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左传》是以丰富史料对纪事简约的《春秋》经文进行解释的古文经典,使经文中的各种大事及有关“大义”等得到史料方面的支持。作为成书于先秦的儒家最大的古文经书,因其包含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以及高超的叙事技巧等,所以,在今天看来,它不仅是一部经书,更是一部优秀的史书和文学作品。基于上述观点,本论文利用文献学与计量文献学、学术史、目录学、文学理论等知识,对以考据学为本质特征的清代《左传》学研究成就,大体从经义解释、校勘、辑佚、史学以及文学角度进行分类研究,力图概括出各类《左传》文献成果的特点和学术价值。既有对各类成果的历史追述,更重要的是对该类成果中的典型作品进行深层次分析和归纳,总结出该类文献成果一般特点和学术价值。以阐发《春秋》经传大义的研究成果在清初占据主流,康熙时代以官方所刊行的二部《春秋》专著为代表,力图摆脱自南宋以来一直处于官学地位的胡氏《春秋传》的权威,对其利用经文所发挥的许多不符合新朝廷道统观的论点,特别是“严华夷之辨”以及“复仇”等言论大加挞伐和剔除,力图以朱熹的理学思想和《春秋》观重新构建新的《春秋》经义体系,这就是清初《春秋》学研究的主流和导向。《四库全书》所收录的该类专著,自然以朝廷的《春秋》观为标准,对那些不符合上述标准的数十部包括某些著名学者的此类专著,一概拒之门外。由于清初的学者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反思和批判,加之新朝廷对思想和学术领域的钳制,学术界治学的风气逐渐笃实。由顾炎武所倡导的经学即是理学的主张受到学术界的拥护,而其提倡的通经致用的考据学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小学各科空前发展和成熟的前提下,有清一代的学术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到了康熙晚年最终迎来了考据学成熟与繁荣的时代。以考据方法对《左传》杜注孔疏纠补的研究成果可谓丰硕和精良,该类研究成果几乎与整个清代相始终。由于有许多大学者的加入,如顾炎武、惠栋、王引之父子、焦循、沈钦韩、洪亮吉、刘文淇以及章太炎等,使自唐以来一直为学界权威的《左传》杜注孔疏,不仅在词义训诂、名物制度的注释,甚至其义理的阐发等,在众多学者的严谨考证下错漏百出而权威扫地。据统计,包括专著和札记在内的各类纠补杜注孔疏的成果约三十部。对《左传》杜注孔疏的纠驳需要很深厚的历史学、小学以及考据学等素养,所以,对杜注的纠驳的成果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清代学术的发展水平和本质特征。考据学鼎盛的乾嘉时期,崇尚汉学在学术界占据主流,有不少学者研究《左传》的目光逐步转向了汉代古文经学家如贾逵、服虔等人的旧注上来,于是辑佚汉代有关古文学家的《左传》旧注,成为有关学者热衷从事的学术事业,据统计,包括汉唐《左传》旧注的辑佚成果至少有50部。其中以严蔚、臧寿恭、洪亮吉、李贻德、刘文淇、马国翰、王谟以及黄奭等为代表,而马国翰一人所辑录的汉唐《左传》旧注成果约有20部。随着辑佚和考证的深入,洪亮吉和刘文淇则分别清晰地考证和勾勒出杜注孔疏于汉魏旧注、六朝旧疏的承袭关系。洪氏的《春秋左传诂》和刘氏的《左传旧疏考证》问世,使杜注孔疏的权威在清代最终走向终结,从而又激发了有关学者在汉人《左传》旧注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左传》新疏体系的努力,其中李贻德的《春秋左氏传贾服辑述》和刘文淇祖孙三代所撰写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为代表,而后者则为清代众多《左传》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公羊学派因晚清时期国内外严峻的政治形势的催发而复兴,公羊学派的中坚人物刘逢禄和康有为分别运用考证方法撰写了《左氏春秋考证》和《新学伪经考》,宣称《左传》是西汉末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权的伪作,而康有为则认定所有的古文经典都是伪经,因此对包括《左传》在内的有关古文经典的合法性带来严重冲击,上述刘、康之说引起了学术界有关学者的激烈反击。参与反对《左传》伪作说的有关学者如廖平、章太炎、刘师培等也运用考证方法对刘逢禄和康有为著作中的各种论据和论证方法分别给予反驳。章太炎和刘师培分别搜集了大量先秦和西汉有关引用《左传》内容的史料,加之《左传》自身的有关内证,通过严谨考证,基本上否定了《左传》为伪经的论点。当然,要研究和恢复《左传》旧注,首先要对经传文字进行校勘,这是古籍整理工作的前提。在清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将近20部,并且体现出较高的考据学水平。考据经传的成果几乎贯穿于整个清代,而乾嘉时期的段玉裁、王引之、阮元、朱骏声以及清代后期的俞樾、章太炎等人的校勘成果具有很高的考据水平和学术价值。通过上述学者的努力,为统一《左传》文本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从史学角度研究《左传》的学者和研究成果更是蔚为大观,总成果约有一百部。既有对《左传》的改编,如马骕的《左传事纬》和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更有数量众多的对《左传》内容的专题研究成果。而后者为《左传》史学研究的大宗,不仅专业性强,而且考据严密,方法科学。本论文把清代《左传》专题研究的内容成果分为八类:即《春秋》经传地理研究、经传人名与人物研究、经传世族谱系研究、经传历法研究、经传礼制研究、经传职官研究、经传名物专释和《左传》兵法研究。另外,还有数位学者投入巨大精力对《左传》内容进行分类综合研究的成果,如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李惇的《左传通释》以及吴炳文的《春秋左传汇辑》等。上述专门性研究中的历法研究需要发达的历法学知识和严密的考据学素养,清代历法科学的进步和考据学的发达,为《春秋》经传的历法研究奠定了基础,据统计,各类历法研究的考证性专著二十左右部。《左传》地理研究成果也是盛况空前,各类地理研究专著约有二十五部。上述《左传》专门性研究的成就中,除了历法、地理、礼制、人名、职官和世族谱系研究成果精良外,《左传》兵法研究和器物研究也是本论文的重要一部份,尤其是李元春的《左传兵法》既有较高文学点评价值,也有一定兵法研究价值。本论文的第九章为总结清代《左传》文法研究成就的内容,见于著录的此类著作总数大约有二十四部,且大多集中在清代初期。绝大多数为评点《左传》行文叙事技巧的作品,当然有的作品内容也涉及美学、修辞学、语义学等方面点评。在所能见到的此类作品中,王源、冯李骅和方苞等人的著作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另外,还有几部以诗歌和连珠的形式对《左传》有关内容研究的成果,便于初学者记诵,但学术价值远逊于前者。本论文的最后一章是针对各类清代《左传》学研究成就的总结,力争用简明的语言和尽量精确的数据高度概括各类文献成果的主要特点及其得失,并且对各类《左传》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的评价尽量做到全面、客观和公允。总之,清代有关学者所留下的约三百部各类《左传》学研究成果中,其所涉的研究内容是多方面的,涵盖了经学、史学、文献学、兵法学,文学、自然科学以及文化学等诸多方面。与其它朝代相比,清代的《左传》学研究成就是巨大的,尤其是考据学理论为指导的研究成果更是其中的精华,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值得珍惜、值得研究和总结的文献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