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作为自然个体,译者享有与生俱来的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同时,阐释学的视域融合理论认为,翻译是视域二次融合的过程：译者与原作视域融合；读者与译作视域融合。为实现两次视域融合以达到最好的翻译效果,译者需要在翻译过程中努力使译作接近读者视域,使其便于与之达到视域融合；另外,根据目的论的阐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实现其翻译目的会有意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这都为译者主体性的特性之一——能动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勒费弗尔等操纵学派学者认为,译者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原文本的读者,阐释者和译文作者,在翻译过程中难免受到潜在因素,如当时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的操纵。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也为其提供了佐证,因而译者主体性的另一特性——受动性也不容忽视,译者主体性正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体,二者缺一不可。文化意象作为翻译理论中的新兴概念,其重要性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目前也缺乏对其系统的阐述和探讨。文化意象是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蕴含了丰富而大量的文化信息以及意义深远的联想,是物质表象,概念意义与内涵意义的有机结合。拥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只要一提到它们,立刻心领神会,使用文化意象可以达到运用简洁文字传达复杂信息的含蓄性效果。然而,由于各文化意象所处的民族文化传统渊源不尽相同,文化意象的三要素在文化意象的传递过程中伴随产生的文化间的碰撞和融合,难免会在某一层面发生错位、扭曲、变形甚至失落。根据文化意象内涵的错位程度,可大致将文化意象错位分为在译入语文化中不存在对应意向、存在对应意向但不存在对等内涵、存在对应意向且对应内涵部分重合、存在对应意向但对应内涵冲突、不存在对应意向和对等内涵但各自存在语用功效的文化意象等五种情况。若无法尽可能完整、准确地传达原作特有的文化意象,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失去翻译的意义,使读者感到美中不足,甚至还会产生误解,因此,探讨如何在不同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传递原作中的文化意象对提高文学翻译的艺术审美质量具有较大参考价值。本研究将译者主体性的两种特性——能动性和受动性作为研究视角,探讨影响译者传递文化意象过程中策略选择的主客观因素,并探寻在特定因素的制约和反操纵力量的影响下,译者有效传递文化意象的方法。在传递文化意象的过程中,首要的是文化意向的内涵的传递过程,能否保证尽可能完整准确地传递文化意象的内涵是衡量和评价翻译策略优劣的首要准则。此外,文化意象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其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也是不同文化间文化信息的交流和传递过程,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是孤立静止的,文化间相互的沟通和借鉴是繁荣各文化体系的重要途径,故而在传递文化意象的过程中,是否能够贴切地译介文化信息,是否能够有效地进行文化传播也是衡量文化意象传递效果的标准。另外,作为完整语篇,若由于过多介绍和解释文化意象而使其连贯性遭到影响和破坏,无疑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在传递文化意象的过程中,既要尽量完整地传递文化意象信息又要保证语篇的连贯性,这就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有,各民族读者由于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及意识形态等主客观因素,也会对外来文化产生陌生感甚至抵触情绪,如若通篇充斥着陌生怪异、晦涩难懂的异国文化信息,将极难使读者产生共鸣甚至难以使其继续阅读下去,故在选择文化意象的翻译策略时,要兼顾到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感受,在保证文化传播效果的同时还要尽量降低读者的陌生感。只有统筹兼顾、综合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尽量平衡各方面的功效,才能保证文化意象传递效果的最大最优化。据此,本研究首先将参照翻译界公认的分类方法对文学翻译中广泛运用的翻译策略进行分类,并将采取区别性特征分析法,以是否传递了文化意象内涵（标记为：+/-内涵）；是否有利于文化传播（标记为：+/-文化传播）；是否有利于保证话语连贯（标记为+/-话语连贯）；是否有利于降低或消除读者的陌生感和抵触情绪（+/-陌生感）,为标准逐一分析评价其翻译效果,尤其是在文化意象传递方面的优缺点。通过对辜鸿铭翻译《论语》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等影响其翻译策略选择的主客观因素所进行的具体剖析,结合其翻译理想和翻译目的,尝试性提出在当时具体情况下,为实现其翻译目的,传递各类文化意象的较理想方式。如对于在译入语文化中缺少对应项,需要大量解释其内涵的文化意象,为不影响语篇连贯并降低读者陌生感,采用语篇中简要意译,注释中音译和详细意译相结合的策略以保证准确传达其内涵和文化信息；对于在译入语文化中存在近似对应项的文化意象,对有些读者而言理解其内涵难度较小,只需对其差别加以说明,但对于某些读者而言理解过程亦稍显困难,故在语篇中采用替换法及简要意译相结合,兼顾目标语读者对本民族文化意向的理解水平,并在注释中采用音译和对文化意象内涵错位部分的补充意译相结合的翻译策略,以保证文化交流效果及文化意象内涵传递的完整性。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描述性总结辜鸿铭所译《论语》中所采用的传递文化意象（以人名为例）的策略,量化统计各种传递方式出现的数量,最终发现在其翻译全书中出现的188个人名（重复出现者一并计入）的过程中,单独运用意译法的多达112例；单独运用省略法的多达38例；采用语篇中意译,注释中对其进行音译结合详细意译的仅占1例；采用语篇中替换加意译,注释中对其进行音译外加补充意译的也仅有1例。故而参照上文提出的较为理想的方式对其所采取的传递策略的效力给出评价——参照其翻译目的等影响和制约其翻译策略选择的主客观因素,辜鸿铭在翻译《论语》过程中所选择的传递文化意象的策略并非最佳。对其传递效果而言,辜鸿铭的《论语》翻译中对于人名文化意象的处理方法最大的功效是有效地降低或消除了读者的陌生感和抵触心理,这对当时西方人普遍对东方存在偏见的特定情形而言,功效卓著。由于其大量省略或简要意译人名文化意象,语篇连贯性得到了保证,但此举在文化内涵的传递和文化传播交流方面的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斟酌。本研究旨在强化译者主体性的地位,突破传统的“语言学翻译观”中以“准确性”和“忠实性”作为衡量翻译优劣的标准,强调以历史的、动态的眼光发现不同译作在其特定创作背景下的文学和艺术价值,并强调文化意象的重要地位。翻译不仅是语言层面的语码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是文化意象的传递。探讨如何在特定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传递原作中的文化意象对提高文学翻译的艺术审美质量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另外,本研究还尝试通过评价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在文化意象传递方面的效果,为《论语》辜译本的文化艺术价值评估提供新的视角,同时也为有关文化意象及其传递方法的相关讨论贡献绵薄之力。由于《论语》中文化意象及其错位情况分类复杂,数目繁多,仅取其中人名这一文化意象为例进行研究,只能是管中窥豹,深入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