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与爱伦坡恐怖小说的比较

施蛰存与爱伦坡恐怖小说的比较

孙晓燕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识码:A

摘要:爱伦坡是恐怖小说的鼻祖,而我国现代派的领军人物施蛰存也写过几篇恐怖小说,本文试图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方法,具体从对人物心理的描写、创作方法及文学手段的使用来剖析两位作家恐怖小说的异同。

关键词:施蛰存;爱伦坡;恐怖

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作为现化派的领军人物,施蛰存主要是以创作心理分析小说而名世。最能体现心理分析特色的莫过于《将军的头》(上海新中国书店1932年出版),《梅雨之夕》(同上1933年出版)及《善女人行品》(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3年出版)这三个集子。其中《善女人品行》是现实题材的心理分析小说;《将军底头》是历史题材的心理分析小说,;《梅雨之夕》情况有些复杂,大多是都市题材的小说,还有几篇比较特别的描写幻象幻觉的心理分析小说:《魔道》《夜叉》《凶宅》《旅舍》《宵行》,这五篇小说的主人公精神上都不正常(《宵行》的主人公是个醉鬼),小说通篇给人一种阴郁恐怖的感觉,我认为可以把这几部小说归为恐怖心理小说。

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作家爱伦·坡以创作恐怖小说著称于世,并且被公认为第一个探索人类意识与心灵深处的作家,“坡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是第一个开掘人类意识深处幽暗领域的人”。[1]其恐怖小说是一种心灵式的恐怖,“如果在我的许多作品中恐怖一直是主题,那我坚持认为那种恐怖不是日耳曼式的,而是心灵式的,———我一直仅仅是从这种恐怖的合理的源头将其演绎,并仅仅是将其驱向合理的结果。”[2]

我们可以看出,施蛰存和爱伦坡的恐怖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描写人物的心理。不过具体到描写的内容,他们便有很大不同了。

施蛰存的恐怖小说中主要描写神经错乱者的心理,写这些人物的可怕的联想,疑神疑鬼,草木皆兵的惊恐及无意识的幻想幻象幻觉,主人公仿佛进入了魑魅魍魉的鬼怪世界。施蛰存把笔触深入到人的潜意识,透过人物意识流动的表象和灵魂战栗的展示,表现人物被压抑在“本我”中的恐惧、孤寂、迷惘和烦躁。《魔道》《夜叉》《旅舍》的主人公们“我”、卞之明、丁先生无一例外都有神经衰弱症,《宵行》的主人公匠人有根是喝醉的人,神志也不算清醒。“我”的心中总萦绕着一个黑妖妇,卞之明则被一个白衣夜叉诱惑并追随,丁先生害怕店主已死的老婆或女儿的回到这个她们曾住的房间,有根过了这个棺材铺,前面还有条说不定有女鬼出没的河和一座瘟神庙。施蛰存细致描绘了这些人物的心理状态及幻化出来的妖魔鬼怪,因此,也有研究者称这几篇小说为“荒诞小说”。

爱伦坡的恐怖小说里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一定意义上是由于他探测到人类心灵深处幽暗神秘领域。首先,他的作品中经常写到人类基本冲动中的一种蛮横而又非理性的力量。作品中在这种不可遏制的强力驱策下,人物往往毫无选择地走向自我毁灭,仿佛被邪恶驱使着犯罪,然后或者在这种不可理喻的力量主动暴露犯罪痕迹,或者由于心理紧张而产生幻觉以致失去理智而自曝罪行,如《黑猫》《泄密的心》。再者,爱伦坡用小说来探索人的死亡,他怀疑医学界所定的人活着与死亡的界线。在这一点上,D.劳伦斯评价他说,“坡不是艺术家而是科学家,他分析、剖析生命直到他自己把它扼杀。”[3]他的作品中多次写到一种强直性昏厥的病症,发病后人在表面上呈现出死亡的一切症状,实际上却是虽生犹死。在这种情况下的人就面临被活埋的危险。坡写了许多活埋题材的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他具体描写了得这种病的人的心理,他们不清楚自己到底是真的被活埋了还是在做梦,写人物的梦魇。这类小说的代表是《厄舍府的倒塌》和《活埋》。还有一种分不清生死的状态——催眠,坡在这些小说中经常描写人在面临死亡威胁时的心理状态,恐慌,因为害怕而出现的幻觉等等,如《红死魔的面具》和《陷坑与钟摆》。

值得注意的是,爱伦坡在进行人物心理描写是所写到的幻觉和施蛰存的有着本质的不同,施蛰存的小说中的幻觉是虚妄的,现实中不存在的,具有魔幻的色调。而爱伦坡小说中的幻觉却是真实生活中的人事物,人物由于紧张、恐惧而出现幻想或幻听。

总体来说,两位作家恐怖小说的相同之处也是很明显的,他们都深入到了人物的潜意识层面去揭示人隐秘的内心。只是爱伦坡在意识领域的开拓更宽阔。

施蛰存和爱伦坡在恐怖小说的创作方法上有着某种契合。对于施蛰存笔者以为可以拿李欧梵先生的一段话加以说明,“施蛰存创作小说的特殊方式,即:其叙述不是以取自现实生活中的有充分准备的材料,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某一主要形象,某种异想天开或读过的书的某一方面,围绕这些,敷以血肉,赋以人物和情节。”[4]而施蛰存在《梅雨之夕》的跋中也告诉我们,《夜叉》的灵感源于他碰巧向火车车窗外眺望时看到的一张“象是被扼死的”女人的脸,然后就杜撰了其中的情节。《凶宅》的创作也是这样的,“1920年前后,报上登载了发生在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上一处凶宅里的三宗命案。报道是用英语写的,施蛰存大概地将它译成了中文并经过了加工。在这基础上,他把一段非常复杂的情节与一篇由法语翻译过来的日记和两篇自白拼合在一起。又一次,施蛰存不仅显示了他在读什么——两位著名的侦探小说家亚森·罗苹(ArseneLupin)和华理士(EdgarWallace)——而且描写了杀人者的变态心理”。[5]

至于爱伦坡的创作方法,他在谈论自己的创作原则“效果统一论”时说,聪明的艺术家应该事先精心策划,想出某种独特或与众不同的效果,然后再杜撰出一些情节,而不是将自己的思路纳入他的情节。他的小说《玛丽·罗热》的创作就是因为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引起了他的兴趣,然后对故事的情节加以推测而写了出来,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后来警方调查出的事情真相和爱伦坡的推测是完全一致的。

为了达到时恐怖的的效果,施蛰存和爱伦坡采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其中有一些手法相同的。但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具体表现上又有差异,坡的小说具有哥特式风格,施蛰存的小说带有中国古典志怪小说的气息。

施蛰存和爱伦坡的恐怖小说无论在心理描写上还是在创作方法上、文学手段的使用上都是同中有异,这不是偶然的。事实上,施蛰存曾承认受爱伦坡影响。他在《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中明确说到:“当了两年中学教师,望舒与刘呐鸥在上海创办第一线书店了。而我这时正在耽读爱仑坡的小说和诗。他们办了一个半月刊,题名《无轨列车》,要我也做些文章,于是我在第一期上写了几段《委巷寓言》,在第四期上写了一篇完全模仿爱仑坡的小说《妮侬》。”[6]另外,李欧梵先生的话,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他在《探索“现代”——施蛰存及〈现代〉杂志的文学实践》这一论文中说:“(《魔道》)小说的最后,当主人公恍恍惚惚地回到他城里的寓所时,侍役突然送上一份电报,说他三岁的女儿刚刚夭折。他想一定是那个老巫婆降的灾,当他朝阳台外张望时,他看见‘一个穿着黑衣裳的老妇人孤独地踅进不巷里去。’这个出乎意料的结局的灵感一定是受坡的影响(一个老女人,穿着以前的衣服,还带着一只黑猫)”。[7]

参考文献:

[1]常耀信.美国文学简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115

[2]爱伦·坡.怪异故事集[M].曹明伦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1.

[3]D.H.劳伦斯.劳伦斯文论精选[C].朱通伯(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272-273

[4][7]李欧梵.探索“现代”——施蛰存及《现代》杂志的文学实践[A].保尔·A·科恩,默尔·戈德曼.《中国思想研究论文集》[C]沈玮,朱妍红译,哈佛大学出版社

[5]施蛰存.梅雨之夕[M].

[6]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A].施蛰存七十年文选[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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