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自1994年正式实行足球职业联赛以来的17年里,中国足球除创下短暂的黄金球市,更多的是有关球员的丑闻不断,假赌黑盛行,而且足球假新闻屡禁不绝;足协的权威饱受质疑,一直难以处理好与俱乐部和媒体的关系;各级行政权力仍染指足球,俱乐部与中国足协的利益纷争持续上演。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职业足球为什么秩序这样混乱?那么,通过在社会学视野下来研究这一秩序状况的成因,无疑能激发我们的社会学想象力,为我们认识中国社会提供极佳的研究平台,同时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利益矛盾以建设良性运行的社会主义新秩序提供智力支持。本研究将职业足球运动领域的混乱状况理解为一种“二元秩序”,意即“权利声称（表述）隐藏着社会不同意”,尽管各行动者发展出另一套实际运作的利益分配机制（即实践,它可能合理、合法,也可能相反）与之并行,但“实践”并不是冲突各方的一致认同,因而对社会整合是不利的。那么,就利益与社会秩序的关系研究而言,布迪厄提出的社会实践理论以其超越二元对立的理论特质被国内学界关注和运用。本研究运用社会实践理论中的博弈思想,在中国语境下对其中的相关概念工具内涵和适用做了调整和修正,并借鉴布迪厄提出的供给-需求分析模型,将职业足球运动置于中国社会空间之中来考察职业足球运动中利益博弈。通过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文献法收集资料,本研究从理论上将职业足球运动建构成一个分析性的场域,并遵循场域的分析思路来探讨职业足球场域秩序的生成和变迁。研究发现,该场域中存在中国足协/足管中心、地方政府、企业（投资商、赞助商和推广商）、俱乐部、媒体和球迷五大类行动者,他们各自所关心的利益不同,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关系、政治资本和关系-政治资本是该场域中行动者在利益博弈中所使用的工具,因而各行动者所表现出来的行动逻辑也不一样:中国足协的权力经济逻辑,地方政府的行政逻辑,企业的经济交换逻辑,俱乐部的生存逻辑,媒体的商业逻辑,球迷的生活逻辑。通过对行动逻辑的考察,我们发现,中国足协/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与俱乐部及其投资人之间存在占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关系,与媒体之间存在基于各自对职业足球之价值与意义的认知不同而产生的利益矛盾关系,以及职业联赛的需求方和作为整体的联赛供给方之间存在由于供需不匹配而产生的利益矛盾关系。正是这些利益矛盾关系、起主要区分作用的政治资本以及各行动者资本容量的多寡共同决定了我国职业足球场域中现有的秩序状态,并掣肘中国职业足球运动的健康发展。通过对职业足球场域的实证分析,本研究认为,职业足球场域中的二元秩序是一种“局部秩序”,它能否转化为稳定而常态的场域秩序需仰赖于三个条件:高层管理者有整饬旧秩序及旧的利益格局的决心和行动;管理者对足球的价值、意义的新认知和建构是否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司法的介入程度和打击力度。它们的共同特点在于都属于行政推动型改革,推进的力度则能进一步凸显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放权以及如何构建新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利益分配机制从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信心与决心。而本研究对于认识当下中国经验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在于,有必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推进的过程中,充分重视利益失衡和利益断裂所引起的社会矛盾,通过建立起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来构建良性运行的新秩序。这一机制被附加了两个预设:价值预设指向特定实践场域利益格局调整的目标和价值,体现了一种规范性认识;工具预设指向利益均衡机制发挥效用的环境和动力,体现了一种工具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