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在清末民初近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全国各地的画家纷纷涌入上海,仅在报刊上刊登润例卖画者就有2000余人,至于从事与书画有关活动的画家就更多了。他们寓居上海,形成了近代中国最后一个名家辈出、阵容浩大的画家群,即上海画派。其影响波及国内各地、甚至国外,超过了此前所有的地方画派,具有重要的美术史意义。上海商人在上海画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上海经济的繁荣是商人崛起并发挥作用的基础。开埠初期的上海只是一个三等县城,它能在短短数十年间发展成为全国、乃至远东的第一大都市,是因为在太平天国等数次大战乱中吸纳了十四个省、即近大半个中国的财富而飞速繁荣起来。在上海的商业化进程中,上海商人迅速积累资本,并将势力渗入其他城市,吸纳全国的资金,成为全国商界极富有的一群人。这群巨商除了进行商业投资和生活开度后,还出资赞助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他们兴办学校,高薪聘请学者、知识分子和画家担任各项职务;收集图书、金石画册等,投资建设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他们还出版了大量质量精美的文化艺术书籍,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画集就有百余种;在各项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也能看到商人活跃的身影,有些商人仅书画社团就创办了十几个。可见,推动艺术事业发展的必须是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商人,一般的中小商人虽然富裕,但也只是维持小康生活,办不成大事。上海商人的地位也是比较高的,他们从“四民之末”一跃而为“四民之纲”,是社会各阶层争相结纳的对象,这更有力于他们从事发展自己喜爱的文化艺术。从上海商人的教育背景来看,他们中有的是从官僚和士绅转变而来,有的留过洋,整体文化素质较高,能够认识到发展文化艺术事业之必要。同时,上海商人主要来自江浙地区,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他们中的许多人精通书画、诗文,有些人自己就是大画家、大收藏家。即使是留洋回来的商人,也同样热衷中国传统艺术,喜爱与画家相往来。商人需要画家,画家更需要商人。在商人与画家的交往过程中,商人不但在物质方面赞助画家,而且帮助他们在上海立足。但是,只有那些大商人才能通过自己的社会地位、人脉和号召力为画家的艺术事业打开局面,并繁荣上海画坛。许多有天赋的画家正是在上海商人的赞助和提携下,在上海、乃至全国声名鹊起。吴昌硕是后海派的领袖,他原来一直在苏州发展,后来在上海巨商王一亭的帮助下来到上海。王一亭介绍日本重要人物给他认识,宣传吴昌硕,还帮他做生意。吴昌硕不但在上海富裕起来,过上了安定的生活,而且后来在艺术上也取得高度成就,饮誉海外,王一亭对他的帮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他的如盛宣怀、庞莱臣、虞洽卿、“小港李家”、陈小蝶等人都是赞助上海画派的重要商人。自上海开埠,大批外国人来到上海从商,国别有四十之多。他们中的许多人逐渐被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和道德所深深吸引,生活方式与文化活动也开始中国化。他们模仿传统文人的生活方式建造中国式的私家花园,创办恢复中国古典文化的学校,购藏书画作品、赞助画家,其热衷程度有的甚至超过了中国人。其中,日本商人的艺术赞助活动最具代表性。他们比欧美商人更熟悉中国文化艺术,是中国书画市场中最早、购买力最强的赞助群体。虽然上海商人是民间赞助主力,资本雄厚、社会地位高,但市民阶层的书画购藏能力、对艺术的需求使之成为不可忽视的赞助力量。上海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市民队伍的扩大,有钱有闲阶层激增。从1910年到1927年的17年间,人口增加两倍,约达246万人。一部分人从事商业活动,扩大了商人队伍,1914年,上海登记的主要各业商号就有近2000家,没有登记的就更多了。这些巨商,资本家,各类商行店铺的店主、老板、买办、中间商、批发商、零售商、经纪人等,形成了一个人数相当庞大的商人阶层。还有一部分人是上海新崛起的知识阶层,他们担任教师、编辑、记者、医生,或是自由职业者。在上海经济的稳定发展中,他们的收入也是稳步上涨,消费能力逐渐增强。中国人在稍有温饱的条件下,历来重视文化艺术方面的修养,这些有钱有闲阶层附庸风雅,需要书画,人数越多,需求量就越大,需要的画就越多。同时,为了满足市民阶层的物质消费,店铺馆肆、茶馆、酒楼、饭馆、烟馆、妓院、公园等各种休闲娱乐场所纷纷涌现。尤其是消费性场所的数量更多,民国八年上海的有名茶馆就有164家。这些消费娱乐场所主要是为有钱有闲阶层而开设,为了迎合他们的喜好,自然需要书法绘画作品来装点环境,营造出文化气氛,对画的需求量更大,全国的画家纷拥而至。即有耄耋之年的老者,也有才十六岁的少年;卖画的即有职业画家,也有文人画家,连擅长书画的前清遗老遗少、政界名流也加入到卖画队伍中。画家想要过得好,或发展艺术事业,都希望到上海来。市民阶层的艺术需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商业美术:商家为了招揽顾客,利用能被市民阶层接受的艺术的形式来进行商业竞争。上海是商业城市,中外厂商云集,至于商品种类更是繁多,需要很多画家来绘制广告画、宣传画、布景画、设计图案。尤其是月份牌画,市民阶层的需求量大,酬劳高,画家一个月的收入甚至可以买一辆小汽车。第二个方面是大众文化:市民需要文化消费,但大部分人的文化水平不高,以图片为主的刊物盛行一时。当时照相技术还未在上海普及,报刊杂志社需要聘请画家手绘图稿。上海是全国的出版中心,出版的图书占全国的70%,需要多少画家去创作。第三个方面是艺术院校的成立:社会对画家的需求量大,艺术院校应运而生。周湘是近代中国最早设立私立美术学校之人,从1909年至1922年在上海至少成立了7所美术学校。继周湘之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成立,其他较突出的私立美术院校还有近十所。艺术院校通过培养学生,不但扩大书画家队伍,而且当时上海的知名书画家很多都在艺术院校任职,同时也有自己开画室的。近代上海巨匠、名家如黄宾虹、徐悲鸿、潘天寿、林风眠等等,无不崛起于上海。经济的发展,民间赞助群体的壮大在促进艺术发展的同时,也对其产生了一定限制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影响了画家的思想意识。在上海画家眼中,书画就是商品,他们利用各种传媒手段刊登卖画广告,将书画作为商品公开出售。为了争取自己的顾客群,画家们在宣传上亦是各出奇思推销自己。上海经济发达,商机多,有些画家干脆“下海”从商,自己经营茶馆、开办文化艺术公司、办报纸刊物。这在过去,不但卖画谋生是为人所耻的行为,更不要说公开的从事商业活动。皆上海崇商趋利风气使然。第二、他们的艺术创作,从书画的内容、形式、技法,乃至画风也都受到了市民阶层意识的影响。比如“吴昌硕”为代表的金石派,作画一反传统的净、静、幽淡之尚,表现出豪迈飞动,生机勃勃的气息,但静气不足,浊气有余。这正是上海商人和市民的精神写照。市民阶层的传统文化根基以及画家思想意识的改变是上海画派繁荣的又一关键。20世纪30年代后期,因战争等多种外在因素,上海的经济进入缓慢发展阶段,画家在上海的生存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容易了。尽管租界的商业活动仍在发展,但1941年天平洋战争的爆发,上海租界的“孤岛”时代也宣告结束,很多画家离开了上海,后海派渐趋衰落。虽然之后上海这个大都市依然存在,画坛依然存在,但已无复清末民初之盛况、在全国处于绝对显赫之地位。可见,经济繁荣是画派兴盛的基础,如果没有上海商人的鼎力赞助,市民阶层对书画艺术的庞大需求,上海画派不会在清末民初时期逐步走向全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