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论文主要考察“改造”话语与延安文学的互动关系。共产党要在延安社会推行政治文化并启蒙、动员民众参与战争,不得不重视文艺的功效,对文学和社会的改造成为战时社会的必然,由此政治家的“改造”话语成为延安时期的核心话语。本文力图全面地展示延安文学改造以及社会改造的总体面貌,考察文学如何配合政治文化的宣传和政治权力的凝聚,这将为如何重建更为合理的社会提供反思。本文的分析不仅局限于文学内部,而是在文史互证的基础上揭示出延安时期文学与社会转型的复杂性。本论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说明本论文的选题缘由以及该研究的学术意义,并对本文所要研究的对象和相关概念如延安文学、政治文化、统合性做出相关界定和阐述,最后在历时性梳理涉及延安文学“改造”方面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找到学术界需要深入挖掘的地方,并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正文部分包括五章：简单来说,第一章确立“改造”话语；第二三四章则是改造的对象：个体、集体和民间；第五章为改造后的文学景观。具体操作如下：第一章主要探讨延安文学“改造”话语的确立过程,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在延安立足必须要对其本土文化进行改造和聚拢。战争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而其中张闻天和毛泽东知识分子政策的不同,实质上反映出二者的权力竞争,对延安文学与延安社会进行改造所依据的是政治家的“改造”话语,文学家的“改造”话语式微。第二章着重考察在政治文化凝聚中现实的个体以及文本中个体形象的境遇,知识分子的心态发生转变,不洁者和俘虏成为战争的利用对象,儿童被赋予革命意识,农民在气质上有了很大改观,二流子成为革命的团结对象,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到军队中贡献力量,个体的价值被重新认定,个体被取消了独立性。第三章分析政治文化影响下的集体意识呈现,分别选取了家庭、文艺社团、作为复述的干部、本土派、道德派人物、文学传播媒介等几个点进行梳理,考察作为社会中间体力量它们如何摆脱松散状态,新型集体意识如何萌生的过程,并剖析它们被赋予何种新的集体形象。第四章剖析延安时期的民间文化形态,民间社会中的民间艺人被政治权力收编,成为政治文化的传播者,共产党利用民间传说来动员民众,以往的民间传说被置换为现在的民间革命故事,传播的是历史的体验与记忆,建立一种革命的信仰,在“民族形式”大讨论的背景下,民间的艺术形式被充分重视,秧歌剧、街头诗、朗诵诗等成为宣传鼓动的武器,民众在秧歌剧的全民狂欢节中增强了政治意识,民间日常生活的私人性被取消,民间的重要节日成为政治文化推行的契机。第五章阐述政治文化改造后的延安文学图示,首先是在与孙犁的比对中考察“赵树理方向”确立的个性追求和社会背景等原因,延安文学塑造的是以劳动英雄为主流的形象,而非萧军作品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形象,随着权力的集中,形成毛泽东卡里斯马型领袖形象书写的浪潮,由于军民参战的广泛性,文学作品中出现军民同构的叙事模式。结论部分辩证看待延安时期共产党政治文化介入下的文学改造与社会改造,一方面它确实调动了民众参与战争的热情,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意义重大,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在改造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受害最大,我们要反思这种战时的文学观念,延安时期的改造运动为如何重建更为合理的社会提供了反思性经验,应当保持个人、社会和国家三者的独立性,维持三者的动态平衡。综上所述,“改造”是延安时期的核心话语,政治家通过对文学的改造以及文学参与对社会的改造传播了共产党政治文化,达到了政治功利性的目的。我们应当反思这种战时社会下的文学和社会发展模式,以理性主义代替功利主义才是常态社会发展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