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是鲁迅的重要创作之一，读懂和辨清《野草》的真意，探究其思想与艺术的奥妙，是中外的鲁迅研究者们不懈追求的事业。自竹内好称许《野草》是“鲁迅文学的原型、索引、代表作，同时也是入门书”之后，日本鲁迅的研究者们或以《野草》来检证自己的鲁迅观，或将《野草》解读作为自己鲁迅观的来源或鲁迅研究的起步。日本的鲁迅《野草》研究在今天已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学术课题。在《野草》研究领域，日本学者的研究是能够给予我们一些启发的。竹内好、丸山昇和伊藤虎丸，是将《野草》放在自己的“鲁迅像”中进行解读的。“回心”在竹内好的鲁迅研究中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语词，研究“回心”思想之于研究“竹内鲁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野草》恰恰可以成为理解竹内好“回心”观的一个门径。在“形而上”的意义上，竹内好认为，小说中暗示着的“非存在”，在《野草》中表现了。而在“形而下”的意义上，“回心”体现于主体在历史情境中的“抵抗”。竹内好战后以自己的鲁迅研究介入日本文化争论的名作《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中，解读的核心文本之一，就是《野草》中的那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竹内好在其中看到的，是鲁迅对于“人道主义”的“抵抗”。丸山昇鲁迅研究的学术特色之一是“以史证文”，即凭藉作家的生平史料与当时的历史状况来解读文学。丸山昇在此以之“证文”的“史”，是鲁迅致力政治革命、在政治革命真正到来后却痛感挫折、在挫折与困顿中以一己之力维系着革命理想的“心灵史”。丸山昇研究《野草》的另一个着力点，是《野草》的写作与鲁迅的“现实战斗”之间的独特关系。在丸山昇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裂和退潮，使得鲁迅的“呐喊”似乎只剩下寂寞的回声，这时候，他就必须首先明确自己是“作为谁”进行战斗，也就是需要解决“我是谁”这个亘古常新的问题，这就是《野草》承担的工作。丸山昇的这个思路，对于我们认识《野草》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是有帮助的。伊藤虎丸是将鲁迅歌颂的“摩罗”理解为耶稣精神之化身的。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野草》中《复仇（其二）》一篇写的耶稣正是真正的基督教精神中信仰的那个耶稣。也就是说，鲁迅虽然改写了“福音书”中关于耶稣本质的重要情节，但是，鲁迅却是真正理解了“福音书”中耶稣的本质的。他特别地强调了《复仇（其二）》之中，所蕴含的“异质”精神力量，或“超越”倾向。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野草》都与伊藤虎丸鲁迅研究中“个”的思想符合一契，《野草》对于“伊藤鲁迅”的鲁迅像来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在日本，汉语作为研究者们的外语，在研究现代汉语文学经典时使用笺注的方式成为他们的一种有效途径，他们由此不但得以克服语言造成的障碍，而且也从字句的探究中找到了一些理解《野草》文本的线索，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体现了日本鲁迅研究在“文献”和“实证”方面的优长。日本知名的鲁迅研究者木山英雄、片山智行和丸尾常喜都有以笺注形式写作的《野草》研究专著。这三家笺注都是在明确的、有意义的问题意识之下进行的实证研究。木山英雄的问题意识是鲁迅“主体建构”的逻辑与方法，片山智行的问题意识是鲁迅的“现实主义”，丸尾常喜的问题意识是从《野草》中寻找处于“耻辱与恢复”运动“彷徨期”的鲁迅之心声。三家笺注都对《野草》进行了一丝不苟的词语释读和旁征博引的意蕴读解。《野草》中的《复仇》和《复仇（其二）》，和以“我梦见……”开头的篇章，在三家笺注中都受到较多的关注，笺注的内容都比较详实丰富，而且都形成了一定的阐释体系。比读这些篇章的笺注，可以看到他们思路和方法的不同，也能够给我们多样的启发。以比较文学的方式来研究鲁迅的《野草》，这样的研究成果在迄今为止的日本《野草》研究中占了不小的一个比重。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日本研究《野草》的学者，更是自觉地在这个方面做出努力，力图以实证的态度和比较文学的方法，丰富竹内好、丸山昇等前辈大家的《野草》研究。这种努力中最杰出的一部分，其成功之处首先不在于给此前在日本已经形成的《野草》阐释框架带来了多大的冲击或新变，而是在于给比较文学方法本身做出了一些很成功的、甚至是有一定创造性的示范。山田敬三的比较研究围绕着《野草》中的“存在主义”展开，他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主要不是从思辨的角度而是从“玄想”的角度认识《野草》中鲁迅的“存在主义”。另一方面，山田敬三也不是以存在主义的定义和经典论述作为《野草》的参照系，而是以一些与《野草》中篇章多少有着类似之处的文学作品作为《野草》的参照系，在文学作品与文学作品的比较中论证《野草》的“存在主义”。藤井省三的《野草》研究有着独具特色的比较思路，即追寻“文学资源”。他的《复仇》与《复仇（之二）》研究，是以鲁迅这两篇作品中体现的思想与情感脉络为主轴，追溯作品中意象的来源，让我们得以从鲁迅作品的伟大，体会到文学传承的价值与意义，也从文学传承的事实中，进一步理解了鲁迅作品的伟大。他的《希望》研究则追溯作品的“诗意”资源。藤井省三的《野草》研究，涉及的是文学传承的一种方式，即“文学资源”的传承。他的研究表明，鲁迅写《野草》时所传承的，是基于某种相似思想或相似情绪的意象与诗意的语言，而鲁迅能以这些意象和语言，表达自己独特的思想与情绪，升华了这些意象和语言的艺术性与思想性，熔铸成了独创的、优美的作品。相浦杲的《野草》比较研究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点是以句式分析的形式来研究《苦闷的象征》对《野草》的影响。对于《野草》的“象征主义”风格，相浦杲也联系《苦闷的象征》做了独到的说明。《苦闷的象征》之外，相浦杲在他的论文中还研究了《野草》风格与题材的其他渊源。综观日本的《野草》研究，除了其具体成果富于启发性之外，还有着重视实证研究、擅长比较研究、问题意识明确、重视见解的独创性、以诗意的方式理解散文诗这样五个优长，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