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当代中国的村民自治源于民间的创新实践而在上个世纪末成为现实的制度安排。这个事关九亿农民的生活和命运,同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密切相连的基层治理制度从实施的开始就与传统文化和现实环境不断碰撞。针对支村两委之间的矛盾冲突、村民自治内生性的经济支撑缺失、村经济组织对村治权力结构的冲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本文从村民自治概念分析入手,重点讨论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认为由于定位模糊、权力来源不同和个人素质差异等原因,支村两委存在一定的矛盾冲突;由于农村建设过度依赖外部投入、乡政村治压力型的领导方式、村经济组织定位模糊等原因,村民自治缺乏内生性的经济支撑;由于经济精英对村民自治的积极参与、普通村民对经济组织的依赖认同、支村两委对经济精英的贯性抑制等原因,经济组织的发展对村治权力结构有明显的冲击。本文以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郴州市资兴市、岳阳市湘阴县、邵阳市洞口县等地方实行村党组织、村委会、村经济组织“三位一体”整合的创新实践为实例,从农村社会公共权威一元性、村治整合的凝聚效应、经济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基础、资源整合凸显村民自治的经济功能等角度,分析村治整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并就如何实现村治精英交叉任职、盘活村治经济资源、加强村治权力制衡等方面探索村治整合的途径和方法。本文认为湖南各地基层群众创造性地实行“三位一体”村治整合,使得村治机构不仅成为农民与政府的中介,而且成为农民与市场的中介,这对于丰富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建设理论,对于不断发展和扩大基层民主,突破现行村民自治的困境,解决当前农村各类利益矛盾和权力冲突,建立和完善适应新农村建设的现代农村治理模式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