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自辛亥革命来,近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共经历了三次有深刻意义的社会转型。首次是辛亥革命,它终结了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第三次是目前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30年来,我们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实质是一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一般社会转型要考虑三大因素,即文化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如:国体、政体类型、政党政治、政治组织、政治参与行为以及政治精英和参与主体(普通公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作用等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的依靠人力劳作模式向机械化、现代化的转变,促进着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进步,但是由于农村人口的增加从而导致人均单位耕地面积的趋少化,农村产生了大量富余劳动力。随着体制改革的推进,特别是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的松动,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客观上促进了农村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向发达地区和城市的转移,农民工阶层得以诞生,据有关统计约有1.5至2.0亿,这里所指的农民工是指特定时期,不是指刚建国后曾经产生的农民工,而是指以改革开放背景下转型时期产生的农民工。这一阶层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面貌,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劳动大军,农民工以其勤劳的作风和拼命的干劲为我国的发展作出了相当大贡献,并且已为学界和政府所公认。由于政府管理体制和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以及农民工自身因素、政治文化环境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只能是从事纯粹劳动,农民工付出了大量的劳动,然而他们的权益却遭到了资方甚至是政府公共工程管理方面的损害,如: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工资被拖欠、工伤理赔难等等。由于他们本身素质不高,维权能力有限,加上我国农民工维权政策的不完善,维权渠道不畅,致使他们的经济利益和其他权益遭到损失。这一现象的出现,说明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和速度与现实的农民工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诉求是错位的,也是一对不容忽视的矛盾,如果这一矛盾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只能是对现行管理体制形成压力,我国的政治民主建设目标难以达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就无法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深刻内涵将得不到应有的体现。本文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试图从政治参与这一视角来解说农民工政治参与与当前我国农民工政治权利错位的现状,进而从四个角度阐述了如何增进农民工政治参与。第一,从经济因素,提高农民工经济地位。第二,改革现行管理体制,实行统一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与完善现行户籍法、选举法,特别是选民登记条例中不合理的部分,把农民工纳入务工地政治参与之中。第三,从法制的角度,把法律法规作为保护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基石与后盾。实现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与法制化的统一。第四,从文化的角度,努力提高农民工的文化修养,充分发挥文化的正功能,把农民工塑造成优秀的公民。进而将农民工纳入务工地的政治参与系统,增加农民工在民主生活中的话语权,使农民工政治参与权利问题早日解决。使他们的利益和意志能够在政府政策中得到体现,使农民工真正做到实现自己的公民人格或者真正的“被代表”,而不再是他们在与资方的利益博弈中只能是被动接受,应该是在“三方协调机制”中,有自己的话语权,在国家的劳动政策上体现自己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