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洋山深水港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枢纽港,也是中国大陆首个在海岛建设的港口。港口的进一步建设及外来船舶的增加对洋山深水港海域的生态系统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大量外来货轮的停靠使洋山港成为附着生物入侵的高风险区。本论文对洋山港海域水环境的周年变化、码头及港湾污损生物的群落结构及多样性现状、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和历史变迁、白脊管藤壶对码头生态环境的形态适应进行了调查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 2009年对洋山深水港海域的水环境因子进行周年的调查研究。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洋山深水港海域表层水温、溶解氧、pH、盐度、电导率及悬浮物含量均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变化（p﹤0.01）,季风和海流在洋山深水港海域水环境变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悬浮物含量与盐度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长江口外泄泥沙的直接扩散对洋山港海域水体含沙量的影响较小,洋山深水港海域含沙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波浪、潮汐及海流对当地浅滩的掀扬及输送。（2） 2010年5月对洋山港码头的污损生物群落结构及多样性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共采集到污损生物17种,网纹纹藤壶和僧帽牡蛎为优势种（Y=0.396,Y=0.250）。从高潮区到低潮区,污损生物群落结构明显不同:种类数、密度及生物量基本呈上升趋势,均匀度呈明显下降趋势,而多样性指数则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对覆盖率和多样性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洋山港污损生物覆盖率与多样性指数呈一个单峰上拱的曲线,覆盖率在30%-40%区间内污损生物多样性最高,该结果在Shannon-Wiener、Margalef及Simpson三种多样性指数中均支持中度干扰假说。（3） 2009年3月至2010年3月在洋山港海域进行周年污损生物挂板调查研究。共记录污损生物19种,隶属于5个类群,优势种为僧帽牡蛎（Ostrea cucullata）、网纹纹藤壶（Balanus reliculatus）、大室膜孔苔虫（Membranipora grandicella）、厦门华藻苔虫（Sinoflustra amoyensis）、双钩楯琥珀苔虫（Aspidelectra bihamata）、中胚花筒螅（Tubularia mesembryanthemum）、曲膝薮枝螅（Obelia geniculata）和亚洲帚毛虫（Sabellaria ishikawai）。种类组成以广布种为主,同时具有河口低盐种的部分特征。洋山港污损生物的附着高峰期是6～10月份,除冬季月份外,其余月份均有生物附着。受盐度、水流及泥沙含量的影响,洋山港污损生物的附着生物量较小,月板、季板及年板的平均附着生物量分别为9.20g/m2、127.20g/m2和774.04 g/m2。另外,对洋山港污损生物1周年的群落发展及物种演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洋山港污损生物群落结构不稳定,种类演替较为明显。（4） 2009年10月～2010年7月对洋山港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进行四个季度的调查研究。共采集到大型底栖动物61种,其中软体动物22种,环节动物16种,节肢动物12种,苔藓动物5种,腔肠动物4种,星虫动物门和棘皮动物门各1种。优势种为短滨螺（Littorina brevicula）、多齿围沙蚕（Perinereis nuntia）、日本笠藤壶（Tetraclita japonica）、齿纹蜑螺（Nerita yoldii）和特异大权蟹（Macromedaeus distinguendus）。洋山港海域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的种类组成以广布种为主,同时具有河口低盐种的部分特征。运用ABC曲线、等级聚类和MDS对大型底栖动物进行群落结构分析发现:大洋山断面的潮带间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尚未受到干扰或干扰较轻,群落结构相对稳定;而圣姑礁断面的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受到了中度的干扰,群落结构稳定性下降。与历史资料相比,圣姑礁大型底栖动物在密度、生物量及Shannon多样性指数均有大幅度的降低,这与洋山港海域盐度的升高、原始生境的改变和人为干扰的加强具有重要关系。（5） 2009年夏季,对洋山港码头桩柱白脊管藤壶的形态特征参数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调查研究。相关性分析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洋山港码头附着的白脊管藤壶形态特征受海流和光照强度的影响较大。海流主要影响白脊管藤壶的壳高底长比（H/L）,随着海流冲击力的增大, H/L变小,白脊管藤壶形态由陡圆锥形趋向于低圆锥形;而光照则主要影响白脊管藤壶的壳口面积容积比（Sa/V）,Sa/V随光照强度的增强而变小。相比其它研究,洋山港码头风浪较小且码头桥墩所受光照强度较低是导致白脊管藤壶H/L、Sa以及Sa/V较大的主要原因。