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独立董事,作为解决公司委托代理问题和提升公司价值的内部治理机制,一直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2001年,我国在所有上市公司中正式全面实施独立董事制度。然而,迄今为止,对于独立董事职能的核心内容及其是否有效履行等重要问题,社会各界尚存在较大争论。独立董事主要具备两大职能:一是监督经理层和大股东;二是利用自身资源提升公司业绩。一方面,随着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高度分离,经理层与股东之间产生了利益冲突和代理成本。由于具有信息优势并且具有有限的任期和责任,经理层往往产生机会主义的倾向,损害股东的权益。独立董事与其他董事相比更加独立、客观、中立,所以他们被授权以选择、监督、考核、奖惩公司的经理层。同时,在股权集中度高,特别是由第一大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公司的代理问题主要转变为控股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独立董事此时又肩负起监督大股东侵占行为,有效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重任。另一方面,由于独立董事往往由某一领域内的专家担任,因此他们一般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广泛而良好的外部关系网络,从而为当前公司提供许多有益的建意见建议和咨询,改善公司的经营管理,提升公司的业绩。我国许多学者着眼于独立董事的专家角色和业绩提升职能,集中检验了独立董事能否提升公司的业绩,仅有少量的研究分析了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然而,本文认为,无论从独立董事制度的起源,我国引入独立董事的目的,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实际运行的现状,还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来看,监督职能都是独立董事最核心的职能。因此,本文聚焦于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并且以其监督力作为衡量独立董事能否有效监督的尺度。那又该如何衡量独立董事的监督力?现有文献均利用独立董事比例来反映监督力,其依据是独立董事更为客观和中立,因此比例越大,监督力就越大。本文认为,虽然独立董事的人数规模对其监督职能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并不能作为衡量监督力的唯一标准,至少还应考虑其他三个方面:首先,独立董事应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否则无法对很多重大经济事项进行正确判定;其次,应具备积极监督的主观意愿,否则其履职效果将大打折扣;最后,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履职环境。基于此,本文将独立董事监督力的衡量标准划分为四个维度,即规模维度、能力维度、意愿维度和环境维度,它们逐步回答了“是否具备足够的人数规模?是否具备监督必需的专业能力?是否从主观上愿意监督?监督是否得到外部环境的支持?”这样四个的问题,共同衡量了独立董事监督力。作为会计的一项古老原则,盈余稳健性在国内外的存在性被大量经验证据所支持。在实务中,盈余稳健性被广泛界定为“会计人员在财务报告中确认‘好消息’比确认‘坏消息’更能得到保证”。这里的“消息”是指企业真实的经济收益,“好消息”就是真实经济收益为正的交易事项,而“坏消息”则是真实经济收益为负的交易事项。换言之,如果会计计量比较稳健的话,会计盈余能够立即对“坏消息”作出反应,而对于“好消息”,反应则不强烈。正是这种对损失和收益确认的非对称性,盈余稳健性具有减少法律诉讼成本、延迟税收支出、降低公司信息不对称程度等主要作用。本文重点阐述了第三个作用。在公司中,中小股东相对于大股东,股东相对于经理层,由于无法掌握公司具体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因此均处于信息弱势地位。他们往往借助财务报告的会计盈余信息来判断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投资价值。盈余稳健性严格的确认非对称性及时传递了经营预警信号,约束了大股东或经理层的会计信息美化行为,从而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因此,在一个市场发展程度不高、公司治理尚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中,盈余稳健性是高质量财务会计信息的重要特征。然而,经理层与大股东都具有违背盈余稳健性的内在意愿。首先,由于经理层的薪酬与职位往往与其经营业绩直接挂钩,而经营业绩又主要由会计盈余来衡量,因此经理层具有延迟反映（甚至隐藏）损失、提前反映（甚至虚增）盈利的动机;其次,由于经理层的任期有限,因此其很可能投资短期内盈利但总体净现值为负的项目。当持股达到一定比例足以控制上市公司时,大股东也很可能违背盈余稳健性,这在我国体现得更为明显。为了获得控制权私人收益,大股东普遍具有股权再融资偏好,但是配股和增发均对公司盈余的状况有明确要求,于是大股东便只有通过正向的盈余管理获取股权再融资的资格。同时,当大股东对上市公司实施侵占、掏空等“隧道行为”时,为了避免监管部门和外部投资者发现,也适时提升盈余。另外,ST和PT制度的盈余刚性约束更使得大股东产生了保住“壳资源”的压力,因此会竭力通过避免反映坏消息、主动迅速反映好消息,甚至通过利益输送等方式,帮助公司改善报表盈余。因此,本文认为,独立董事监督力将对盈余稳健性产生重要影响:如果独立董事的监督力越强,越能够有效抑制经理层和大股东操纵会计数字、虚增会计盈余,从而使得会计政策体现出更强的盈余稳健性。考虑到《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发布以及股权分置改革等制度背景,本文选择2001年12月31日以前在沪深两地上市的1382家A股公司为基础样本,以2002-2004年作为研究观测窗口,考察了在中国不完善的资本市场条件下,独立董事对大股东和经理层的监督能否有效增强会计盈余稳健性,进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本文以Basu（1997）的经典模型为基础,通过理论分析并且首次综合运用因子分析法（Component Analysis）、通径分析法（Path Analysis）、Backwards多元回归法等统计学、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基础模型进行了修改,同时构建出独特的指标体系。通过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有以下6点发现:1.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中的规模并不大,但显现出递增趋势。2.上市公司并没有真正重视独立董事的会计专业能力,且显现出政策迎合行为。3.年度津贴是独立董事报酬的主要方式,但确认标准很不统一,激励效果并不明显。4.独立董事兼任情况并不普遍。5.独立董事监督力对盈余稳健性的综合影响系数在三年间分别为0.018、0.048和0.060,体现出递增的趋势。6.三年间,独立董事的比例对盈余稳健性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156、0.0432和0.0564;其会计专业能力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161、0.0415和0.0527;其激励薪酬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0758、0.00706、0.0228;其兼职数量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0592、0.0215和0.0299;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114、0.0367和0.0458;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二职合一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167、0.0434和0.0562。总结上述发现,本文得到两个基本结论:第一,独立董事监督力对盈余稳健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公司治理的改善不断增强。第二,独立董事的履职环境对盈余稳健性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人数规模和会计专业能力,而其薪酬和声誉的影响则相对最小。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最后对独立董事的履职环境、专业能力和激励约束机制等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首次系统研究了独立董事对盈余稳健性的影响。国内外学者虽然开始关注公司治理对盈余稳健性的影响,却并未就独立董事的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往往仅以独立董事比例这一指标“一笔带过”。然而,独立董事的监督力大小仅由人数比例来代表并不全面。本文聚焦于独立董事监督力,不仅从理论上梳理了其与盈余稳健性的关系,并且利用具有递进逻辑关系的规模、能力、意愿、环境四维度指标来综合度量监督力大小,从而更客观地反映了独立董事监督力与盈余稳健性的关系。第二,充分考虑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背景。国内相关研究未考虑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的特殊情况,将非流通股与流通股“一视同仁”。但是,非流通股的价值要远低于流通股的价值,如果不对其加以修正,将导致不准确的研究结论。本文对非流通股的价格和市值等重要变量进行了调整,同时也考虑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高等因素。第三,本文运用了不同的模型检验方法。与现有研究不同,本文并未直接对模型进行OLS回归,而是进一步运用因子分析法和通径分析法、Backwards多元回归法等统计学、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既避免了因模型交互项太多带来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又深入反映了独立董事监督力与稳健性两者关系的内在特征,为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