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略论长征途中红军最高领导者的变易（论文文献综述）
应星[1]（2020）在《军事发包制》文中提出在学界目前关于行政发包制及其历史根源的讨论中,尚未触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制度:军事发包制。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创建的根据地进行局部执政时所展现出来的一种组织形态,即一方面在中央层面建立起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另一方面又在各根据地军区和军分区两级分别建立起与上级的军事承包关系。这种关系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军事决策的自由裁量权;财经的自给自足;在属地建立一元化领导,实行属地化管理、战果导向和人格化担责。军事发包制有效解决了动员和控制、集权和分权的张力问题,把分割状态下的局部执政当成铸造现代政党之军政能力的重要通道,为1949年后全面展开的国家政权建设做好了准备。军事发包制既是行政发包制的先驱,在某种意义上又可谓行政发包制的内核。
刘雯炀[2]（2020）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研究》文中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是指在整个社会矛盾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并对其他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开始得以阐发和使用的重要概念和术语,并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运用和创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领导人民持续推进社会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历史实践表明,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分析判断准确,并能够随之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就能团结人民群众取得社会革命的伟大胜利。与之相反,往往就会遭受挫折和损失。深入研究“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问题,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视野,有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问题的研究,进而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接续奋斗和取得伟大成就的内在逻辑。本文以社会主要矛盾为研究的核心主题,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主要研究时段,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为研究客体,试图探究社会主要矛盾在中国共产党人当中的接受、认知和运用的过程以及经验启示。本文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引言主要论述了本研究选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属于研究的前提性问题。主要包括研究缘起与意义、研究现状与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创新与不足等内容。第一章,主要考察了社会主要矛盾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问题。从概念史的视野出发,依据古今中外的历史文献和思想论述,重点考察了“矛盾”“社会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等核心概念的历史由来和丰富内涵,以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相关概念有清晰的认知。从理论研究的视野出发,重点分析了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构类型、基本特性和理论价值等基本理论问题。在为本研究奠定重要理论前提的同时,也为展开本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分析工具。第二章,主要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初步把握”的历史阶段。党的一大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进行了初次探索,但严重脱离了中国社会实际。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党的二大较为正确地把握到社会主要矛盾,并制定了符合实际的民主革命纲领。国共两党之所以达成共同革命的战略目标,其重要基础就在于认识到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之间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对象,并初步意识能否有效解决这一矛盾关乎国民革命的成败。但也正是对主要矛盾转化认识的不足,特别是对解决主要矛盾的核心力量——革命武装缺乏足够的领导力,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初步把握,既有成功的经验,更有惨重的教训。第三章,全面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重大突破”的历史阶段。以八七会议为标志,党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大众与以蒋介石为主要代表的新军阀的矛盾,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党的六大全面分析了中国社会矛盾问题,对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六大基本路线的坚持和贯彻,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更加符合我国实际的革命新道路。而“左”倾领导者不断滋生严重错误,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对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矛盾双方力量的变化,做出了极为主观的脱离实际的判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局势,成功实现了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重大突破,制定了正确的抗战路线方针和策略,并在长期的抗日民主革命实践中形成和丰富了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为领导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基础。第四章,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不断深化”的历史阶段。第一,抗战胜利后迅速把握到人民大众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政府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并依据形势变化采取针锋相对的政治策略和军事方针,推动人民民主革命不断向前发展。第二,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既能够理性看待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实际情况,又能够对未来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科学的理论预测。第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既能够认识和解决工作实际存在的主要矛盾,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也能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趋势,成功实现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以确立。第五章,侧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经验启示的凝练和概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探索的有益经验集中为:全面分析国情及其变化是科学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基础,正确认识世情变化和时代特征是科学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条件,正确判断主次矛盾的关系是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关键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认识和处理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基础,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这些历史经验,对其继续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重要启迪:综合分析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及新变化,毫不动摇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认识和解决主要矛盾的根本价值遵循,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全面提升分析和应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综合能力和素质。
苗贵安[3]（2019）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中华民族正阔步走在实现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如此成功?从领导力的角度分析,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人民愿意追随共产党,共产党有强大领导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中很重要的一种能力就是领导力,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力是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认真研究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可以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借鉴。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延安时期十分重要。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时期,蕴含着丰富的领导力智慧。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组织领导力、社会号召力、军队战斗力。政治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之统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是指政治领袖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方面的影响力。领袖和领袖集团在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党最终确立起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政治领导力基础。思想引领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之灵魂。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力是指在思想方面的影响力,是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用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和武装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头脑、统一思想、指导革命实践、抵御一切错误思想干扰的能力。领导思想产生领导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提供思想方法和理论指导,为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提供话语指南,对全党和社会各阶级产生强大思想领导力。组织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之基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力是指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党的纲领和目标,通过激发党员奉献精神、提升党员能力和完善党组织治理机制所体现出来的整体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的命题。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力主要来自于党的建设中解决了共产党员的工作意愿问题,调动和激发起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员能够自觉认同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自愿为实现党的目标而奉献自己的智慧;来自于高度重视党员和干部能力素质建设,使全体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和党的政治任务相匹配;来自于建立起灵活的组织机构和高效畅通的运行沟通机制,建立起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约束机制。社会号召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之体现。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号召力,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对全社会的影响、凝聚、动员和引导的能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起方方面面的力量,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联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社会号召力,这种号召力是共产党领导力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力,源自于实施合理的治理机制,很好的发挥了制度领导作用;源自于统一战线联盟内各种政治力量的通力合作,体现了高超的领导激励艺术;源自于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体现了高超的权变领导艺术。军队战斗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之保障。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一支人民军队,通过武装斗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表现出强大战斗力,是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力的体现。这种战斗力的形成来自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来自于重视官兵物质利益和创新的军事民主;来自于正确的军事战略指导能力,官兵具备较高的能力素质,能够根据变化的环境确定组织的职能;来自于政治建军的优势,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采取灵活的组织机构,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
段永建[4]（2019）在《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文中指出回溯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学历史长河,河南作家留下了他们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从古代文学的老子、庄子、韩非子、李斯、张衡、杜甫、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李贺、李商隐、谢灵运、干宝等文坛翘楚到现代文学的师陀、徐玉诺、赵清阁、尚钺、于赓虞、曹靖华、南丁等着名作家,可以说他们都以自身的文学才华和创作业绩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尽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迁移等因素不是文学由盛转衰的唯一原因,但是其对文学的重要影响则不言而喻。从宋代到民国结束这一时期,河南文学从古代的鼎盛繁荣逐步走向式微的不争事实,既是对上述观点的有力佐证,又是河南文学从南宋之后逐渐衰落的真实自况。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代河南文学又逐渐走向复兴,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以姚雪垠、李凖、魏巍、宗璞、阎连科、刘震云、周大新、李佩甫、二月河、刘庆邦、朱秀海、柳建伟、李洱、墨白、张宇、田中禾、乔典运、邵丽、乔叶、傅爱毛等为代表的河南作家以“集团式”的爆发态势呈现于当代文坛,从而实现了河南文学的当代复兴和当代“中原作家群”的重新崛起,尤以为甚的是他们还创作出了以《李自成》《黄河东流去》《东方》《野葫芦引》《炸裂志》《一句顶一万句》《湖光月色》《第二十幕》《羊的门》《生命册》“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神木》《花腔》《疼痛与抚摸》《认罪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体现中原生活特色、彰显中原人文传统、歌颂中原悠久历史、弘扬中原博大文化、形塑中原历史变迁、抨击中原精神糟粕等主要特征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纵观当代“中原作家群”这些代表性作品,它们书写的一个主要向度就是借助于灾难对中原的现实生活、悠久历史、文化传统、风情民俗、精神疽痈等予以再现与反思。“灾难”指的是因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而造成的苦难,其主要内容既包括了诸种灾难给社会和人们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同时又涵盖了灾难给罹受者乃至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所形成的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与心理暗影。毋庸置疑,从古至今,人类文明的发展无不伴随着地震、旱灾、火灾、洪水、战争、瘟疫、疾病、海啸、飓风等各种灾难的发生,一部文明史,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部人类对各种灾难的承受史与抗争史。而河南西高东低的地势,横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与穿境而过的黄河与淮河,“得中原者得天下”的政权争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混战,好大喜功、唯上跟风、“官本位”、浮夸虚荣、奴性意识等思想痼疾的“合力”效用,注定了河南在历史上是一个灾难频仍的“重灾区”。尤其是20世纪的河南,在中原历史上更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争不断、民不聊生、“水、旱、蝗、汤”、饥馑灾荒等各种灾难赓续不断的“黄金时代”。更为重要的是在抗衡灾难的过程中,不仅会产生无数救民众于水火的英雄,彰显人道主义的普世情怀,而且人的命运也会因灾难的突然降临而发生跌宕起伏的变化和意想不到的“翻转”,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会也会借助于灾难“装置”而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文学作为反映、记录与艺术再现社会现实生活的重要艺术载体,自然不会放弃对灾难母题的关注与书写,所以,灾难频仍的社会现实语境和层出不穷的“灾难故事”,就顺理成章成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书写重镇与开掘不尽的丰富宝藏。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当代“中原作家群”大多出生于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他们不仅长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熏陶,对中原的风土民情熟稔于胸,而且更是对中原的各种灾难要么耳濡目染、要么感同身受、要么侧身其中,“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正是籍于此,魏巍在《东方》《地球上的红飘带》中对抗美援朝战争和红军长征的书写,李凖在《黄河东流去》中对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所引发大水灾场景的刻画,宗璞在《野葫芦引》中对西南联大因战乱而南迁岁月的回眸,阎连科在《丁庄梦》中对艾滋病爆发的生动再现与深刻反思,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对1941—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逼真还原与真实描摹,周大新在《安魂》中对儿子病逝悲痛之情的自然流露,刘庆邦在《红煤》《走窑汉》《神木》等作品中对矿难之后人性撕裂的生动揭示,张一弓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对“三年自然灾害”的深刻反思、朱秀海在《穿越死亡》《音乐会》等作品中对战争中人之生命的尊重和死亡意义的着力探勘,柳建伟在《SARS危机》中对SARS病毒爆发给人们生活和心态所带来变化的显影……都为当代文坛呈现出独具中原特色的“灾难风景”,这些作品为当代文坛的灾难书写乃至当代文学的繁荣都做出了突出贡献。论文在结构上分为导论、上篇、下篇和结论四个部分。具体内容分别为: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概念厘定、选题缘由、研究方法、研究现状和创新价值;上篇主要围绕着灾难母题的生成流变、主题向度、叙事模式等内容进行综合性研究。第一章主要论述了灾难母题之所以生成的“中原场域”,即灾难母题生成的自然因素和人文环境、灾难母题叙事的文学传统,以及当代“中原作家群”创作主体和灾难母题叙事之间的互文指涉关系;第二章主要论述了灾难母题的叙事流变。本章认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叙事共分为三个时间阶段,且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叙事特征。具言之即1949—1978年之间的秉笔直书与人定胜天,1978—2000年之间的多元杂糅与文化反思,2000—2015年之间的日常叙事与生态建构,这种流变体现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创作直面现实、紧贴时代与深刻表现社会生活细部特征的鲜明特色;第三章主要从主题思想的角度对灾难母题叙事中所蕴含的跌宕起伏的命运主题、抗衡灾难的英雄主题、意蕴丰富的人道主义主题以及中原文化反思主题等内容进行了论述;第四章主要从灾难母题的艺术建构角度进行论述,通过对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叙事的爬梳与分析,认为其灾难母题叙事主要呈现出三种基本叙事模式,即写实型叙事模式、象征型叙事模式和文化反思型叙事模式,不同叙事模式类型的建构体现出当代“中原作家群”在灾难母题创作上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论文下篇主要围绕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叙事中具有代表性的天灾、战争、疾病、矿难等四个灾难母题个案予以分析探讨。第五章主要论述了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的天灾母题,具体对天灾母题书写中的现实向度、饥饿表征以及天灾母题形成中的“人祸”因素进行探析;第六章指出“得中原者得天下”的中原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故而战争母题成为当代“中原作家群”书写的重镇。本章分别从战争母题的主题嬗变、U型结构、英雄原型、诗学阐释等角度对战争母题予以了论述;第七章从疾病母题的生成语境与类型建构、疾病母题的隐喻象征和诗学价值等方面对疾病母题进行了论述;第八章分别从矿难母题的文学传统、欲望化叙事和矿难母题所蕴含的悲情与崇高等方面对矿难予以了论述;结语部分再次对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灾难母题叙事的形成原因、主旨意蕴、创作流变、叙事模式等内容予以归纳、总结与分析。当代“中原作家群”对灾难母题的文学书写、对灾难历史的再现重塑、对灾难内涵的深度挖掘、对灾难中人性嬗变的形象刻画、对灾难发生原因的深刻反思,不仅形塑出中原人在各种灾难面前所具有的抗衡灾难的韧性与顽强生命力,而且同时还大多从历史与文化的畛域出发,在自然性、人性和文化的视阈融通中,谋求灾难母题叙事的丰厚意蕴与艺术上的创新嬗变,以及对中原民众在抗衡灾难中所表现出来的善良质朴、吃苦耐劳、忍辱负重、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大爱无疆等美好品性的颂扬,对灾难中表现出的唯上跟风、虚荣浮夸、官本位、好大喜功、“侉子性”“泥性”等精神痈疽予以批驳。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叙事进一步丰富与拓展了当代文学灾难母题表现的精神向度与审美追求。再言之,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的灾难无论是自然的、社会的、有形的、无形的、肉体的还是精神的等等,尽管它们的表现形式各样,危害程度不一,但它们基本上都是中国各种灾难现实生活的折射与缩影,这些灾难既是国家民族之殇,又是灾难罹受者的个人之痛,而作品中人物在灾难中的遭际与命运变迁,也是千千万万中国普通民众真实命运的生动写照与形象再现。探究灾难母题的文学创作,不是为了借助灾难“逆光飞翔”,更不是为了单纯怀念已逝灾难的惨烈与苦痛,而是要透过灾难的发生,在痛定思痛之后去思考与感悟在灾难中人之命运的瞬间“翻转”,在灾难中人们内心撕裂的痛楚,在灾难中救民众于水火英雄的闪光,在灾难中人之所体现出来的生命尊严,进而考量在灾难“生死场”中人们在身处绝境之时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修复灾难给我们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更为重要的是在无数次抗击灾难中所形成中自强不息、患难与共、团结互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等抗衡灾难的精神,将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被永远保存、继承和发扬下去。所以,灾难母题叙事既要表象出抗衡自然灾难的豪情与信心,更要体现出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既要有对人为灾难的记录与再现,更要有对灾难发生原因及其悲剧后果的悲悯与反思,而此,才是灾难母题叙事的真正倚重与研究价值之所在。
邓燕[5]（2019）在《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变迁的视角,纵向考察20世纪上半叶不同历史时期时代主题对历史知识资源的利用及其相互关系,时代主题影响到各时期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实践。爱国与启蒙、救亡图存和争取民族独立是贯穿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在时代主题影响下,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观念经过了转型、变革、多元化和趋向整合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历史教育功能的认识取决于对“历史”和“教育”两者功能和相互关系的现实定位。晚清时期,在改革与革命、爱国与启蒙的时代主题下,“国族主义”成为影响历史教育观念变革的核心因素。史学传统垂训和资治功能在新时期表现出转型特征,清政府、改革派和革命派从不同的角度建构“国族”和促进“群觉”,政事教育、爱国观念传播、启蒙与进步、国族意识培养等成为历史教育观的内涵。民初,塑造共和国民成为历史教育目标的重要内容,历史教育目标呈现出社会本位和学生本位取向,历史教育从“历史”和受教育者本身获得其主体性,更为客观化。民主、共和、平等、科学、民治、实用主义、世界主义等成为影响历史教材内容、历史教学组织形式的思想资源。形塑国民革命记忆是国民革命背景下历史教育观念的主题。革命建国下,随着国家意识的强化,革命的主体及国家性质等问题的讨论使得社会各政治派别和民众历史意识勃发。对“革命”内涵的界定及其历史演变主题的关注反映出各党派和民众最为集中的历史知识诉求。国民党国民政府以革命的历史宣示自身正统地位,塑造历史与三民主义的内在联系。抗战救亡背景下强化民族国家认同和推进抗战动员,是国人对于历史教育使命的认识和实践。民族主义成为支配当时历史教育观念的核心观念,历史教育观念趋向整合,它或重新具备道德训诫色彩、或鼓励忠勇武德、或提倡伟人教育,其虽多元化但统一于民族国家认同的旗帜下。各时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层面的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观念呈现互动图景,探讨两者相互影响的机制,尤有必要。从人类历史经验中挖掘、重塑、融汇创新得来的特定价值或实践经验,与社会政治主题相互生发。新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动员方式得以形塑。某些普适性的价值也通过历史教育进一步传播。古往今来,时代主题对于再现历史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深刻影响到历史话语和历史实践。历史教育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受时代政治和社会文化主题的影响,某些观念成为支配某一时期历史教育观念的核心因素。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历史变迁呈现出特定阶段人们对历史教育功能的不同认识。
任晓华[6]（2018）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人民主体文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人民主体文化思想,是毛泽东文化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新时代的需要。本文立足于新民主主义这个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围绕“人民主体”文化思想这条主线,突出“文化要始终满足主体需要”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紧扣“从文化的角度看主体、从主体的角度看文化”这个重点,揭示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人民主体文化思想的形成基础和形成过程,初次提炼、概括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人民主体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实现方式,探索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人民主体文化思想的当代价值。本文包括三块:导论、主体（第一章——第五章）和结语。第一块为导论。主要围绕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重点难点、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五个方面作了阐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人民主体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独具原创性的重大贡献,是毛泽东对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和运用。其理论意义在于准确把握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发掘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理论价值;实践意义在于回应当前学界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不同看法和质疑,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提供经验借鉴。第二块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共包括五章。第一章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人民主体文化思想的形成”。本章在人民主体文化等相关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这一思想孕育和形成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接着,依托浩瀚的文本资料,梳理、提炼出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萌芽时期、发展时期、成熟时期。第二章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人民主体文化思想的内容”。本章在界定文化概念的基础上,着重从主要观点、核心内容、发展目标3个层面,层层递进地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人民主体文化思想作了初步研究。即: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人民主体文化思想的主要观点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反对教条主义”,不能“言必称希腊”;核心内容是坚持鲁迅的方向,建立革命的、民族的文化,教育人民,动员人民;发展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建立人民大众的、科学的、民族的文化。第三章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人民主体文化思想的特征”。本章依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人民主体文化思想的内容,概括出它的特征——人民群众创造的文化、“中国化”的文化、“大众化”的文化,从而,深刻揭示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本质。第四章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人民主体文化思想的实践”。本章依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丰富实践,将其实现方式概括为创办适合群众特点的学校、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建立人民为主体的制度、制定服务人民的文化方针政策等4个方面。表明毛泽东以“人民主体”创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而且还是见之于实践的方针、政策、制度。第五章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人民主体文化思想的当代价值”。其不仅仅在于文化的传承性,还在于它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高度契合性。笔者以为,它的价值体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要置于党的领导之下,遵循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规律,文化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源于人民、为人民所接受和认同,生产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歌颂人民的新生活。第三块是结语。笔者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人民主体文化思想的形成过程的概括、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的提炼、实现方式的归纳、当代价值的判断,只是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初步研究结论。由于这一研究带有拓荒性,因而,只能将现有的研究结论看作引“玉”之“砖”,供学界批评指正。笔者也将以此为基础,继续拓展和深化这一研究。
谭彩霞[7]（2017）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中指出思想体现出来的演进轨迹,大多可以在沉淀的实践与历史的反思中寻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总结党的历史得出的“基本结论”和“最基本的经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一个重要节点对党的历史作出的经验总结和理性反思,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识”的一次重要思想升华,兼具“以史为鉴”、“转识成智”的双重意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积淀了宝贵经验并奠定坚实基础。但系统研究《历史决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着尚付阙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围绕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进行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既然是探索,必然要经历胜利与挫折的考验,也必然有正确与错误的较量。不论是正确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助推着思想认识的“成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呈现了,才有了分清是非、辨别真伪的基础,进而有了对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的坚持和扞卫。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坚定且自觉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不断变化的实践以及历史经验的总结之上,实现了思想认识的一次次提高和升华。高度重视历史的学习和历史经验的总结,善于从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是党领导中国社会实现伟大变革的重要保证。《历史决议》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历史节点——延安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典范之作,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创造性举措,回应了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中国面临“两个前途”选择的历史转捩关头,中国革命乘势而进的现实诉求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需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明晰的理论自觉。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命线”。学习党的历史、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可以找到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更加清醒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即正确的思想路线问题,进而在发展方向上给予及时的校正。《历史决议》所要解决的“历史问题”主要是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遵义会议前这段时期党的领导路线的问题。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而言,就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问题。《历史决议》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以“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为基本思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基本线索,对党成立24年来的历史进行系统性总结和批判性审思,在审视“前车之覆”、澄清“路线是非”、剖析“错误之源”的基础上破除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曲解和教条式扞卫,在认知机制上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从根本上回答了“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旨归是要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历史决议》最伟大的成就,就是着眼于对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结合中国人民的探索实践所积淀的独创性历史经验,借助政治决议总结历史经验的严谨方式,初步建构起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体框架,并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出发,深刻诠释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的历史缘由和内在合理性,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使全党上下自觉地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上来,形成认同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共识,并使之转化为创造历史的“实践力量”。这一立意呈现了用“中国经验”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历史决议》把阐释“历史”的科学性要求与“决议”作为规约的权威性要求结合起来,澄清了思想上的混乱,统一了思想上的认识,创新了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的形式方法,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它的成功经验不仅为36年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吸纳,对于新时期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深具意义。
胡永干[8]（2017）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研究》文中提出中医药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核心方针政策为引领,以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三个历史时期为纵,以各个时期中医药事业发展所涉及的领域为横,以近现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沉浮转换为暗线,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发展、政策发展、实践发展为明线,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认识、政策和实践发展的史实结合起来,探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历史动因、历史特点、历史规律、历史意义、经验教训、未来战略,彰显中国共产党在近现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由沉到浮,由落到起的历史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贡献。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中医药的使用,并在应用中医药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中医药作用的认识,确立了对中医药的实践认可,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支持中医药发展的“中西医合作”的方针,推动了中医药事业初步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医药实践认可的基础上,发展到对中医药的文化认可,形成“团结中西医”的方针,把中医药作为解决人民医疗卫生问题的重要途径,主张通过保护和改造中医药来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对否定中医药的思想进行了斗争,对党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进行了纠正和调整,以保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调整恢复中医药政策的基础上,形成对中医药的科学认可,确立“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推动了中医药事业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追求中医药事业复兴的过程,既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也有曲折发展的教训,这为当前和今后继续推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启迪和借鉴。本文主要由绪论和正文六章以及结束语共八个部分组成。具体如下:绪论部分主要对开展本研究的缘由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重点、难点及创新点进行概括,对中医药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一章主要阐述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该部分通过对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梳理,指出近代中医药发展呈现出被消灭还是继续发展两种不同命运趋向,而废除和消灭中医药成为影响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主线;提出近代以来国家贫弱所造成的民族自卑和文化自卑,是造成歧视和否定中医药的根源的观点;总结了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启示;为后文阐述中国共产党是近代坚持发展中医药事业力量代表,是近代中医药事业光明历史命运代表埋下伏笔。第二章主要考察中国共产党选择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动因。主要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健康的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医疗卫生国情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这三个维度,对中国共产党选择发展中医事业的动因进行理论分析,彰显中国共产党选择发展中医药事业不仅是对中医药价值的高度认可,也是对人民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深沉关切,更是改变中医药事业历史命运的关键所在。第三章主要考察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提倡与应用。该部分按照从实践到政策,由政策到实践效果的分析模式,从总体上对民主革命时期“中西两法”治疗的实践、“中西医合作”方针的形成、中医药事业的初步发展进行分析考察,并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进行概括和评析,借以突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基于实践需要的主动适应性,以及注重中医药使用的特点,彰显中国共产党坚持使用中医药的重大意义: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持,迎来了中医药繁荣发展的光明希望。第四章主要考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保护和改造。该部分在沿袭从实践到政策、从政策到实践效果的分析模式基础上,依次考察建国初“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认识分歧及政策调整、中医药事业的曲折发展三个方面;展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分歧,以及分歧的实质及产生原因;揭示中医药事业曲折发展的历程,探究该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着重阐发“团结中西医”方针所包含的对中医药进行保护、改造、提高的政策内涵,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整个时期,对保障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彰显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对待中医药的正确政策,中医药才终于摆脱濒临灭亡的历史命运。第五章主要考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扶持和推广。该部分沿袭前两章的分析模式,从改革开放初中医药事业的恢复和调整、“中西医并重”方针的确立、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三个方面,展现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脉络、历史特点;注重阐发“中西医并重”方针所包含的尊重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和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内涵;分析该方针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彰显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根本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医药事业受歧视、被消灭的历史命运,代之以发展复兴的历史命运。第六章主要阐述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经验与启示。其经验主要包括:客观看待中医药的价值和作用;采取保护和扶持中医药的政策;坚持鼓励西医学习中医。其教训主要是:不能将中西医学术问题政治化;不能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发展中医药事业;不能以西医思维发展中医药事业。其启示主要是:党和国家要创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要按照中医药自身的规律发展中医药事业l要从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认识中医药等。结束语部分主要是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战略思考。该部分内容立足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着眼于中医药事业的未来发展和复兴。从当前中医药处于弱势地位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医药特色淡化等突出问题出发,对未来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应采取的战略进行分析思考。提出正确处理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正确处理中西医关系;推进形成中医药政策和法律体系;加强中医药宣传,营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树立中医药文化自信、推动中医药国际化等一系列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举措,为未来中医药事业的复兴发展提供借鉴,旨在通过该部分内容与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相呼应,彰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随着国家民族命运的改变而得到改变的历史事实。
罗晓霞[9]（2016）在《民国时期《四川省政府公报》研究（1935-1949）》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的《四川省政府公报》是川政统一之后,四川省政府的机关刊,它由古代的官方报纸“邸报”和清末的“官报”发展演变而来,既有继承,更有创新。《四川省政府公报》创刊于1935年3月1日,停刊于1949年9月13日,共出了838期,由四川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编辑发行,它是川政统一之后的第一份政府官报,是政府众多的政令、法规、公文等从上到下的传播工具。本文通过研读完整的《四川省政府公报》原刊,从历史学的角度,探讨《四川省政府公报》的办报宗旨、栏目编辑、发布内容等方面的变化情况,揭示此时期政府的述求和四川政治的发展特点。《四川省政府公报》发布的重点内容总体呈现阶段性变化特征,可以将其分为三个时期,即抗战以前、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之后。抗战以前,公报主要关注“围剿”中共红军的各种方法与措施,推行保甲制度,禁烟禁毒等。抗战时期,主要关注川军出川抗战与刘湘逝世,政府奖励、抚恤出川抗战的官兵、优待将士家属、四川成为抗战大后方与政府征募壮丁,战时的粮食供应问题等等。抗战胜利之后,该公报关注的重点内容首先是对抗战胜利工作的善后,包括对抗战功勋进行表彰奖励,对抗战牺牲的官兵遗族发放抚恤金,对汉奸的惩治,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等等,此外,便是为筹措内战经费,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为整肃军队,公布每月从前线逃跑的官兵名单,为挽回颓势,发布《国民反共公约》等等。公报关注重点内容的变化,体现了政府工作重心的变化,也反映了此时期四川政治发展的大致脉络。《四川省政府公报》具有明显的“行政性”特征,政治“使命感”强烈,前期,维护刘湘对四川的统治是其主要使命,后期努力贯彻国民政府中央的统治意志。它是研究四川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史料。然而,因其公报性质,它的受众面较窄,在普通民众生活中的社会影响力不可高估。
邓会君[10]（2015）在《瞿秋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瞿秋白是我党早期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是在中国传播苏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也是在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本文着重通过对瞿秋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瞿秋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渊源、内涵、时代特征,进行深入的发掘与梳理；将这些问题按历史顺序整理成相应的理论专题,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地追溯它们产生的思想根源和时代背景,剖析其中蕴含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逻辑线索；以印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的,这种发展不只是已有范畴和理论内涵的不断丰富,更呈现为一个由量的积累,逐渐向理论形态的质的飞跃过程,籍此揭示瞿秋白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历史价值。救亡图存,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是那个时代赋予瞿秋白的历史使命。为实现变革中国现状的愿望,瞿秋白的思想大致经历了中国传统文化、托尔斯泰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体现了瞿秋白由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由唯心论向唯物论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的心路历程。瞿秋白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扬弃”的基础上,接受、学习和研究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译介、撰文和教学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广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和其自身哲学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革命演进和质变之中,构建起自己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现了在理性和科学意义上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革命转化。瞿秋白所撰写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和《马克思主义之意义》就是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时代造就了瞿秋白,而瞿秋白亦未负时代之造就。他顺应时代的潮流扛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对东方文化派、实用主义、戴季陶主义等各种各种错误思潮予以揭露和批判。正是在这些批判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和理解,并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指明政治方向,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思想旗帜。正是在传播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瞿秋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风格得以彰显。瞿秋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无产阶级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瞿秋白作为李大钊到毛泽东之间的中介人物,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瞿秋白继李大钊、陈独秀之后,为适应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实践的需要,在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不仅首次在中国传播和研究辩证唯物论,且进一步阐述了历史唯物论。为革命的中国展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了巨大成就。正是在瞿秋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李达、艾思奇等人进一步将其系统化和规范化,使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不断得以发展和深化。毛泽东则在新的历史实践的需要下,进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因此,文章通过对瞿秋白与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艾思奇等学者的思想比较,以此延伸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来联系。彰显了瞿秋白在完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家的理论整合,促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新态势中的重要作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瞿秋白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革命道路作了艰辛的探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和规律进行了比较全面而深刻的把握。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资源,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一九九九年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纪念瞿秋白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瞿秋白“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科学论断,对瞿秋白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做了历史上的最高评价。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所体现的社会政治型哲学、革命实践型哲学、民族本位型哲学、民本主义型哲学等思想,为我们今天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有着重大的学习和借鉴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宝贵思想资源。
二、略论长征途中红军最高领导者的变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略论长征途中红军最高领导者的变易（论文提纲范文）
（1）军事发包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论 |
| 二、军事发包制的史前史 |
| 三、中共中央一元化体制的建立与军事发包制的背景 |
| 四、军事发包制的发育 |
| （一）根据地军事决策的裁量权 |
| （二）根据地的财经自给 |
| （三）根据地的属地管理 |
| （四）战略根据地内部下延的军事发包制 |
| 五、从军事发包制到行政发包制 |
| 六、结论与讨论 |
| （一）军事发包制与当代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 |
| （二）军事发包制与帝制中国的行政发包制的比较 |
| （三）军事发包制与当代中国行政发包制的比较 |
（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关于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整体性研究 |
| (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演进研究 |
| (三)关于毛泽东《矛盾论》中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研究 |
| (四)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经验启示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社会主要矛盾的相关概念和理论思考 |
| 一、社会主要矛盾相关概念的历史考察 |
| (一)矛盾 |
| (二)社会矛盾 |
| (三)社会基本矛盾 |
| (四)社会主要矛盾 |
| 二、社会主要矛盾基本问题的理论思考 |
|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构类型 |
| (二)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特性 |
| (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价值 |
|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初步把握 |
| 一、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初次探索 |
|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与世界的认识 |
| (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初步分析 |
| 二、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转变与国共合作从酝酿到形成 |
| (一)从一大到二大与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转变 |
| (二)国内外时局变化的新认识与国共合作从酝酿到形成 |
| 三、社会主要矛盾逐步变化与国民革命从兴起到失败 |
| (一)从国民党一大到中共四大与主要矛盾认识的变化 |
| (二)五卅运动的开展与党对反革命力量的认知提升 |
| (三)党对主要矛盾转换的严重误判与国民大革命的失败 |
| 四、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重要创新成果 |
| (一)中国革命主题的初步确立 |
| (二)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初步运用 |
| (三)党对统战工作的初始探索 |
|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重大突破 |
| 一、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再认识与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
| (一)八七会议前后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认识与武装斗争的兴起 |
| (二)党对社会矛盾的全面分析与六大路线的基本确认 |
| (三)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重要进展与六大路线的坚持和推进 |
| (四)社会矛盾变化的深入把握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 |
| 二、党对社会矛盾的综合考量与中国革命战略的逐步转变 |
| (一)“左”倾领导者对主要矛盾的错误估量与中国革命的严重挫折 |
| (二)党对社会矛盾变化的综合考量与北上抗日方针的逐步实现 |
| (三)党对国内阶级变化的新认识与抗战统战工作的初步成效 |
| 三、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成功突破与抗日民族民主方针的调整和坚持 |
| (一)团结抗日新局面的形成与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完成 |
| (二)中日民族矛盾认识的不断深化与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 |
| (三)中日民族矛盾逐步解决与构建联合政府设想的提出 |
|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不断深化 |
| 一、抗战胜利前后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逐步把握 |
| (一)抗战胜利后的时局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准确把握 |
| (二)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爆发与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完成 |
| 二、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深化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 |
| (一)人民解放战争的重大战略转变与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入把握 |
| (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综合分析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 |
| 三、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逐步把握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把握与国民经济基本恢复 |
|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逐步认识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与贯彻 |
| 第五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经验启示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经验 |
| (一)全面分析国情及其变化是科学判断主要矛盾的现实基础 |
| (二)正确认识世情变化和时代特征是科学判断主要矛盾的重要条件 |
| (三)正确判断主次矛盾关系是科学把握主要矛盾转化的关键所在 |
|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科学把握主要矛盾的理论基础 |
| (五)正确认识和判断主要矛盾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当代启示 |
| (一)综合分析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及新变化 |
| (二)毫不动摇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 |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认识和解决主要矛盾的根本价值遵循 |
| (四)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 |
| (五)全面提升分析和应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综合能力和素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和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对象 |
| 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述评 |
| 二、国外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理论框架和主要内容 |
| 一、理论框架 |
| 二、主要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主要创新 |
| 第一章 政治领导力:确立起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袖集体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领袖核心的形成 |
|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高领导层变化 |
| 二、毛泽东党内领导核心地位的形成 |
| 三、领导特质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 |
| 第二节 组织确立领导核心的价值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点 |
| 二、政治学视野下领袖的作用 |
| 三、确立毛泽东领导核心意义 |
| 第三节 中央集体领导和政治领导力 |
| 一、中央集体领导形成过程 |
| 二、政治路线与政治领导力 |
| 三、战略策略与政治领导力 |
| 第二章 思想引领力: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 |
| 第一节 毛泽东思想的确立 |
| 一、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原因 |
| 二、毛泽东思想产生的过程 |
| 第二节 领导思想产生领导力 |
| 一、作为一种理念的思想 |
| 二、领导思想具有领导力 |
| 三、列宁建党学说的启示 |
| 第三节 毛泽东思想的引领力 |
| 一、毛泽东思想与领导哲学 |
| 二、毛泽东思想引领力的体现 |
| 第三章 组织领导力: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 |
| 第一节 党组织内部激励建设 |
| 一、红色文化 |
| 二、思想建党 |
| 三、延安整风 |
| 第二节 党组织能力建设 |
| 一、加强干部队伍能力建设 |
| 二、培养全党群众工作能力 |
| 第三节 党组织管理机制 |
| 一、灵活的组织机构 |
| 二、畅通的沟通渠道 |
| 三、严格的政治纪律 |
| 第四章 社会号召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 |
| 一、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
| 二、建立“三三制”政权组织 |
| 三、构建“相容性”制度机制 |
| 第二节 统一战线内部激励建设 |
| 一、通过共同领导发挥领导力 |
| 二、通过利益共享来赢得民心 |
| 三、发挥尊重激励的领导艺术 |
| 第三节 统一战线组织能力建设 |
| 一、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
| 二、因时而异的统战政策 |
| 三、因人而异的斗争策略 |
| 第五章 军队战斗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
| 第一节 军队组织激励建设 |
| 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
| 二、重视物质利益的激励 |
| 三、创新军事民主激励 |
| 第二节 军队组织能力建设 |
| 一、正确的军事战略 |
| 二、重视官兵能力提升 |
| 三、复合型的组织职能 |
| 第三节 军队组织管理机制 |
| 一、政治建军的优势 |
| 二、灵活的组织结构 |
| 三、严格的军事纪律 |
| 第六章 结论和启示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主要启示 |
| 一、对党的领导力的启示 |
| 二、对组织领导力的启示 |
| 三、对干部领导力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的学术成果 |
（4）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概念厘定 |
| 二、选题缘由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现状 |
| 五、创新价值 |
| 上篇 |
| 第一章 灾难母题生成的“中原场域” |
| 第一节 灾难母题的自然成因 |
| 第二节 灾难母题生成的人文环境 |
| 第三节 灾难母题的文学传统 |
| 第四节 灾难母题与创作主体的互文指涉 |
| 第二章 灾难母题的叙事流变 |
| 第一节 1949—1978：秉笔直书与人定胜天 |
| 第二节 1978—2000：多元杂糅与文化反思 |
| 第三节 2000—2015：日常叙事与生态建构 |
| 第三章 灾难母题的主题向度 |
| 第一节 跌宕起伏的命运主题 |
| 第二节 抗衡灾难的英雄主题 |
| 第三节 意蕴丰富的人道主义主题 |
| 第四节 中原文化的反思主题 |
| 第四章 灾难母题的叙事模式 |
| 第一节 写实型叙事模式 |
| 第二节 象征型叙事模式 |
| 第三节 荒诞型叙事模式 |
| 下篇 |
| 第五章 天灾母题 |
| 第一节 天灾母题的现实向度 |
| 第二节 天灾母题的“饥饿”表征 |
| 第三节 “人祸”的推波助澜 |
| 第六章 战争母题 |
| 第一节 战争母题的主题嬗变 |
| 第二节 战争母题的U型结构 |
| 第三节 战争母题的英雄原型 |
| 第四节 战争母题的诗学阐释 |
| 第七章 疾病母题 |
| 第一节 疾病母题的生成语境与类型建构 |
| 第二节 疾病母题的隐喻 |
| 第三节 疾病母题的诗学价值 |
| 第八章 矿难母题 |
| 第一节 矿难母题的生成追溯 |
| 第二节 矿难母题的欲望叙事 |
| 第三节 矿难母题的悲情与崇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5）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观 |
| 第二节 论文概念的界定及研究取向 |
| 一、关于“时代主题”概念 |
| 二、关于“历史教育”概念 |
| 三、关于“历史教育观念” |
| 第三节 相关学术史回顾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创新点和意义 |
| 第一章 建构国族：20世纪初历史教育观念的转型 |
| 第一节 经史为本与王朝新政：中体西用的历史教育观念 |
| 一、政事学：史为资治 |
| 二、考治求兴：清政府历史教育中的进化逻辑 |
| 第二节 改革派与西方史政视域下的现代国家政治启蒙 |
| 第三节 革命派与“民族主义”历史意识的塑造 |
| 第四节 国族意识与促进群觉：历史教育重心的变化 |
| 第二章 塑造国民：再造共和与民初历史教育观念的变革 |
| 第一节 民初教育思潮的激荡与历史教育观念的革新 |
| 第二节 共和基础：“民史”教育与科学、民主等价值渗透 |
| 一、学生本位、社会本位：“民史”教育与科学观念 |
| 二、平民主义与历史教育内容的生活化 |
| 三、文化史观：“民主”与“平等”的历史编纂视角 |
| 第三节 共和国民资格：历史教育中“公民教育”的价值发现 |
| 一、历史教育与“爱国”观念建构 |
| 二、历史教育与共和国民的养成 |
| 三、历史教育与“世界意识”的培养 |
| 第三章 形塑革命记忆：国民革命与历史教育观念的多元竞争 |
| 第一节 重建国家主体性：国家主义教育思潮与历史教育 |
| 第二节 革命与阐释：历史意识及史观竞争 |
| 一、唯物史观与革命的历史意识塑造 |
| 二、历史阐释的竞争——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 |
| 第三节 中外革命经验与改编：通俗史学与多样政治诉求 |
| 一、革命史的塑造与社会运动史的传播 |
| 二、“弱小民族”叙事与民族独立历史意识的表达 |
| 第四节 革命与正统：三民主义与历史的内在统一性塑造 |
| 第四章 强化民族国家认同：抗战时期历史教育观念的整合倾向(上) |
| 第一节 民族历史文化认同——民族主义与历史教育 |
| 一、民族主义：现实需要与历史教育的强化 |
| 二、对他国历史教育观念和实践的借鉴 |
| 三、历史教育与民族性 |
| 四、侧重本国史：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宣扬 |
| 第二节 民族目标认同——民族复兴与历史教育 |
| 一、阐扬国荣：民族复兴目标下的学校历史教育 |
| 二、纪念国耻：历史创伤与民族复兴意识的激发 |
| 三、树国榜样：民族独立运动、复兴史的宣传教育 |
| 四、殊途同归：“民族解放”与中共革命史塑造 |
| 第三节 国族认同——历史教育与边疆的再建构 |
| 一、历史教育视角：成为问题的边疆 |
| 二、专门化课程：“边疆”与“民族”的历史建构 |
| 三、求同抑异：在地化的边疆历史教育观 |
| 第五章 推进抗战动员：抗战时期历史教育观念的整合倾向(下) |
| 第四节 国防动员与历史教育 |
| 一、国防动员：“备战历史教育” |
| 二、坚持抗战：反帝反投降的历史教育观 |
| 第五节 民众动员与历史意识塑造 |
| 一、民众认知需求维度：民众历史意识引导 |
| 二、民众知识普及维度：社会化历史教育的形式和途径 |
| 三、民众政治觉醒维度：群众史观与“人民”为主体的叙事 |
| 四、民众使命意识维度：“人民代表民族”与中共的历史意识塑造 |
| 五、互动中的塑造：历史哲学化与民众历史认知需求 |
| 第六章 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互动微观考察—以英雄人物教育观演变为例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教科书中历史人物编写概况 |
| 第二节 “人的隐退”：民初历史教育观念的一种趋向 |
| 第三节 抗战动员与英雄、伟人教育观的凸显 |
| 第四节 英雄人物叙事策略与社会、政治诱因 |
| 余论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历史教育的价值诉求 |
| 第一节 作为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教育 |
| 第二节 作为政治动员工具的历史教育 |
| 第三节 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观念变迁 |
| 一、时代主题变迁与历史教育观念的特征 |
| 二、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变迁的评价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人民主体文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重点难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重点难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人民主体文化思想的形成 |
| 1.1 相关概念界定 |
| 1.1.1 人民 |
| 1.1.2 主体 |
| 1.1.3 人民主体 |
| 1.1.4 人民主体文化 |
| 1.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人民主体文化思想形成的基础 |
| 1.2.1 理论基础 |
| 1.2.2 实践基础 |
| 1.3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人民主体文化思想的形成过程 |
| 1.3.1 萌芽时期 |
| 1.3.2 发展时期 |
| 1.3.3 成熟时期 |
| 第二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人民主体文化思想的内容 |
| 2.1 毛泽东对文化的一般界定 |
| 2.1.1 文化的一般内涵 |
| 2.1.2 毛泽东对“文化”的定义 |
| 2.2 人民主体文化思想的主要观点 |
| 2.2.1 “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 |
| 2.2.2 “反对教条主义” |
| 2.2.3 不能“言必称希腊” |
| 2.3 人民主体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 |
| 2.3.1 坚持鲁迅的方向 |
| 2.3.2 建立革命的、民族的文化 |
| 2.3.3 教育人民,动员人民 |
| 2.4 人民主体文化思想的发展目标 |
| 2.4.1 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 |
| 2.4.2 建立人民大众的文化 |
| 2.4.3 建立科学的、民族的文化 |
| 第三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人民主体文化思想的特征 |
| 3.1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文化 |
| 3.1.1 “文化是人民的文化” |
| 3.1.2 文化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
| 3.1.3 文化应当为人民服务 |
| 3.2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国化”的文化 |
| 3.2.1 充分体现历史唯物主义人民主体思想 |
| 3.2.2 充分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 |
| 3.2.3 充分体现世界文化的人本思想 |
| 3.3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化”的文化 |
| 3.3.1 为大众服务的文化 |
| 3.3.2 大众参与建设的文化 |
| 3.3.3 大众享有的文化 |
| 第四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人民主体文化思想的实践 |
| 4.1 创办适合群众特点的学校 |
| 4.1.1 创办识字班、夜校、半日学校 |
| 4.1.2 积极发展妇女职业学校 |
| 4.1.3 创办干部培育学校 |
| 4.2 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 |
| 4.2.1 办刊物、墙报 |
| 4.2.2 成立工农群众文艺社团 |
| 4.3 建立人民为主体的制度 |
| 4.3.1 成立农民协会 |
| 4.3.2 建立现代工会 |
| 4.3.3 成立士兵委员会 |
| 4.3.4 成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及人民政府 |
| 4.4 制定服务人民的文化方针政策 |
| 4.4.1 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和总任务 |
| 4.4.2 提出文化统一战线的方针 |
| 第五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人民主体文化思想的当代价值 |
| 5.1 新时代的文化建设要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
| 5.1.1 文化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
| 5.1.2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
| 5.2 新时代的文化建设要反映经济政治的需要 |
| 5.2.1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
| 5.2.2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的反映 |
| 5.2.3 文化是一定的经济、政治的反映 |
| 5.2.4 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也要遵循这个规律 |
| 5.3 新时代的文化建设要源于人民、为人民所接受和认同 |
| 5.3.1 文化产品的题材、语言来自于人民 |
| 5.3.2 文化产品是人民熟悉、认同的 |
| 5.3.3 文化发展必须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 |
| 5.4 新时代的文化建设要歌颂人民的新生活 |
| 5.4.1 文化要反映人民生活的新需要新变化 |
| 5.4.2 文化要体现人民的新风气新风尚 |
| 5.4.3 促进人民对新思想的接受和认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 致谢 |
（7）《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的主要方法 |
| 1.3.3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1.4 相关问题的说明 |
| 第2章 新的历史境遇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机遇与挑战 |
| 2.1 中国革命乘势而进的现实诉求 |
| 2.1.1 世界反法西斯和中国抗战胜利在望 |
| 2.1.2 关于两种前途命运的斗争正在深入 |
| 2.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困境 |
| 2.2.1 “左”右错误羁绊 |
| 2.2.2 共产国际时时掣肘 |
| 2.2.3 理论水平尚属粗浅 |
| 2.3 中国共产党顺势而为的主动考量 |
| 2.3.1 思想基础:正反经验对比形成的认识觉悟 |
| 2.3.2 政治保证:自觉成熟主体的形成 |
| 2.3.3 外部因素:相对“安定”的环境 |
| 第3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历史决议》的酝酿与形成 |
| 3.1 多面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教训 |
| 3.1.1 领导群体对党的历史经验的多面总结 |
| 3.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与改造学习 |
| 3.1.3 1941年“九月会议”与《结论草案》 |
| 3.2 延安整风为《历史决议》的制定准备条件 |
| 3.2.1 教化先行:在学习文件中整顿“三风” |
| 3.2.2 成功示范:边区党历史争论问题的解决 |
| 3.2.3 中心环节:在广泛讨论中走向共识 |
| 3.3 《历史决议》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结晶 |
| 3.3.1 《历史决议》的正式起草与审议通过 |
| 3.3.2 “原则通过”后的“再完善” |
| 第4章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 |
| 4.1 《历史决议》确立党的思想路线的认识基础 |
| 4.1.1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实践反思的唯物史观 |
| 4.1.2 列宁提出的党性原则与斯大林的《联共党史》 |
| 4.1.3 毛泽东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历史观 |
| 4.2 《历史决议》确立党的思想路线的价值意蕴 |
| 4.2.1 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命线” |
| 4.2.2 总结历史经验是端正思想路线的重要途径 |
| 4.2.3 党的历史是进行思想教育的生动教材 |
| 4.3 《历史决议》确立思想路线问题的主要方略 |
| 4.3.1 审视“前车之覆”,以明主观教条之危害 |
| 4.3.2 澄清“路线是非”,以辨“主义”之真假 |
| 4.3.3 剖析“错误之源”,以正致力之方向 |
| 第5章 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公开确认 |
| 5.1 理论自觉与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
| 5.1.1 中国共产党对“理论贫困”的自觉认识 |
| 5.1.2 中国共产党创造“主义”的自觉行动 |
| 5.1.3 毛泽东思想形成体系并渐趋成熟 |
| 5.2 “掌握群众”与毛泽东思想的价值认同 |
| 5.2.1 思想统一的本质在于“掌握群众” |
| 5.2.2 “马克思主义实践家”身份的认同 |
| 5.2.3 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传播与接受 |
| 5.3 《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认 |
| 5.3.0 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
| 5.3.1 “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
| 5.3.2 根植于中国革命实践的正确理论 |
| 第6章 《历史决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评析 |
| 6.1 《历史决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 |
| 6.1.1 确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基调 |
| 6.1.2 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遵循 |
| 6.1.3 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方法 |
| 6.2 《历史决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局限 |
| 6.2.1 以“路线斗争”为主线的“中国化”叙事 |
| 6.2.2 “毛泽东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混同 |
| 6.3 从1945到198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发展逻辑 |
| 6.3.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主题的再确立 |
| 6.3.2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新概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8）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价值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中医及中医学 |
| (二) 中药及中药学 |
| (三) 中医药及中医药事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二) 简要评析 |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内容和基本框架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基本框架 |
| 六、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 |
| 第一节 中医药的历史作用及特点 |
| 一、中医药具有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 |
| 二、中医药长期以来对保障中国人生命健康发挥了重大作用 |
| 三、中医药具有便、简、验、廉的特点 |
| 第二节 西学东渐与近代否定中医药的思潮 |
| 一、西医的传入与近代否定中医药思潮的出现 |
| 二、新文化运动与近代否定中医药思潮的发展 |
| 三、近代否定中医药思潮的认识根源 |
| 第三节 近代维护中医药的抗争 |
| 一、民国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及中医界的抗争 |
| 二、废止中医案及中医药界的抗争 |
| 第三节 近代中医药事业的两种发展趋向及启示 |
| 一、废除还是发展:近代中医药事业的两种发展趋向 |
| 二、民族自卑与文化自卑: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根源 |
| 三、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动因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健康的责任担当 |
| 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要求重视人民的生命健康 |
| 二、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医疗卫生国情的认识 |
| 一、近代中国疾病多发 |
| 二、西医少,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 |
| 三、发展中医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 |
| 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
| 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提倡与应用 |
| 第一节 “中西两法治疗”的实践 |
| 第二节 “中西医合作”及“中医科学化”方针的形成 |
| 一、根据地建设和社会改造 |
| 二、边区的中西医矛盾和分歧 |
|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 |
| 四、“中西医合作”及“中医科学化”方针的形成过程 |
| 第三节 中医药事业的初步发展 |
| 一、提倡和鼓励使用中医药的最初规定 |
| 二、中医药人才培养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三、中医药学术研究团体的建立 |
| 四、中药研究的初步开展 |
| 第四节 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与评价 |
| 一、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 |
| 二、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 |
| 三、对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保护与改造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及其内涵 |
| 一、“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 |
| 二、“团结中西医”方针的内涵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认识分歧及政策调整 |
| 一、“封建医”还是“伟大宝库”——对中医药认识的分歧 |
| 二、从中医学习西医到西医学习中医—对中医药政策的调整 |
| 第三节 中医药方针政策的贯彻及中医药事业的曲折发展 |
| 一、过渡时期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起步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医药事业的曲折发展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与评价 |
|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 |
| 三、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扶持与推广 |
| 第一节 中医药事业的恢复和调整 |
| 一、恢复党的中医药政策 |
| 二、设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
| 三、整顿中医医院及教科研工作 |
| 第二节 “中西医并重”方针的确立及其内涵 |
| 一、依靠三支力量,促进中西医结合方针的形成 |
| 二、“中西医并重”方针的确立 |
| 三、“中西医并重”方针的内涵 |
| 第三节 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 |
| 一、中医药现代化建设的推进 |
| 二、农村中医药卫生服务的发展 |
| 三、中医药立法持续推进 |
| 四、中医药在医疗改革中的特色优势得到发挥 |
| 五、中医药教育及人才培养进一步发展 |
| 六、中医药服务和中医药产业广泛发展 |
| 七、中医药文化受到重视 |
| 八、中医药国际化深入发展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与评价 |
| 一、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 |
| 二、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 |
| 三、对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历史意义 |
| 一、根本改变了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 |
| 二、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了路径选择 |
| 三、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重要载体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经验 |
| 一、客观看待中医药的价值和作用 |
| 二、保护和扶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
| 三、西医学习中医是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教训 |
| 一、不能将中西医学术问题政治化 |
| 二、不能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展中医药事业 |
| 三、不能用西医思维发展中医药事业 |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启示 |
| 一、创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
| 二、按照中医药自身规律发展中医药事业 |
| 三、从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认识中医药 |
| 结束语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战略思考 |
| 一、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
| 二、正确处理中西医关系 |
| 三、推动形成中医药法律体系 |
| 四、做好中医药宣传,形成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的社会环境 |
| 五、树立中医药文化自信,推进中医药国际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民国时期《四川省政府公报》研究（193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分析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2 民国时期《四川省政府公报》的创办背景 |
| 2.1 民国以前政府公报的创办概况 |
| 2.2 民国时期政府公报的创办情形 |
| 2.3 川政统一与《四川省政府公报》的创办 |
| 2.3.1 刘湘与川政统一 |
| 2.3.2《四川省政府公报》的编辑、出版、发行简介 |
| 2.3.3 民国时期《四川省政府公报》的版面编辑特点 |
| 2.3.4 刘湘撰《四川省政府公报》的发刊词 |
| 3《四川省政府公报》创办初期（1935—1937）的栏目及重点内容 |
| 3.1《四川省政府公报》的主要栏目 |
| 3.2《四川省政府公报》创办初期发布的重点内容 |
| 3.2.1 “围剿”红军的各种方法与措施 |
| 3.2.2 保甲制度的推行 |
| 3.2.3 禁烟运动的推行 |
| 4《四川省政府公报》办报中期（1938—1945）的主要栏目及重点内容的变化 |
| 4.1《四川省政府公报》栏目编辑的变化 |
| 4.2《四川省政府公报》创办中期所发布的重点内容的变化 |
| 4.2.1 川军出川抗战与刘湘逝世 |
| 4.2.2 对出川抗战官兵的奖励和抚恤以及对抗战将士家属的优待 |
| 4.2.3 四川成为抗战大后方与政府征募壮丁 |
| 4.2.4 战时的粮食供应 |
| 5《四川省政府公报》办报后期（1946—1949）的重点内容 |
| 5.1《四川省政府公报》发布内容继续随政治形势变化 |
| 5.1.1 对抗战功勋进行表彰奖励 |
| 5.1.2 对抗战牺牲的官兵遗族发放抚恤金以及对汉奸的惩治 |
| 5.1.3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
| 5.1.4 国民政府征收的苛捐杂税 |
| 5.1.5 国共内战 |
| 6《四川省政府公报》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
| 6.1《四川省政府公报》的特点 |
| 6.2《四川省政府公报》的历史地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瞿秋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确立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的确立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关于《多余的话》及瞿秋白研究概述 |
| 1.2.1 关于《多余的话》 |
| 1.2.2 瞿秋白研究概述 |
|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特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特点 |
| 第2章 瞿秋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
| 2.1 中西哲学对瞿秋白早年哲学思想的影响 |
| 2.1.1 中国传统哲学对瞿秋白的影响(1919年五四之前) |
| 2.1.2 西方哲学对瞿秋白的影响(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0年4月期间) |
| 2.2 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初步形成时期(1920年4月到1922年底) |
| 2.2.1 人生观和世界观向社会主义的转变(1920年4月到1920年底) |
| 2.2.2 为中国人民探索一条新的革命道路(1920年底至1922年底“饿乡”之行期间) |
| 2.3 瞿秋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走向成熟时期(1923年到1935年) |
| 2.3.1 介绍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1923-1931大革命前后) |
| 2.3.2 扞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1931-1935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第3章 瞿秋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1 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联系 |
| 3.1.1 瞿秋白对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
| 3.1.2 瞿秋白对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 |
| 3.2 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分析 |
| 3.2.1 《现代社会学》 |
| 3.2.2 《社会哲学概论》 |
| 3.2.3 《社会科学概论》 |
| 3.2.4 《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和《马克思主义之意义》 |
| 3.3 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分析 |
| 3.3.1 瞿秋白对辩证唯物论的阐释 |
| 3.3.2 瞿秋白对唯物史观的阐释 |
| 第4章 瞿秋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时代性特征 |
| 4.1 民族生存危机——瞿秋白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背景 |
| 4.1.1 家国衰危寻救亡之路 |
| 4.1.2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中国的破产 |
| 4.1.3 十月革命胜利的榜样 |
| 4.1.4 “新时代”的活泼稚儿 |
| 4.2 思想文化论战——瞿秋白传播与推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 |
| 4.2.1 瞿秋白与东方文化派之论战 |
| 4.2.2 瞿秋白对唯心主义人生观之评析 |
| 4.2.3 瞿秋白与实用主义派之论战 |
| 4.2.4 瞿秋白与戴季陶主义之论战 |
| 4.2.5 瞿秋白与中国社会性质及中国社会史问题之论战 |
| 第5章 瞿秋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个性化特征 |
| 5.1 瞿秋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风格 |
| 5.1.1 构建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 |
| 5.1.2 构建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验基础 |
| 5.2 承前启后——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推动 |
| 5.2.1 继承与发展——完成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家的理论整合 |
| 5.2.2 影响与拓展——促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新态势 |
| 第6章 瞿秋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
| 6.1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
| 6.1.1 理论中介 |
| 6.1.2 承前 |
| 6.1.3 启后 |
| 6.1.4 哲学的遗憾 |
| 6.2 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 |
| 6.2.1 关于统一战线问题 |
| 6.2.2 关于武装斗争问题 |
| 6.2.3 关于党的建设问题 |
| 6.3 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贡献 |
| 6.3.1 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贡献 |
| 6.3.2 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贡献 |
| 6.3.3 毛泽东对瞿秋白思想的拓展 |
| 结束语 瞿秋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特色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四、略论长征途中红军最高领导者的变易（论文参考文献）
- [1]军事发包制[J]. 应星. 社会, 2020(05)
- [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研究[D]. 刘雯炀.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D]. 苗贵安.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D]. 段永建.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5]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D]. 邓燕.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人民主体文化思想研究[D]. 任晓华. 山西大学, 2018(04)
- [7]《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D]. 谭彩霞. 湖南大学, 2017(06)
- [8]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研究[D]. 胡永干. 武汉大学, 2017(06)
- [9]民国时期《四川省政府公报》研究（1935-1949）[D]. 罗晓霞. 四川师范大学, 2016(02)
- [10]瞿秋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D]. 邓会君. 西南交通大学, 20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