金占用方式“掏空”公司上不存在明显的偏好差异,而与非国有股大股东相比,国有股大股东更倾向于利用现金股利方式“掏空”公司。本文较新颖的地方主要体现在：（1）在衡量大股东“掏空”行为时,目前的研究一般把资金占用、现金股利作为孤立存在的两种“掏空”方式,单独研究某种“掏空”方式,较少考虑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本文将资金占用和现金股利这两种“掏空”方式结合起来研究,在考虑两者的相互作用的前提下,分析在不同股权结构的情况下大股东对不同“掏空”方式的选择偏好；（2）对于股权结构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研究,目前的研究大多采用股权集中和股权性质相结合或者股权集中和股权制衡相结合的指标来衡量,而本文则从股权结构的三个维度----股权集中、股权制衡、股权性质分析股权结构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相对而言,本文的研究能较为全面地分析股权结构与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关系。本文的不足主要体现在：（1）本文某些方面的理论分析深度不够；（2）在实证分析中,本文对各研究对象选择的替代变量较为单一,这些替代变量对研究对象的替代性有限,可能过滤或者夸大了研究变量的某些特性,可能不能反映出研究变量之间的真实关系,另外可能忽视了某些重要的控制变量,将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3）由于本人认识能力的局限以及阅读广度的不足,未能及时了解到某些重要的政策变化,因此在提出政策性建议时可能存在偏颇以及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